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 “异地侦查”需要制度跟进

小徐614

据多家媒体报道，湖北巴东女子邓玉娇刺死镇政府官员一案发生后，鉴于案件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包括多名律师在内的众多网友连日来纷纷撰文，要求公安机关对案件实行异地侦查，以避免影响公平公正办案。

邓玉娇案到底有没有异地侦办的必要？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必要确实存在。比如，邓玉娇是属于“正当防卫”还是涉嫌“ 故意杀人”？她是被人两次“ 按倒”还是“推倒”？被刺官员到底是要求“特殊服务”还是“异性洗浴服务”？作为重要证据之一的邓玉娇内衣内裤，为何在律师取证之前被“突击清洗”？凡此等等，既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走向，又对当事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正是在这些关键环节上，不仅社会舆论众说纷纭，巴东警方的几次情况通报也是前后矛盾，遭到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让当地警方集体“避嫌”，将案件交由异地公安机关去侦办，不失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途径。

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却很难找到有关异地侦查的法律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有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的规定，而没有侦查管辖的概念；虽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但邓玉娇的“所在地”和“案发地”均在巴东，“异地侦查”没有现成的规定可以适用。也就是说，对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公众虽然有要求异地侦查的想法，但变更侦查管辖机关，却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也即无法突破现行制度的制约。

问题是，从当前公众的关注中来看，已透露出对当地公安机关的极大不信任，更有人直言不讳，称巴东警方“像被刺死官员的辩护律师”，对其办案的态度与立场表示严重怀疑。试想，如果巴东警方的案情通报真代表了警方对整个案件的看法，并最终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无论法院的审判结果如何，都必将导致公众对事件公正处理的合理怀疑——虽然该案还没进入最后的审理程序，但由于异地侦查的缺位已经造成公众对当地警方的客观性、公正性的不信任，这个尴尬似乎注定了很难避免。

邓玉娇案再次说明，刑事诉讼法在异地侦查管辖方面显得相对滞后。要使相同类型的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显然，刑事诉讼法就应当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综合考虑如何维护法治权威至上性，增加异地侦查管辖的规定，对异地侦查管辖的司法操作做出进一步规范，确保以“看得见”的程序正义为基础实现实质正义，让司法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经得起法律的严格检验。


我们正在错过发现邓玉娇案真相的机会

作者:单士兵

处于舆情震荡中的邓玉娇案，正持续呈现一幕幕吊诡与悬疑。真相依旧没有出现，似乎还越来越远。

刺死无良官员的邓玉娇，现在还活着，还能说话。生者这种寻常姿态，是生命尊严与价值的依存，想必会是死者无限羡慕的事。比如，即便是活得如此逼仄的邓玉娇，也一定让曾经裸身猝死的湖南湘潭青年女教师黄静在地下羡慕。人死不能开口，清白与公正，只能让活人来说。

那起曾激起网络舆论极度关注的湖南黄静案，早就落下大幕。但直到现在，当年到底是怎样一场“特殊性行为”让黄静死去的，在无数人心中都是祛散不了的迷雾。随着曾在网上被千夫所指的嫌疑人姜俊武无罪释放，黄静案在一些法律专家津津乐道的“疑罪从无”中结束了。

这里绝无意对黄静案判决本身有所质疑。更何况，死者安息，生者自重。只是，“疑罪从无”的法律理性，未必等同于真相还原与正义实现。当年黄静案取证，在经过关键物证接二连三蹊跷地丢失、毁损之后，才成就了“疑罪”事实。黄静死了，不能说话。证据毁了，疑罪从无。黄静案所谓的公平与正义，就算体现了一定的法律理性，却永远未必被公众情感真正接受。这，当然是司法重大遗憾。

“让证据说话”，这是美国华裔鉴识专家李昌钰的名言。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问题只是，当证据陷于失踪与毁损，谁还来为正义说话？邓玉娇案就正在重演黄静案的证据情境。日前，邓玉娇告诉律师，她受到了性侵犯，她的胸罩和内衣就是载体；然而，就在邓玉娇“被强奸”的消息出来后不久，放置了11天的邓玉娇衣物，突然被其母张树梅全部清洗，律师也突然被张树梅“解雇”。

最重要证据消失了，而且极其诡异消失了。试问，为何案件发生十多天，相关司法人员都没有提取胸罩和内衣这样重要证据呢？为什么邓玉娇“被强奸”消息一出，这些证据随即被清洗了？听完邓玉娇“被强奸”情况，抱头痛哭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律师为何突然被解雇了？这一切，都让人对真相有着无限的猜测。活着的邓玉娇，内心是通彻的，就算她说出真相，没有可以帮她说话的证据，她与当时死去的黄静，已经没有不同。公众也都看不见内心的正义。

邓玉娇案重演黄静案的证据情境，这比当年的黄静案更吊诡，更残酷，更有损法治公信力。毕竟，黄静案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一生一死，无可对证。而邓玉娇案不同。那一晚，被刺死的邓贵大曾要求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并用一叠钱击打邓玉娇的头部，还屡次把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这一切，同去的黄德智、邓某都在场。而经过舆论苦苦追踪，当地官方才公布“邓某”身份，声称此人系“野三关镇财经所转制分流人员”，并强调“其没有违法行为”。难道一个带着“临时工”身份底色的人，也要让当地官方长久讳言吗？为何这个人没有做为人证提供当时具体情境呢？谁让这么多的人证消失于公众视界？

邓贵大、黄德智与邓某，都是被邓玉娇称为“畜生”的人。即便他们真的强奸甚至是轮奸过邓玉娇，现在都很难去证实了。在失去证据支撑之后，邓玉娇“被强奸”只能是自说自话。如果真是如此，活着的邓玉娇，比死去的黄静更悲情，更痛苦，因为她要面对现实更多的丑陋与不堪。对于邓玉娇案，法律理性已经又成为一些专家的标语口号了。在法律的场域内，如果真的能够还原真相，能够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当然是最理想的事。问题是，证据诡异消失之下，“疑罪从无”真的承载得了法律全部正义吗？

是的，现在我们正在一次次错过发现邓玉娇案真相的机会，重蹈黄静案取证的覆辙。如果只知道津津乐道于“疑罪从无”所谓法律理性，而看不到司法正义蒙辱的一面，那么，这样的法律理性，最终就一定会输给民意沸腾之下的常识判断。


回归司法邓玉娇案才能求得公正

新京报社论

眼下，邓玉娇案已基本暴露在阳光之下。侦查机关的每一次通报，都在接受舆论逐字逐句的解读。

与之前一边倒的质疑公权不同，更多的信息披露也带来了更多的理性。曾经强烈批评警方欲将邓女送交精神鉴定的公众，不少人倒戈质问为何还不鉴定。显然，他们已经懂得，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作为嫌疑人的邓玉娇而言，是权利，更是保护。

两位律师在会见邓玉娇后的抱头痛哭，以及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也遭到了一些网民的批评。从案件事实看，邓女的遭遇并不比其他强奸案(既遂或未遂)更惨烈。试想，若两律师为习水性侵案中的被害幼女代理，情绪又将如何？当然，律师也可以有喜怒爱恨。但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必须学会控制情绪，在媒体面前更应保持冷静，因为只有理性的法律思维，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判断较之舆论判断的最大区别，在于司法只能“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看到，邓玉娇案于舆论场中，实则背负了公众寻求普遍的社会正义的期盼。若邓玉娇案不能公正处理，社会心理危机必将加剧。而若要求得邓玉娇案的公正处理，就必须回到司法的场域。

从法律看，邓玉娇声言被性侵犯，仅仅是嫌疑人的陈述。关键还在于，必须有证据证明邓贵大等人其时确实正在性侵邓女。要知道，只有经合法证据证明的事实才能被称为法律事实，进而可以作为司法裁断的基础。若无证据，即便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也只好推定为没有发生。在此，公众仅仅根据警方通报的事实，或邓女及其律师所声言的事实，来作道德判断，实则缺少法律意义。理性评估舆论的功用，未来的走向还是要转而诉求程序性的监督，以免法律之外的舆论声浪虽大，一进入司法场域却又无法得到司法的认可。

从程序上看，邓玉娇案的一些关键证据并未曝光。于侦查阶段，为保障案件的调查顺利进行，法律确实允许侦查机关保有一些秘密。但侦查机关的法律使命不仅仅是追究犯罪，还包括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换言之，警方在侦查邓玉娇案过程中，不仅要收集不利于邓玉娇的证据，也要收集有利于邓玉娇的证据。因为邓贵大等涉嫌强奸与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前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者是否成立。

但从媒体报道看，警方的取证工作似乎还存在失误。21日下午，邓女的两位代理律师向媒体披露：案发当天邓女的内衣内裤未被警方提取，当律师意识到这些证物的重要价值时，距案发已有11天。在律师的强烈要求下，22日中午，在有关部门人员的见证下，当地警方才提取了有关物证。遗憾的是，除了胸罩，其余四件衣物均已在提取前被邓母清洗。

我们尚不知晓这些重要证物的证明力是否丧失，以及对此案的最终处理将产生何种后果。但邓玉娇案的这一细节提醒侦查机关，摒斥单纯的打击犯罪思维，增强公民权利保障观念，已是重中之重。若警方在邓女自首后的第一时间，就提醒她有聘请律师权，或通知当地法律援助部门指派律师及时介入，上述遗憾也许就不会发生，邓玉娇案的公正解决也会更容易一些。


邓玉娇案警方怎会忘记取证

作者:龙敏飞

21日下午5时30分，两位代理律师夏霖、夏楠与邓玉娇结束一天会谈后，告知记者该案很可能出现重大取证失误。邓玉娇案发当天的内衣内裤至今没被警方提取，而是被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带回家中。

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纯属突发事件，可是从相关部门处理事情的能力来看，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

邓玉娇案后”更像一次有预谋的官官相护，连应付如此“突然事件”的经验都如此丰富，不得不叫人怀疑是否那些执法者，包括警方是否都有“特殊手册”。

刺死邓贵大后，邓玉娇肯定要被抓，可警方将邓玉娇带到医院后，邓玉娇换掉的衣服任其母亲带走。警方作为执法者，难道不知道要“取证”需要两样东西么？证人和证据。而证据，无论是从邓玉娇口中还是邓贵大同事的口中，肯定离不开双方的争执，争执到什么程度，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在场，而在场的三个男人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可信度大打折扣。

再来从头回顾整件事情，更令人感觉到其中的蹊跷。起初是邓玉娇刺杀邓贵大后，媒体的报道从来就没有邓玉娇的声音，只有邓贵大同事们的一面之词，当时便有很多媒体呼吁要听听邓玉娇的声音，可是却无法采访到邓玉娇。继而邓玉娇却被疑为“精神病”，这在为谁辩护显而易见。接着巴东警方的三次通报更是不断改善“用词”，其心不言而喻。事到如今，案发很长一段时间了，终于让律师媒体见到邓玉娇了，可是时间消磨了，正如那律师所言，现在取证非常困难，而一旦取不到证据，那便是“死无对证”了。每一步都如此细致入微，如果用在工作上，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哪会出来如今的“邓玉娇案”？

公众忽略了“取证”，那是外行人不足为怪。可是专业人士呢？忘记取证和忘记自己姓啥名啥有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