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任总理很像邓小平 一念间把矛盾转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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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新任总理很像邓小平 一念间把矛盾转化资源

2014-05-30 06:37:15

来源：和讯网  作者：洪清田

　　编者按：香港《信报》刊文指出，短期而言，莫迪的「自我松绑」，给“他者”自由、也给自己自由，给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参照和启示是：“有权者如何运用权力? ”中期而言，中国GDP开始「由上而下破七」，印度GDP开始“由下而上破七”；莫迪如能在印度其他地方复制他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只要不失败、就是成功，将另竖一个经济模式，往下20、30年成为“印度（经济）模式”（道路必然崎岖曲折，但应不如中国大反复）。长期而言，往下40、50年可以由经济与政治而社会及文化，成为综合的“印度模式”。和讯网特摘编如下，以供学术界和理论界参考。

　　当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以我为主」，自我捆绑在层层「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中以倾国之力发功，加大力度，以为自己愈来愈主动、实则愈来愈被动时，印度新总理莫迪出乎意料，忘我、放下，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贵族与贱民、传统性与现代性、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苦行僧文化与经济发展、民粹与民主、暴政与仁政等等「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中，主动解开一些死结。

　　这个对照，又一次折射现阶段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同样面对现代化的历史考验的不同取向和途径，以及各自学习外来者的方式，以至内里深层文化基因、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历史背景和世界观。

　　莫迪可能像邓小平，抓住历史给他的机会，在层层迭迭的数个「无可能」中，无惧「无可能」，走进去，以一个问题处理另一个问题，以一个「无可能」解决另一个「无可能」，一念间把矛盾转化资源，化互耗阻力为发展的动力。

　　短期而言，莫迪的「自我松绑」，给「他者」自由、也给自己自由，给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参照和启示是：「有权者如何运用权力?」（一如「有钱者如何用钱 ?」）。中期而言，中国GDP开始「由上而下破七」，印度GDP开始「由下而上破七」；莫迪如能在印度其他地方复制他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只要不失败、就是成功，将另竖一个经济模式，往下20、30年成为「印度（经济）模式」（道路必然崎岖曲折，但应不如中国大反复）。长期而言，往下40、50年可以由经济与政治而社会及文化，成为综合的「印度模式」。

　　降大任于莫迪

　　印度独立70年来反复摸索，1980年人民党成立，依靠基层弱势社会及中小商、印度教及民族主义的三股保守主义势力，主张自由经济及甘地式社会主义，对抗新旧建制既得利益及精英阶层及集团，在野及执政的极端主义政见、口号及手段曾惹国内外非议，视为对（西式）政治民主及经济自由主义的威胁；但1998年较长期执政后开始经济自由化，新科技（信息软件）兴起，但管治行政低劣、机关体制及基建失效依然故我。

　　如今可能是印度最好的机遇，多种千百年计的积压深重、结构上不可协调的矛盾「突然」可以消融，可以统合成多元一路的取向和途径，由经济与政治而社会及文化的立体转型，降大任于莫迪，但不会止于他一人。更长期而言，这是中印两个东方文明古国5000年现代化复兴的比较，怎样产生新人种、新社会及新文化(300336,股吧)（亚洲除了以色列，只有南韩完成完整配套的「质变」）。

　　晚清以来百多年，先是崖岸自高，坚持「以华变夷」、不屑「以夷变华」，接触贸易也不肯，连番败北割地赔偿才半心半意外望、不情不愿学点皮毛救急。中国先是学西洋（英国），无成；继而转向东洋，无成；再转回西洋（德国美国），无成。每阶段学的都囿于「中体西用」，只及于技末皮毛，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远不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洋体和魂」。

　　毛泽东秉承五四运动精神，深知数千年古文明积重难返，但走错路向，又不知所止，由他一人由上而下号召全民由下而上主动自觉「体、用、魂」立体改造转型，结果是陷入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六四的集体主义黑洞。

　　毛泽东30年实验后，邓小平回归张之洞未竟之业的「中体西用」；30年开放改革创出经济奇迹后，习近平两年来的惯用语是「五千年文化复兴」。现在「洋化/西化」固然政治不正确，日常通行用语是「转型」，「现代化」也是「西方本位」用词，开始成为贬义词。中国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本位」，近似印度人民党80年创立时的「印度（﹝传统﹞文化）本位」。习近平仍用集体主义党政宪军警单一制（Unitary System）解决千百年来和数十年来的老大难痼疾，视现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政治及宪政改革为「邪路」。

　　由救亡自强、西化现代化和复古复兴，中国囿于集体主义「以我为主」，未能忘我、放下，没有百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和当代印度那样开放思想和眼界视野，根本未进入问题。

　　现代世界价值观都是建基于个体及个体性（the individual/individuality），但中国没有「个体及个体性」（只有「中国人」，没「（个体）人」），中国的现代化须新生「个体及个体性」。

　　「象与龙」开始比较

　　幸或不幸，香港百多年较多层次、配套完整产生「个体及个体性」，应是中国第一个产生「个体及个体性」的地方，为「中国、中国政经体制及官僚机关、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哲学道德价值」添加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个体及个体性」，能中国所不能，但如今中国不但不肯定（只有开放改革初期的「略识之无」），寻且视香花为毒草，九七问题初起便千方百计限制香港的「个体及个体性」，只要「繁荣安定」、不要产生「繁荣安定」的「个体及个体性」及以「个体及个体性」为基础的（类）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国族体、法治、科学、民主、教育、管治、生产力、创造力、自治、价值观。1989六四及2003七一后，中国加大力度以倾国之力直接改造香港群族/社会，香港文明渐消逝，再难成为中国的对照体系。

　　由救亡自强、西化现代化和复古复兴，中国和印度有不少问题和方法可以参照，但中国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极少望向印度，过去十年才开始「象与龙」的比较。香港文明渐消逝，再难成为中国的对照体系，可能由印度代替香港给中国参照体系。过去中国拒绝现代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政治及宪政改革时，总爱举印度作为「反面教材」，现在历史迫中国看印度怎样（成功）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古文明「救亡自强、西化现代化和复古复兴」过程中、中国逃避了近200年的老大难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