张发奎评政客：白崇禧很阴险 陈璧君对日强硬

小徐614

张发奎评政客：白崇禧很阴险 陈璧君对日强硬

2009-6-12

核心提示：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陈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陈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敢于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核心提示：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陈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陈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敢于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张发奎

《张发奎口述自传》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派专人来香港访问张发奎上将四百多次、并在港台两地专访有关军政人员予以核实后整理而成的。其英文原稿沉睡在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四十多年，沾满灰尘，迄今无人将此1089页英文原稿完整地译成中文。张发奎在访谈中说话坦率，牵扯到个人恩怨政坛是非的字句甚多。故他在第廿章脚注中声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内容不得公开”，其他章节涉及人物评价便吩咐记录者用双括弧圈起，暂不公开。

如今，张将军作古已28年，他所月旦的政坛人物全部都已魂归天国。笔者于2005年7月赴美时，由哥大讲座教授夏志清陪同，买下了张发奎口述历史的中文版权。至此，发表这些谠论已百无禁忌，在该书中文版面世前，先将这些最精彩的内容献给读者，相信对廿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不无小补。

李宗仁欠缺毅力白崇禧非常阴险

“蒋先生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高级军官告诉他:他们一定能消灭共军。看上去都信心十足，人人都不敢说出相反的观点。…蒋先生派人担任不同的职务犹如在麻将台上换位子，就这几个人轮换着这些职位。”“我认为‘不成功则成仁’是不智的。死守这种战略是严重的错误，死守有什么意义呢?死了人如果无补于事，则这种牺牲是没有价值的。宋美龄女士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守一两个月，将可引起国际干涉和支持，因而我军先后增兵六十个师，以致国军元气大伤，影响南京过早失陷。”“径自越级指挥，是蒋先生常犯的毛病。最高统帅部任意分割建制和随便破坏战斗区分的事情，乃是世界战史上绝无前例的做法。”“焦土政策对敌人不会造成很大障碍，可老百姓却深受其害，把自己同胞的家园烧得一干二净。”“蒋先生应扪心自问:他有没有能力消灭共军，如果答案是能够，他就不必接受马歇尔的调停，如果不能，他就该诚心诚意同中共谈判。他谈判与剿共同时并举，引起马歇尔对他发怒且责备他不诚实。马歇尔几次上庐山求见，蒋故意去奉化避见，此举严重开罪了美国，导致大陆沉沦。”

对于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张发奎说:“一开始我就不认为他会成功，因为他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

对“太子派”首领孙科的评论:“他学问渊博，但私生活异乎寻常。”

对李宗仁的看法:“他的军事才干很普通，做事欠缺毅力，作茧自缚，犹如风中之烛。”“李宗仁在坚定、耐力方面远远不及蒋先生，他缺乏不拔之志，还学会了中国政客的机巧权术，吹牛皮放大炮。”对李宗仁七十四岁返回大陆之举，也颇不以为然，“在流亡海外十六年踏入老年后再作冯妇是不智的。”

对于张群出任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的看法:“政学系是一群渴望做官的人，那是一群没有政策的官僚。”

对国舅爷宋子文:“他真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

对白崇禧的看法:“他有军事天才，足智多谋，但非常阴险，不坦率，遮遮掩掩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桂系领袖都是这一类型。徐蚌战场危急时，蒋先生想把桂系部队从武汉地区调到前线增援，虽然武汉没有险情，但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拒绝了。既然是奉命调走，一旦武汉因而失守，他是不必负任何责任的。”

汪精卫软弱无能阎锡山狡黠圆滑

胡汉民“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器度”。

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陈璧君“以玩弄政治为乐，对汪精卫的革命精神起了负面影响”。

陈公博“官气十足，私生活不正常，这种人竟攫取了高官厚禄”。

“陈诚有时做事不很公平，他要我代表李芳郴向蒋先生求情，盼望我要求蒋先生宽恕李芳郴。我拒绝了，毕竟李芳郴是违反军令临阵退缩的罪人。我到韶关不久，陈诚要我给他的保定校友郭思演安排一份职务，郭原任虎门要塞司令，日军逼近广州时，他率先逃跑，最高当局要求逮捕郭。我拒绝了陈诚的请托，我无权给郭洗脱罪名。”

“阎锡山以及大多数北方武人都很狡黠也很圆滑。”南方军人又如何呢?张发奎指出，1936年6月初的两广事变是“李宗仁与陈济棠以抗日为幌子从事分裂国家反对中央的活动”。

“陈济棠对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东江地区走私钨砂运往香港一案持眼开眼闭态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笔税收流入了余汉谋个人以及其下属的腰包。”在余汉谋倒戈后，陈济棠陈维周弟兄挟公款两千六百万元乘英国军舰蛾号逃到香港。

“‘八·一五’在上海南翔长官部召集军事会议时，自机临空，警报突至。不要以为基督将军(冯玉祥)身材魁梧，练兵有方，但胆子极小，他夺门而出，踉踉跄跄，向外面田塍直奔，一个不留神，滑脚跌进了稻田，弄得浑身上下尽是泥浆，使与会将领张治中、杨虎等都为之忍俊不禁。”“冯玉祥是不可信任的，整天好像在做戏，常常穿着士兵的服装作秀，看上去很古怪。我对北伐军政务局长说这是个野心家，他也同意我的看法。”“有一个在冯手下任参谋的同学告诉我:有一次冯在开封召集会议，原定早上八点开会，冯迟到了半小时，乃宣称自己犯了过错，理应掴掌。于是，他下跪，自己打自己耳光，还左右开弓轮着掴。所有在场官兵不得不跟着下跪，且自我掴掌。”

孙立人恃才傲物杜聿明心高气傲

“恃才做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蒋先生的信任。”

吴稚晖“暗中支持李济深，李的女儿拜吴为老师，由李济深每月付五百大洋柬脩。吴常常说自己不在乎，他太伪善了。戴季陶也十分伪善。我在第二次护党救国运动的通电中所提的‘恶化腐化势力’就是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之流”。

郭沫若“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作风懒散，却很健谈，口才便给”。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他必须为长沙大火负全责，我认为应该枪毙的是张治中，而非长沙警备司令酆悌。”

东北行营主任兼行营政委会主任“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是个小有才干的军入，但心高气傲”。

“蒋先生与国民政府第二个重大军事失误是在共产党问题获得解决之前就下令裁军。许多军级单位被裁撤，导致军官们突然失业。问题不在于给他们 (安插到后备军官团)吃饭就够了，此举影响士气。裁减军队、与民生患这是对的，可是执行过程太仓促了，这是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观点。这事又得归咎于陈诚，此人 鼓吹裁军最力，又十分冲动。”

八年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

1936年蒋先生任命薛岳为贵州省主席后，龙云与薛结拜成金兰兄弟，“我不喜欢这类东西，这属于封建性质。在军阀时代，这种结拜弟兄具有政治谋略的特性。当军人想利用别人时，他们便以交换红帖子来变成义兄弟，帖上写着‘同生共死’云云。”

“在共军与土匪被赶走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入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一百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我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军人通常喜欢夸大战绩，张发奎却截然相反。他说:“老百姓称赞我的炮兵是神炮，虽然击中了出云舰，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大炮火力不够。我们一开炮，敌军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实上，出云舰没有遭受伤亡”。“我们的船舰太小，效益不彰，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敷设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汉奸‘水老鼠’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竖立横跨长江的铁丝栅栏网，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那可不顶事。”“在淞沪会战，我们的空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几乎是耗尽了。剩下的飞机不敢出外攻击敌军，而敌人的飞机却低飞掠过我军阵地，日以继夜。我们的高射炮没有击落过敌机。有时我们派蛙人去炸敌舰，可是未曾对敌舰造成重大损伤。”张发奎不浪杀人不念旧恶

对于国民党在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只是监督部队长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

对于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地方基层建立的保甲制度，张发奎认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许多民众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人民厕身其中。以前村长是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保甲制度却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保长压甲长，甲长压迫百姓，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像民谚所说:一个香炉一个鬼。”

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陈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陈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敢于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荣获“铁军”之誉。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谢膺白，在中共的武汉战犯管理所中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抨击，但也毕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另一位在第四军当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也在大陆的“政协文史资料”中撰写《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称“张氏有其他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日: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反对英军在香港受降

张发查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以伺候孙中山的虔诚来效忠汪精卫，但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氏叛国投敌。虽然张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抗战胜利后，盟军总部原已决定第四战区派大员去香港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仪式，但英相丘吉尔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面子，便要求美国人去游说蒋介石，最后蒋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礼。张发奎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到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之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团。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战胜利后，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任上，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卫映章的姘妇贝安加，并派兵包围法国驻穗领事馆，强行搜索该犯之来往文件档案，勒令法领事当面签字认错。1945年10月断然派刘绍武师长事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1948年1月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警告港英当局停楚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凡此种种都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