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掌门人解答:"好东西"果真都在台湾?

小徐614

在郑欣淼院长异常洁净的办公室里喝着清茶，望着紫禁城灿然的午后阳光，我问：“之前，一直听说是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联展，为什么最终没有实现？”

几十年来，红墙里的故宫依然矜持独立，现代化的台北故宫也是遥遥相闻。人们对故宫的礼拜之心，一如既往。

今年年初，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和北京故宫郑欣淼的前后脚互访，在内地和台湾引起的轰动性的关注，则是力透时空的实证。

故宫的名分

用北京故宫掌门人郑欣淼的话来说，两个故宫的互访，在世人的眼里，不是简单的博物馆之间的你来我往，而是打着特殊的政治烙印。是这样吗？是什么样的政治烙印？郑院长没说。我想，无非是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和“函匣”，两个故宫把大陆与台湾的文化根脉续接上了。

近年来，尤其是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台湾岛内“去中国化”倾向很高调，主导者以之为政治手段或政治目的。台湾的“中国文化”能不能“去掉”，不需要阐明和解释。从文字到文化到文明，历历是证，其中最有价值和最有历史信息的证明，大概是台北故宫的宝贝们了。更不更提“故宫”这个无论怎样涂抹，仍然浸淫着历史与现实痕迹的“名分”。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上个世纪4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时期南迁文物的1/4运到了台湾，1965年在台北成立故宫博物院。自此，北京与台北两个故宫同时存立。一个故宫，两岸守望，成为无言的传说。这个传说，直到2008年年底，才有了较为现实的续写——

台北故宫今年10月即将以“为君难——雍正时代文物特展”为名举办雍正大展，由于没有收藏雍正画像而向北京故宫商借，40多年互不往来的两岸故宫开始破冰交流。继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2月中旬来访，3月1日至4日，应台北故宫邀请，郑欣淼首度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身份率10人团赴台访问。短短4天，双方在不涉及名称表达等问题的前提下，在落实双方合作机制、使用文物影像互惠机制、建立展览交流机制、建立两院人员互访机制、出版品互赠机制、资讯与教育推广交流机制、学术研讨会交流机制、文创产品交流机制等8个方面达成共识并制订了具体方案，双方的合作进入更深更实阶段。

这是见诸媒体的公开报道。媒体不曾报道的是，早在199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书画家杨新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张临生合作主编了一本书《国宝荟萃》，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比较早的两岸故宫的合作。从2000年开始，两个故宫开始接待对方的“同仁”，也陆续在对方刊物上发表文章，相对来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稍多一点。

故宫联展的最大障碍

在郑欣淼院长异常洁净的办公室里喝着清茶，望着紫禁城灿然的午后阳光，我问：“之前，一直听说是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联展，为什么最终没有实现？”

“其实，在我去台湾前，国内也有人问为什么要通过第三方借展，而不是就是两个故宫搞联展。两个故宫联展的困难目前除了名称有分歧，比如台北故宫叫中华民国故宫，我们不能同意。当然名称问题可以解决，比如我们也可以让一步，不叫中国故宫，叫北京故宫，其实，我们在交往中称北京故宫了。他们可以叫台北故宫。办联展时就叫故宫联展。关键是，台湾目前有困难，主要是台湾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故宫出了台湾到别的地方办展览，该地必须要有司法免扣押法，才能成行。台湾这个规定不只是对内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如此。我国目前还没有文物入境司法免扣押法。这是双方没有办成联展的最大障碍。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采取变通方法，通过第三方借展，开展合作。”

两个故宫这个联展计划，早在2003年7月份故宫八十年院庆前夕，郑欣淼在故宫漱芳斋接受《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通讯社、中天电视台、东森电视台、无限卫星电视、真相电视台等七家台湾媒体驻京记者采访时就提出过。当时，他的原话是：“两岸故宫应该扩大交流，这是两岸同仁的共同愿望，也是两岸同胞的愿望。我认为目前的主要合作应从互办展览，或者是联合办展览入手。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湾办的展览，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都是其他博物馆邀请的。我们的祖先留下了这么多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分在两个地方，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同胞都能看到呢？我认为我们两个博物院应该互办展览，北京故宫的东西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东西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来，或者联合举办展览，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如这一路子打开了，我们的人员交流自然就扩大了，我们的合作研究就有了更好的基础，成果也就会更大。

“台北故宫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与北京故宫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合为乾隆皇帝的“三希”。“当时，我的想法是，“三希”，两件在北京，一件在台北，希望两个故宫以此为主题合作办展，海外也有人做工作，日本作家平山郁夫最近还来信谈到两个故宫合作的事。我正要给他回信。”

两岸故宫人

2002年10月10日，郑欣淼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上任不到一个月，历经六百年风风雨雨的故宫开始了它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整体大修，号称故宫百年大修。这项长达19年总投资19亿元的大修工程，几乎占据了郑欣淼的主要工作时间。理念是一回事，具体的操作管理又是另一回事，每件事都是大事，故宫大修，在世人的眼光下，也在历史的视野里。间余，这位勤奋的故宫掌门人以“故宫”为学，提出了故宫学，创建了《故宫学刊》，出版了四本专著——《紫禁内外》、《守望经典》、《故宫与故宫学》和《天府永藏》。3月份郑欣淼回访台北故宫时，《天府永藏》的繁体字版由台北艺术家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他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一些台湾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光临了。这本锦面素雅的学术论著，接受了一个隆重的首发仪式。

与所有这些看得见的“事业”相比，郑欣淼内心“耿耿于怀”的是两个故宫的合作。

“两岸交流，是天然的，人为隔不断，迟早要联系。台北故宫举办雍正大展，雍正的玉玺只有北京故宫有！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台湾，但是乾隆时期修建的文渊阁还在北京，装四库全书的柜子也在北京！台北印《龙藏经》，向北京故宫借影像资料。他们送我们两部《龙藏经》作为回报，因为北京故宫收取费用很少，对他们相当优惠，已经等同于本院职工。两个故宫应该都向这个目标努力：这次我们去台北的收获是通过具体事宜，制定具体协议比如影像方面提供最大优惠，一步一步推进交流。”

为了珍惜共同的历史，郑欣淼建议明年也就是2010年故宫八十五年院庆时，两个故宫能不能把清宫照片包括故宫有关照片放一起搞个展览。“故宫的老专家庄严，后来一直在台北故宫，他的儿子庄林是摄影家，给我来了几封信，还谈到这事。”

郑欣淼第一次去台北是2002年12月30日，呆了一个星期。这次去台北，第一次以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身份去，连头带尾只有四天，行程非常紧张，但是收获不少。

台北会谈看得见的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文物影像互惠机制等8个具体操作的方案之外，还有两个要格外强调的约定：一是约定了两院常务副院长会谈制，每年举行会谈，确定下一年包括以后的交流计划，并建立“检讨”(总结，分析，研讨)机制；二是商定每年向对方各派2至3人呆2至3个月，进行考察研究。

“互派人员考察研究，这个交流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之前，台北故宫副院长冯明柱，他原来是文献处长，参加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好几次学术研讨会如清史研究会等等。研究珐琅器，漆器，我们这边多，他们那边也不少，如果不了解台北故宫状况，研究成果就不全面客观。有些东西可以看图录，但台北故宫馆藏有一些没有图录，搞研究，写文章，肯定会受影响。我跟我的同事说，不了解台北故宫，不了解它的藏品以及研究成果，我们对北京故宫文物的研究就会受影响。对他们也是这样。交流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双方交流合作，其作用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台北故宫对此反应也很积极，绝大多数人主张交流。台北媒体认为，向北京故宫借展，北京故宫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不仅可充实雍正大展的内容，也为两岸故宫间的馆际交流迈出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郑欣淼在与台湾记者见面会上的见话中提到“同仁”。他说：“两岸故宫在互访期间都互称同仁，我感到十分亲切，同仁即同人，是《易经》中的第十三卦，就是大家在一起，同心同德。它的上卦是否卦，意思是闭塞不通，但往往是物极必反、不通则变；同人的下卦是大有，是人多、富有，大有收获的意思。同仁一词对于两岸故宫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和故宫的历史联结在一起，也意味着大家将共同面向未来。现在，两岸故宫的交流已经克服闭塞不通的否卦阶段，达到了同人的同心同德阶段，下一步就是大有了，我对未来两岸故宫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

郑欣淼的这番言辞恳切的讲话，获得岛内绝大多数媒体的赞誉，也有个别的媒体称做“统战演讲”。无论如何臧否，“同仁”已经成为两个故宫人民间约定的表述。

他对台北故宫今天的掌门人周功鑫表达了特殊的敬意。“周功鑫很了不起，在台北故宫服务了27年，后来创办辅仁大学博物馆专业。包括她对两个故宫交流的推动，非常有勇气。这次周院长来访，互送礼物时，我们同时选择了《清明上河图》复制品，是巧合，也意味深长。张择端的原本在我们这里，台北藏的是清代的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画了很多桥，桥起着沟通作用；今天两个故宫也需要桥来沟通，更何况我们都秉承着共同的故宫精神。”

故宫精神和两个故宫的特点

大地：长期以来，为什么在公众的印象中，北京故宫除了古建筑似乎好东西都在台北故宫那里。

郑欣淼：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大陆没有东西，好东西都在他那儿。这不奇怪。北京故宫的东西相当丰富，院藏可移动文物150多万件(套)，其中闳富珍贵的清宫旧藏和遗存即达130多万件(套)。台北故宫文物藏品65万件(套)，清宫旧藏及遗存有60万件(套)。但是，北京故宫文物总数虽然相当丰富，过去由于受展览条件限制，以及文物一直未对外公布，出版物也少，对国内外公众宣传不够等原因，人们以为好东西都在台湾。去年，我的《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一书出版了，引起较大反响。这本书第一次对两个故宫的源流、文物藏品作了全面介绍，又分古书画、古陶瓷、青铜器、工艺类文物、宫廷类文物、文献典籍等12个方面，把两个故宫的文物藏品进行详细对比分析，指出双方各自的特点。从这个介绍看，北京故宫的文物不仅数量上远远多于台北故宫，就精品而言，北京故宫总体上也多于台北故宫。当然对精品多少的看法，台北故宫有的同仁说，应由艺术史家来评价。这我也同意。因为从根本上说，文物各有其价值，是不可代替的。

近几年来，我们在陈列展览、社会宣传、学术研究以及出版物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社会对北京故宫也有了新的认识。这次台北故宫同行来我院参观访问，对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来说，保护好紫禁城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北京故宫利用原址布置的三大殿原状陈列，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书画馆、珍宝馆、钟宝馆、陶瓷馆、青铜器馆等专题馆，与台北故宫按照编年史陈列不同，集中反映一类藏品，或者某类艺术的发展通史。周功鑫院长说，台北故宫也打算重新规划改变现有的陈列展览方式。

台北故宫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比较早。上世纪60年代，台北故宫曾在美国五大城市搞文物巡回展，其中的中国书画艺术在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欧美观众对古老的中华文化艺术的认识主要是从台北故宫的展览中获得的。直至七八十年代，一些欧美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人主要是以台北故宫的收藏品为依据。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台北故宫在发挥博物馆职能上下了工夫，在博物馆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认真筹办展览，还到各地搞巡展，重视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几十年来，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在提高台湾社会民众文化素养方面，台北故宫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台北故宫在文化产品开发上搞得好，他们利用故宫文物藏品复制，利用其中元素开发新的商品，对宣传故宫本身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们这次去，到店里看了，品类很多，许多人买了他们的商品，买书，其他纪念品。有的人买了，回到宾馆后，又去买，买了好几次。他们的确做得好，我们这方面的观念要创新，要改变。我们的文化产品开发是有潜力的。

大地：怎么理解您所说的故宫精神？

郑欣淼：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今，故宫84年的历史虽然坎坷，但故宫精神极其鲜明——这就是无私奉献精神。故宫文物曾与中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由此产生。故宫人对故宫的特殊情感，以及早期形成的一些理念、精神甚至规章制度，在两岸故宫延续至今。1935年清点南迁到上海的文物，留下127册《存沪文物清册》，台北故宫有，我们也有，这是故宫文物的重要档案。为祖宗和子孙守护“国宝”，是两岸故宫的共同使命，也是两岸故宫人的共识。我们在台北故宫，每次看完东西，工作人员装箱后就立即重新贴封条，严格地遵守文物保护制度。在北京故宫，许多人一辈子不计得失，默默无闻地奉献，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许多人不了解故宫，对故宫价值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古董或古物学层面。故宫的文物分为两部分，一是紫禁城古建筑，它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二是珍藏其中的文物，为可移动文物。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故宫无与伦比的价值和丰富内涵。故宫学，就是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包括藏品以及背后的故事，以及海峡两岸两个故宫的历史。周院长那里的故宫学搞得好，我们也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