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札记 中国文化为什么抵触“三权分立”？

小徐614

礼，无非礼貌礼节，属五常之一，它的顶头上司是“仁”，紧紧围绕在“仁”周围，作为“仁”的外用，抓具体工作。“仁”，单人傍加一个“二”，顾名思义，就如润滑油，起到调节关系的作用。古人说，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和后来日本的残忍“仁者”不一样。

礼可能更注重形式，后人诟病，也便说繁文缛节。可是一定的形式却是必须。比如在下，自号谦谦君子，可是见了客人，右手在口袋里安营扎塞，根本不想抽出来，眼睛干脆翻越客人希松的头顶直达白色的墙壁，如此情形，傻子都会得出结论，还用自吹。因此，微笑，握手与礼貌用语，便是待客的极重要手段，除非你与客人有仇。这便是礼。

人行五伦五常，并不是属于五伦五常。五伦五常之规定，正如平展的水泥路，方便行车，让众生平安抵达，这是五伦五常的好。五伦五常并不是枷锁，非得把人囚在黑暗的房子。明白了这个道理，鲁迅所说“吃人的礼教”，便分明的不妥。

礼的末流是形式胜过内容，难怪众人生气，但瑕不掩瑜，看问题要看本质。台湾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家店轻易抄不得，先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为粮店，生命所系。因此，黄仁宇说:“我自己年轻的时侯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随时鞭策、到处监视。

其所遵循的法则，必有幕后之协调。这种外力量即是我们所述的广义宗教。”我不同意黄仁宇关於“宗教”的说法，但他这句话却道出礼才是无限日常的幕后操盘手。

所谓法，无非法制，惩恶扬善，也失之不得。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有劝诫，有告诫，甚至于打屁股，那都是为你好（工会主席的语气），不至铸成大错。至如假想中的邻国，怀柔不得，又屡开边衅，杀我民人，劫我财产，那就老实不客气了，打吧，这就是所谓的正义之战。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也。”平时不重视民兵训练，临了让他们无质素地上前线，这是草菅人命。连孔子都反对。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基于此而怀疑中国人的和平性格，却是没有道理的。

问题的关键来了，礼与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孰重孰轻，孰本孰末，仿佛又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中庸》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做工作如谈钢琴，知道轻重本末，那就离成功不远了。那么礼是本，还是法是本？

法家自然主张法的重要，连道家的庄子也认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道家把礼当翅膀用，鸟身自然是“法”，“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而儒家的主意，不用说，恰恰与此相反。至此嫌隙一开，聚讼千年。

《通鉴》说:“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职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反之，有其果必有其因，这就是《周易·履卦》所主张的“视履考祥”，然后《孝经》才说，要想功成名就，流芳简册，立身与出处极为重要，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所谓“慎终终远”者。

明达的圣人，智商高，估计可PK比尔·盖茨，能发现商机，并且抓住，故能明了偷针偷牛的辨证关系，慎始也慎重终。《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则辨之不早辨也。”细民如在下，见了棺材才知道死，甚或蠢到把棺材当便宜卖，自然不免凶咎。《通鉴》接着说，“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其力而不能及也。”好了，儒家用礼的事功处，于此见之。

而主张法制的，多是“满脸横肉”的人物，至少连胡子也长得不安份，孔雀般的开屏，比如赢政，掰手劲自然是全天下第一。

大搞警察制度的秦，立国之初便颁这个法，那个令，不让带书，禁止派对，孔子要也生在这时代，还想带一帮人，暮春的时候在河水里耍？

没吃牢饭算是他老先生早死了的造化。然后天下非我武装部队的兵器，统统在炉子里烧，铸成12个金人，一字排在皇宫门，以示立宪的坚强决心。而临了，陈胜辍耕垅上，一呼而百应，始皇帝的千秋帝国梦比泡沫还轻巧。悲剧啊。

而东汉光武帝，在海内尚末澄清，寇盗方横的关键时刻，却从民间起用对革命贡献不大的卓茂为太傅，位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时年七十。司马光认为此举目光深远，清初的王夫之甚至认为直有三代之遗风，“庶几商、周之治者，”“奖道敦礼，任贤爱民，以潜消民气之戾於扰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

对刘秀褒奖有加。（后面将有专札论此）。开国之初行礼教，用意在休养天下平和之气，相胥以静，自然兵祸不兴，天下太平；设若以暴治暴，则民戾气扰攘，杀机易发，上欲扑之而不可扑也，都成燎原之势了。故古人说:“礼施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黄仁宇也不得不诚认，“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更有理由反对所谓“三权分立”，终究练就了中国人的历史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