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之父 南海霸主郑芝龙的传奇人生

小徐614

一个人的命运，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受时代所左右。

1620年，这一年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这一年死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明神宋宗即万历皇帝，一个是明光宗朱常洛，他吃下两粒红药丸后暴毙身亡。

两位皇帝的死并没有引起举国悲伤，至少郑芝龙没有。

这一年，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跟随舅父黄程，从老家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赶往澳门。从南安到澳门，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让他大开眼界，充满好奇与兴奋。离家越远，家乡的小镇在他脑海中的印象一下子变得模糊，一种陌生感涌上心头。

郑芝龙的早年生活并没有多少可以圈点之处，他出生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中国人一样，郑芝龙的父亲希望自己的长子在以后的日子里能静下心来研读儒家的经典，有朝一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府部门中谋取官职，光耀自己的祖先。

平稳和上进，可以说是郑芝龙的父亲对他一生的期望。

但是，时代和经济形势让这位父亲连这样小小的愿望都不能达成，随着郑芝龙的三个弟弟郑芝虎、郑芝彪、郑芝豹的出生，家庭的支出也越来越大，郑家的家境每况愈下，父亲不时为这种贫困的生活哀声叹气。

郑芝龙就在这种环境下走过了他的童年，家境的贫困让他过早地了解到了生活的艰辛，也让他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对财富的渴望。

这种性格和环境让他不能安下心来读书，也让郑芝龙的父亲感到失望，但是郑芝龙自己却并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成功绝对不在仕途上。

自古以来，能够做大事的人往往早年出身贫寒、命运坎坷。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是为什么？

因为出身贫寒，他们要做成看似普通的事必定需要更大的恒心和毅力，这培养了他们百折不回的韧性；因为出身贫寒，曾经有求于人的遭遇让他们更善于察言观色、与人相处，这为他们有广泛的人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因为出身贫寒，曾经的饥饿感让他们拥有更强烈的野心和抱负……

贫寒会摧毁大部分人的人生，但是也有人能够在贫寒中获得成功的素质。郑立龙就是千千万万具有这种素质的人之一，他现在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命运会为每个人打开成功之门，就看他是否能够抓住。就在郑家一步步滑入泥潭的时候，郑芝龙的舅舅黄程从澳门返回到南安探亲。

在家乡人看来，黄程只是个富有的商人，郑芝龙也是这样想。

与其死守在家里死守贫寒，还不如和舅舅一同去澳门，见见世面，没准日后也能和黄程一样衣锦还乡。

郑芝龙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郑芝龙的父母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于是委婉地向黄程透露了这个意思。

黄程眼中透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神色，他早就看好了郑芝龙，因为郑芝龙身强体壮，而且从少年起就对武术有一种天然的热衷，他惊人的膂力经常引起其他男孩的羡慕。黄程见郑芝龙长得剽壮，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自己身边正好有用武之处

黄程之所以没有主动提出来，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实际上，他是一名"海商"，在明朝的正史记录中，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海寇"。

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东西方文明的一种默契。从十五世纪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航海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迈向大洋深处的时间，比欧洲人要早了半个世纪，但这种领先很快就因为保守政府的打压而变为落后。

"海禁"这一字眼，对那时代生活在海边、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恐怖的词汇。从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令下达开始，中国人就被束缚在了无边的大海之外。

但是政府的铁血政令无法压制住人民内心中求生存、求富贵的天性。随着明朝政局的败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大明社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在海外贸易的暴利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惜铤而走险，带着对财富的渴望和梦想撕开"海禁"的枷锁航向大海。

这股势力非常庞大，政府斥之为"海寇"，而历史学家更愿意称之为"海商集团"。海商集团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亦商亦盗，也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既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力量，也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海商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赢得了部分胜利。

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中国政府终于部分开放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置一个开放特区，允许个人出海贸易。

中国人善于突破政策的限制。海禁的闸门一旦开启一条窄缝，马上会被洪水所冲垮，造船业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中国的农产品与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大量经海商之手出口到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贸易船只的数量被远远地突破限制，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出海许可证，便不惜风险采取走私的手段，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甚至连政府的官员都迫不急待地下海，加入到海商的行列。

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成为开放海禁的最大获益区，但是自然条件并非上佳的月港注定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海商们的下海热情，于是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开辟出来，那就是通过澳门中转贸易。

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各种手段，租占澳门，此后澳门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由于澳门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许多中国船只通过澳门而出海贸易，特别是通往日本的船只。因为明朝中叶倭患严重，政府严禁出口物资到日本，然而实际上，中国民间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却非常频繁，除了走私的商船之外，还有经澳门、或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中转。商业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已经崭露出强大的威力了。

黄程就是这些成功的海商中的一员，我们能明白他对郑芝龙的欣赏，也可以可以理解他的顾虑。因为海商不仅仅是从事商业贸易，而且也是海上武装力量，既要对付海盗的袭击，有时也要对抗政府军队，当然有时也充当海盗的角色。

现在既然郑家自己主动提出来，黄程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他带着郑芝龙、郑芝虎、郑芝豹三人开始了澳门的行程，郑芝龙也由此获得了接触一个全新世界的机会。

比起偏僻的南安石井，澳门是个繁华的场所，郑芝龙大开眼界，这里有许多红发碧眼的外国人，说着叽哩瓜拉听不懂的话。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在建筑风格上也与中国断然不同，让在这片中国的土地夹杂着异域的风采。房屋固然怪异，但更怪异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家中摆设着可笑的十字架，脖子上也会经常挂着这样的玩意儿，时不时在祈祷着什么，神情严肃而庄重。

码头是郑芝龙必去之地，他在这里帮舅父跑腿。从早到晚，码头总是一片繁忙，巨大的双桅船驶进驶出，从船上卸下货物，再从码头上装填新的货物，四处堆积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装卸工不间断地扛着一箱箱的货物穿梭于码头与仓库之间。这里既有外国的船只，也有中国的船只，船东不时发起阵阵吆喝声，以提醒伙计不要损坏这些珍贵商品，然后暗地里在心里偷偷计算可以换取多少暴利的银两。

在父亲眼中，郑芝龙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但是什么才算有"术"呢？如果依当时的社会观念，读书才算是有"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直是中国人恪守的观念，只要有过硬的儒学知识，就意味拥有了金钱与美女。但是这种观念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从福建到广东，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为商人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通过科举考试挤身于富人阶层并不是唯一的道路。

对郑芝龙来说，"术"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在澳门这个地方，光会捧着儒学经典摇头晃脑，那肯定不会有一文钱落入自己的口袋。郑芝龙不爱读书，但书本并不等同于知识，特别是商业的技巧，是没法在经典文献中学习到的。郑芝龙表现出了好学的一面，他从舅舅黄程那里学到了许多商业的知识，海上贸易是充满风险，特别是非法的贸易，比如说将货物卖到日本，要学会打通关节，必要时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要善于应付突发的事件，要有大量的航海知识，对货物要学会辨别优劣，讨价还价需要技巧，要能应付形形色色的人等等。

环境能改变人，澳门的环境改变了郑芝龙。他令人吃惊地体现出语言上天赋，澳门是葡萄牙人的一个据点，这些葡萄牙人大多并不通汉语，要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他们的语言是最佳的途径。不到一年的时间，郑芝龙已经成为一位假洋鬼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了。

不仅如此，郑芝龙居然对葡萄牙人的文化感兴趣，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甚至还有一个西洋人的教名，叫尼古拉·嘉斯巴特（Nicholas Gaspard），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被叫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一官"是郑芝龙的小名。

不过郑芝龙对天主教是否真有信仰，这确实令人怀疑，他的目的更可能是借此赢得葡萄牙人，甚至是西洋人的信任 ，就像西方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而研究中国的儒学一样。

郑芝龙到澳门一年后，他的表现令舅舅黄程非常满意。黄程决定将一桩生意交给郑芝龙来做，送护一批货物到日本的平户港，这批货物包括白糖、奇楠、麝香等，这些货将搭大海商李旦的船只运往日本。

这次航程将成为郑芝龙人生的一大转折，因为在此次航程之后，他结识了十七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海商李旦。

李旦是那个时代的传奇英雄，他是泉州人，最早在吕宋开始他的海商生涯，吕宋就是现在的菲律宾，那里的华人很多，但是西班牙人占据吕宋之后，这群强盗对中国人有一种仇视心理，在1603年时，西班牙人在吕宋屠杀了二万五千名华人。李旦在吕宋时曾被西班牙人逮捕入狱，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逃出吕宋之后，李旦转而抵达对中国商人非常友好的日本平户。

由于有吕宋的惨痛经历，李旦开始积极结交平户的头面人物，包括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平户岛主法印镇信、英国派往日本建立商馆的赛利斯、荷兰人宋克等等。这使得李旦在平户得以左右逢源，成为在日本最大的华人海商集团的领袖。

搭乘李旦的船只到日本，对郑芝龙来说，是他人生第一次远距离的海上旅行，经过一年的磨练，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已经开始崭露他的商业天分以及交际上的本领，他也第一次领略到了大海的变幻莫测，原本平静的海面，有时会突然掀起惊涛骇浪，看起来貌似坚固的船身，此时忽然象是随时可能被巨浪拍得粉碎似的。第一次出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觉得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老水手却只视为家常便饭，他们迎着风浪，小心翼翼地把船安全地带出危险的区域。郑芝龙惊谔地发现自己喜欢上与风浪的搏斗，既体现男子汉的勇气，又充满刺激的快感。

二、平户岁月

平户是日本最大的贸易港口，在这里除了中国商人之外，还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生长于福建的郑芝龙很早便听说过倭寇在中国行凶作恶的事，在他印象中，日本人是好勇斗狠民族。但是在平户，日本人对中国商人是极其欢迎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是日本的地理特点，因而必须进口大量的商品，特别是矿产品，德川幕府对中国商人不仅尊重，而且给予很多优惠的待遇。除了路上常有揣着两把刀的武士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外，平户的氛围是相当详和与安宁。

明朝政府在对日贸易上采取严格禁止的措施，铜铁等矿产更是在禁运范围之内，这使得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基本上都是属于非法贸易。郑芝龙敏锐地察觉平户有很多的发展机会，经过谨慎的考虑之后，他决心留在平户，开始自己的事业。他有一腔创业的激情，但是他人地两生，无所倚靠，只有在澳门打工一年存下来不多的积蓄。他靠这些钱开了一家小鞋店，有时没有生意可做的时候，就去给人缝补衣服，挣点小钱糊口。

郑芝龙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得到印证，他很快地掌握了第二门外语:日语，这是在平户生存的必要条件。不过郑芝龙只是将语言当作一种必要的工具，并不曾想过成为一名语言学专家或翻译家，他的志向随着他见识的增加而越发的高远。

平户是冒险家聚集的乐园，在这里，东方的儒教的道德言辞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商人之间尔虞我乍，为了利益甚至互相劫掠对方的船只与货物，不过这种劫掠的行为并不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商仍然受到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并非来自官方的思想，而是来自民间的江湖道义的观念，义气是维系着中国商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义气，华人商团就会陷入到一盘散沙的境地。

义气是对朋友的忠诚，为了朋友不惜两胁插刀，这也是行走江湖的行为准则。郑芝龙努力地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他结识了一些日本的武士，以及中国海商中的武术家，并且刻苦地学习日本的刀法与中国的武术，他还认识了一位为平户贵族锻造刀剑的泉州冶剑师翁昱皇。对于从小便崇尚武力的郑芝龙来说，平户是一个梦幻的般的城市，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激情与冒险，他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野心在这样的氛围中悄悄地滋长。海商巨头李旦的非凡经历与冒险传奇，刺激着他的心灵，只要视冒险重于生命，那么金山银海不再是想象之物，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在平户，荷兰人的势力压过葡萄牙人、英国人与西班牙人，郑芝龙敏锐地发现，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对减少贸易纠纷有着莫大的作用。人类的天性原本如此，语言的不同会使人容易产生戒备的心理，基督教中的巴比伦塔或通天塔的故事已经很好诠释了这种心理。相反的是，如是是操持同一语言，哪怕是不同民族者，也会或多或少增进一种安全的信任。郑芝龙发现人性中的这一弱点，所以他马上投入到荷兰语的学习中，很快他就可以与荷兰人直接交谈，这也是他掌握的第三门外语。

在学习外语的热情远不如现代的十七世纪，兼通三国语言（葡萄牙语、日语、荷兰语）的郑芝龙在那个时代可算是非常特殊的人物。虽然有时他也为海商提供帮助，但他并不是为了将翻译作为一种职业，他真正的想法，是有朝一日可以跨入大海商的行列。

这样一个拥有语言天赋、经商才干而且武艺高强的人，怎么能不引起海商巨头李旦的注意呢？

李旦被中国方面视为非法的海商，所以他的船队主要贸易对象是暹罗、柬埔寨、交趾等相对安全的东南亚国家，西洋人已经介入到这些国家的贸易之中，特别是荷兰人与葡萄牙人，所以李旦需要郑芝龙这样既懂这两国语言，又有天主教背景的人，这无疑将使得贸易纠纷与冲突大大减少。

李旦将几艘船交给郑芝龙，郑芝龙凭借他与西洋人无障碍的言语交流优势、泉州人特有的精明以及他个人胆略与勇气，不负所望，为李旦挣得了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李旦的船队不仅仅是一支商业船队，也是一支海上武装，他们劫掠与西班牙人贸易的商船，因为李旦对西班牙人有着刻骨的仇恨。

劫掠商船是郑芝龙军事生涯的起点，他很快在战斗中体现出好勇斗狠与坚忍不拔的一面，他在军事上的才华也是通过实战而无师自通。郑芝龙以自己的才干迅速在海商集团中崛起，成为李旦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此时的他才二十岁左右。

不论是在商业贸易上还是海上的战斗中，郑芝龙的表现足以令李旦刮目相看，同时也对他越发的信任与倚重。最后李旦宣布了一条令海商集团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将收郑芝龙为义子。这意味着在李旦死后，他所有的财富都将遗留给这个年轻人。

郑芝龙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使他赢得一个女人的青睐，这个女人是冶剑师翁昱皇的日本养女，名叫田川松。翁昱皇的籍贯是泉州，他擅长铸刀剑，与郑芝龙住在同一条街，郑芝龙对刀剑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两人的友谊迅速建立起来。经常负责接待客人的田川松也因此认识了郑芝龙，她被翁昱皇收养的事实，可以隐约透露出早年生活的不幸，这使她比一般的女人更加坚强。多种史料均证明郑芝龙英俊潇洒，加之年轻有为使他赢得女人的芳心并不奇怪，而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柔情与体贴，足以令这个漂泊海外的浪子有一种温馨的陶醉。1623年，二十岁的郑芝龙与十七岁的田川松结为夫妻，离家三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家。

郑芝龙在李旦的海商集团中崛起，只是他事业的开端，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并非是李旦，而是平户的另一位华人英雄颜思齐。

颜思齐的老家是漳州海澄，是当时中国唯一开放港月港的所在地。在明代中期，漳州人入海为盗的数量很庞大，因此这里民风剽悍，不乏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颜思齐也是习武出身，后来被官宦人家所辱，一怒之下打死官宦家的仆人，闹出人命，闯了大祸。幸好这里是中国最繁忙的海港，每天都有船驶向大洋，颜思齐躲在船仓之中，辗转到了日本的平户，避开了仇家与官府的追杀。

到日本后，颜思齐最初以裁缝为业，后来也投入海上贸易的暴利行业之中，经过数年的积累，他也成为平户有名的富翁。颜思齐与李旦是平户华人海商中最著名的两个，但两人的志趣并不尽相同。李旦是纯粹的商人，而颜思齐则象是传说中的梁山英雄一样，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几乎是以英雄人物的行动规范来要求自己，仗义疏财、性情豪爽，这使他在平户华人世界中赢得了尊重，无论是商人还是海盗，都对他敬佩有嘉，甚至他也赢得了日本当地政府的重视，被任命为"甲螺"。

但这点成就对颜思齐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他雄心勃勃，想建立一块中国人的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的暴利虽然十分诱人，但是日本始终是中国政府明文规定的出口禁运国，在中国政府眼中，这帮暗地里与日本人贸易往来的华人海商就是一群海盗，一群走私分子。即便华人海商腰包里的银子鼓起来了，也改变不了非法海上贸易的现实。

颜思齐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中国政府之所以禁止与日本通商，是因为日本长期以来留给中国人恶劣的印象，明代中期中国沿海的倭寇之乱就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虽然这些所谓的倭寇有时只是中国的海盗；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发动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入朝对日作战；这些历史都告诫着中国政府，日本人是靠不住的。颜思齐是那个大航海时代所涌现出的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的政府是由一群中国人来控制，那会怎么样呢？由中国人来领导日本人，那又会怎么样？

一个美好的蓝图出现在颜思齐的脑海中，由华人领导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中国政府将会修改、调整政策，日本作为中国禁止对外贸易国家的历史将被终结。到了那个时候，在日本的华人海商们，将摘去"非法"、"海寇"等可耻的帽子，不用在海洋上面对中国的官方兵船而躲躲闪闪，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将会成倍地增长，财富与利润将源源不断。

对颜思齐来说，财富永远只是居第二位，他本质上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人生信念是"建立功业，扬中国名声"，面对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东亚及东南亚的扩张，中国政府却仍然关起大门，对侨居在日本、东南亚一带的华人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政府的保守，使得海外华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振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要建立起一个由华人把持的日本政府，首先必须要颠覆现在掌握日本大权的德川幕府。

颜思齐深知这件事一旦开始策划，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并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闽南文化中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人生有时要豪赌，赌输赢，甚至赌生死。

颜思齐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自己的最好朋友杨天生，杨天生比颜思齐小六岁，泉州晋江人，是一艘中国商船的财副。杨天生成为颜思齐的第一个支持者，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他精心制订了一个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他首先要收罗一批敢作敢为的华人海商，然后秘密结社，以中国特有的江湖结义的方式，结为异姓兄弟。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因为颜思齐仗义疏财的美名早已使他在平户拥有一批崇拜者，而且在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中不缺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在杨天生招罗的名单上，所有人的年龄都比颜思齐要小，这是为了确保颜思齐龙头大哥的地位。

很快地，颜思齐与杨天生收罗了二十六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福建人，这个不奇怪，当时平户的华人海商以泉州、漳州二地最多。

这二十六人当中，便包括了郑芝龙。

三、生死攸关

郑芝龙结识颜思齐，大概是在他到达平户之初，当时的郑芝龙无亲无故，生活潦倒，他很可能得到颜思齐的帮助。

1624年，郑芝龙从澎湖岛返回平户，很快他就接到颜思齐等人的邀请，加入了二十八人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成员除了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之外，还包括有陈衷纪，一名来自颜思齐老家漳州海澄的海商，莆田人洪升、惠安人张弘、同安人林福等。

颜思齐的小团体中并没有海商巨头李旦，作为平户华人商团势力最大的李旦，不可能愿意屈于颜思齐之下，而且李旦似乎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

农历六月十五日，郑芝龙、颜思齐等二十八人正式结义为弟兄，他们举行了古老的结拜仪式，效法桃园三结义与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方式，以年龄的大小排序兄弟的位次，颜思齐作为最年长者以及海商巨头的身份，理所当然坐上头一把交椅，这一年他三十六岁，而年仅二十一岁的郑芝龙则是最年轻者，位列末席。虽然这次位次排名对郑芝龙来说显得无足轻重，但实际上他作为李旦的义子，身份自然重要，至少在颜思齐眼中，郑芝龙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郑芝龙在日本的三年里，不仅成为李旦、颜思齐两大海商巨头青睐的对象，而且他与重要贸易伙伴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也有密切的交往，他的才能随着阅历的增长而越发的突出，他身上有海盗好勇斗狠的本性，有商人的精明与干练，这使他在众多的华人海商中脱颖而出。

不过在这个时候，包括郑芝龙在内的二十六人，都不知道颜思齐的真实意图。

杨天生在这个秘密团体中扮演军师的角色，他站在台前，而颜思齐居于幕后。

杨天生开始鼓动造反的言论，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他开始放出风声:"日本地方广阔，上通辽阳、北直，下达闽粤、交趾，真是鱼米之乡，若得占踞，足以自霸。"

这个充满煽动性的话，若是在文人书生听来，恐怕要吓出一身的冷汗，但对于提着脑袋纵横无边海洋的郑芝龙等人来说，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刺激神经的言辞。

这群十七世纪的水浒英雄们开始以高昂的热情，将颠覆日本幕府的密谋转化为行动。

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自己的船只甚至是船队，有武装到牙齿的私人雇佣军，有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他们开始屯积武器与粮食，秘密招华人中的勇士，将船只进一步改造武装起来，配备铳炮与火药。

七月十二日，在杨天生家中再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再次重申这次行动需绝对保密，"座中诸人，敬有异心者，天其殛之。"并且共同宣誓:"富贵与共，生死匆替，若有违约者，鸣鼓共诛。"

在诸位兄弟的拥戴之下，颜思齐理所当然地被推为大首领。

伟大的事业似乎触手可及，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今天他们还被称为"海寇"，明天呢？是开拓海外的民族英雄吧？

这群在辽阔海洋上打打杀杀多年的年轻人，忽然感觉到他们事业中神圣的一面。在海外称王割据，这个想法并不是始于颜思齐，实际上，在颜思齐之前的二百年，就有华人先驱迈出了这一步，在南洋的苏门答腊岛，梁道明割据一方，成为三佛齐的国王。

在这次聚会之后，郑芝龙返回家中，他的夫人田川氏已经怀胎十月，一个新的生命将降临这个家庭。

可是郑芝龙必须全力以赴地将精力投放在秘密造反的准备工作上，腾不出很多的时间陪伴在妻子的身旁。

两天后，即七月十四日，西历1624年8月27日，田川氏到海滨散步，忽然一阵巨痛，她倚靠在海边的巨石上，产下了一名男婴。这个坚强的女人轻轻抱起婴儿，用长袖将婴儿裹起，抱在怀中，很艰难地走到岩石边的一棵古松下，让树荫遮住耀眼的阳光。

奔走于造反事业的郑芝龙并不知道，他刚出生的儿子在日后历史中的光芒完全压过了他自己，很多人之所以知道郑芝龙，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名叫郑成功的儿子。

但是在出生的之后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婴儿被母亲叫为"福松"，因为他是在这棵古松之下出生。在之后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有无数人凭吊这位英雄颇不寻常的出生之地:立于海滨的巨石，并将其命名为"儿诞石"。

新生儿的来临，给郑芝龙带来欢乐的同时，并没有打消他的造反决心。相反，随着造反时机的迫近，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生性敏锐的郑芝龙也越来越紧张。他选择的这条路，成则是是颠覆日本，创立国家的辉煌成功；败便是身死家灭的灭顶之灾。只有二十一岁的郑芝龙不知道自己以后会走上哪一条道路。

就在郑芝龙紧张不安的时候，事情果然出现了变数。

颜思齐将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十五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然而，在八月十三日，起义的消息不慎走露，日本的军队开始行动，准备剿灭这支海商造反队。幸好华人的势力在平户不小，而且诸海商耳目众多，颜思齐马上通知所有弟兄，紧急向海洋撤退。

八月十四日，包括颜思齐、郑芝龙、杨天生等人在内的二十八个结义弟兄，连同他们的手下，跳上十三艘船，扬帆启航，驶向大海。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撤退非常及时，因为当他们的船只刚刚驶离海岸，设置在港口的大炮就开始开火，如果再迟片刻，这些船只将成为海上的浮靶，被大炮轰得粉身碎骨。

这一次颠覆日本政府的惊天大行动，在爆发之前嘎然而止，光打雷没下雨。所幸的是参予起事的二十八人，都安全无恙，但他们没有目标，只想尽快地逃出虎口。

郑芝龙的第一个儿子此时刚刚满月，他不得不将妻儿抛弃在平户，去面对人生的挫折所带来的沮丧。沮丧的人不止是郑芝龙，这些下满赌注的海上赌徒们，忽然间发现自己已经输得精光。不，并没有精光，他们还剩下最后的一个筹码:希望。可是希望在哪里呢？

失去奇袭的机会，再想要颠覆日本幕府几乎不可能了。德川幕府进入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统治时代，战国时代已经已结远去，仅凭数百人的力量，很难能成功地推翻幕府的统治。如果以成败论英雄，那么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中国海寇，但如果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这些富有冒险精神与开拓的勇气的中国人，是大航海时代的真正英雄。

其实他们远远不是失败者，颠覆日本的失败，却使他们意外地走向另一个成功，而且其意义之深远，是连他们自己都料想不到的。

中篇:海上霸主

一、拓荒者

十三艘船驶离平户后，漫无目的地在九州岛的外缘游弋，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究竟要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落脚点呢？是伺机重新在日本群岛中寻找一处浅滩登陆呢？还是另寻一块荒芜的海岛作为重振旗鼓的根据地？要在日本重新落脚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日本幕府闭关锁国的大政方针初定，除了平户等少数几个港口之外，绝大多数的海港全部关闭，即使登陆成功，也不可能有华商的庞大势力作为强大的后援。

陈衷纪的提议迅速得到众人的认同与支持，他将目标选择在了中国东南最大的海岛:台湾岛！他的意见是，这块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这块中国最大的岛屿一直寂莫地漂浮在西太平洋辽阔的水面上，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庞大的土地还有太多富饶的耕地可以被开发出来，数千年来，人口的缓慢增长不足以对土地构成压力，很少有人愿意漂洋过海，去往海峡的那一边建立起新的家园，只有土著居民世世代代居在这片被大海隔绝的世外桃源。

现在，一群拓荒者闯入这块神奇的土地。经过八昼夜令人疲惫不堪的海上航行，颜思齐率领的十三艘船驶进了台湾岛西部的浅滩，这个地方被称为北港。

"台湾岛"这个名称，在这时并不通行，它被笼统地称为琉球。这虽然是世外桃源，但是在此地开拓却并不容易。大约一千四百年前，三国时代吴国曾经派出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经略当时称为"夷洲"的台湾岛，但莽莽的丛林弥漫着令人恐惧不安的瘴气，最后染疾身亡的士兵多达八、九成，最后不得不放弃。这样一块化外之地，颜思齐、郑芝龙能成功开拓么？

当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登上陆地，他们看到的是茂密的丛林、青青的绿草、淌流于其间的小溪在平原开阔地带构成美丽的图卷，但是美丽的背后却是一片让人茫然的蛮荒。

对于这群习惯在海上打打杀杀的人来说，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要在这片荆榛未开的蛮荒之地，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家园。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群亡命天涯的人所停驻的北港，自然条件十分的好，北回归线恰好穿过这一区域，光热充足，雨水丰沛，土壤极其肥沃，一条称为北港溪的小河从东北向西南注入海洋，亚热带的气候对于来自海峡对岸的福建人来说，如同回到家乡般的亲切。

拓荒是一个艰辛的历程。水手们从船上卸下物品，有武器、食品及其一些生活用品。逃亡的仓猝使得一些建筑的必需品极其缺乏，但这并不影响水手们的热情。他们用大刀砍伐树木，在离海岸不远的高地上树起栅栏，他们不是修建居家的房屋，而且在修筑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营寨，火炮被布置在营寨的周围。他们必需要提防潜在敌人的入侵，这些潜在的敌人，包括岛上的土著人、游弋在海面上的海盗团伙，以及荷兰人。

对于这群外来者，岛上的土著居民有一种恐慌心理，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有听到从南方传来的消息，一伙红毛碧眼的荷兰人强盗式地占领了岛屿的南部地区，并开始修筑两座城堡:热兰遮城与赤嵌城。颜思齐与他的水手们很轻松地击退了土著人，因为土著人不仅武器低劣，而且也缺乏战斗训练。颜思齐派人与土著人的首领取得联系，强调自己与他们一样，乃是大明帝国的臣民，随着误会的冰消云释，颜思齐与土著首领划分清各自的地盘，互不侵扰，并且以船上的物品与土著人换取食品。

占据日本称王的梦想落空了，二十八人这回真的像水浒英雄前辈一样落草为寇了，"成王败寇"的古训似乎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但他的志向并没有因此而磨灭，他重新燃起潜伏于心中的火焰，将要在这块蛮荒之地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颜思齐将营寨建为"井"字型，居中是高台，可俯视四周，营寨的周围是待开垦的农田。但是这些曾经的海商、现落草为寇的武夫，谁愿意将手中的刀剑换作犁锄呢？为了拓荒，必须要招揽更多的人前来，颜思齐派杨天生秘密返回漳州、泉州一带，招募移民三千多人，用船运载到了台湾岛上。

大规模的开荒拓垦开始了，这是台湾历史一个新的开端。有了充足的劳动力之后，这批海商又开始中断了的海上贸易，不过更多时候，他们以劫掠为生，他们的船只纵横于台湾海峡这条海上生命线，从其他的商船中抢夺物品与金银财宝，并且利用这些财富，购置更多的大船与武器，招揽更多的流民加入到海盗的队伍中。

郑芝龙的海盗中的地位也越发重要。在他离家数年后，父亲去世了，留在澳门的弟弟郑芝虎、郑芝豹在得知大哥落草于台湾后，也纷纷前来投靠，此外，他的堂哥郑芝莞也前来投奔。郑芝龙虽然离开了平户，但他仍然是海商巨头李旦的义子，他与李旦的船队来往仍然非常密切，这一层关系对于确定郑芝龙在二十八人集团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这也为颜思齐集团继续从事海商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初掌权柄

颜思齐海上力量的崛起，对荷兰人来说，既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颜思齐派郑芝龙到荷兰人的控制区，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郑芝龙在日本时，便与荷兰人打过许多次交道，非常了解荷兰人底细，颜思齐集团与荷兰人共处一岛上却能相安无事，这其中应该有不少要归功于郑芝龙的外交才华。

但是郑芝龙并没有在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呆很久，有一天他不辞而别返回到北港。

野心勃勃的郑芝龙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远离基地，无异以于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予他人。虽然在二十八人集团中，他的年龄是最小的，但无论是他的才华，还是他所掌握的资源，都要远远地超过颜思齐之外的其他二十六人。

颜思齐经营台湾一年的时间，海商基地已经从海岸线向岛内延伸，从北港溪流域拓展到了牛朝溪、八掌溪流域，新开垦土地大大增加，同时新的居住点也不断地增多。船只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武装力量也变得强大。

颜思齐没有放弃占据日本的雄心，在那个时代，他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意外地英年早逝，那么他的成就远不止此。

"先驱者总是迈不过死亡的门槛"（茨威格语）。

1625年的农历九月，颜思齐前往距离海岸约三四十公里处的猪罗山打猎，返回后的一场大病，让他就此逝世。

这次死亡来得如此突然，给颜思齐本人留下无尽的遗憾，他在临终前对众位兄弟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这句话同时证明颜思齐绝非等闲的海盗，而是一位拓荒时代的英雄，后来他被认为是"开台圣祖"，即近代开拓台湾的第一人。

颜思齐的时代结束了，郑芝龙的时代即将到来。

颜思齐的暴死，使得海内集团的权力斗争变得白热化。

陈衷纪是新首领的有力竞争者，他是当代密谋推翻日本的行动中最卖力的成员，同时也是颜思齐的同乡，这个身份使他与颜思齐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从日本逃亡出来后，也是他提出占据台湾的主张。

但是最后是郑芝龙被推上新首领的位置，在所有的结义兄弟中，郑芝龙的年龄最小，颜思齐死时，他也只有二十二岁，他最终胜出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记载离奇得像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有一种说法，以掷碗来决定首领人选，其他人掷到地上的碗都粉碎，只中郑芝龙掷出的不破；还有一种说法，以拜剑的方式来决定首领，轮到郑芝龙拜的时候，剑居然飞起来。也有的学者从郑芝龙有一位颜姓的妻子这一事实出发，推断这位颜氏可能是颜思齐的女儿，那么郑芝龙便是以女婿的身份来继承首领的位置。

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郑芝龙此时的个人势力，已经是其他人所无法相比，因为他的义父海商巨头李旦先于颜思齐一个月去世，李旦的庞大的船队与资产便转移到郑芝龙的名下，这无疑使郑芝龙的势力徒然膨胀起来。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郑芝龙将李旦与颜思齐两支最大的海商力量合二为一，东亚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由此产生。

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拥有权力的人想要的，永远是更大的权力。现在，郑芝龙需要一场战争来巩固和扩展自己得来不易的权力。

长久以来，无论是李旦海商集团还是颜思齐海商集团，都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武装，或者简洁地说，视为海盗。海商集团与政府的斗争由来已久，郑芝龙一跃成为海商巨头后，也成为政府军所剿杀的首要对象。

郑芝龙要向他的结义兄弟们证明自己的领袖才能，他的首要目标投向了福建。

1626年，郑芝龙率领船队进攻位于福建南部的漳浦县，紧接着又攻打金门与中左所（现在的厦门），然后挥师南下，进攻粤东，取得一连串的胜利。

海盗军队的战斗力令政府军大为吃惊，政府官员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以懊恼的心情写道:"其船器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海盗的装备居然比政府军的装备还要先进，但比起武器装备的先进，这群海盗更可怕的地方是收买人心。

海盗军队的成员大多来自福建，所以他们只跟政府军对抗，并不杀人放火，郑芝龙对手下喽啰们有几条军纪约束，不准掳掠妇女，不准屠杀百姓，不准放火烧房，不准破坏庄稼，只是遇到富人家便逼他捐钱捐粮。

对于沿海的百姓来说，他们对海盗并没有恶感，很多时候，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也不乏海盗，郑芝龙的军队每到一处，就竖起大旗，招收当地居民入伍，大批的贫困饥民纷涌入郑芝龙的队伍之中，海盗军根本不担心兵源的不足，还有不少人自愿到台湾岛上进行垦荒。

在与政府军对抗的同时，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停止，荷兰人对郑芝龙有一种好感与信任，可以从一份荷兰人的文书中看到郑芝龙当时的势力有多么强大:"这支有四百只船、七万人的首领名叫一官，他曾在台湾公司当过译员，后来当了海盗，一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中国官府对他束手无策，他长期与我们有良好的友谊，我们对他有莫大的信任。"

从1624年郑芝龙伙同颜思齐逃离日本时的十三艘船、数百人，到1626年时，船只数量已经达到一百二十艘，而在1627上半年，扩大到四百艘船与七万人，到了下半年，郑芝龙船只的数量就达到一千艘之多，这个增长速度真算是一个奇迹。

这些数据表明，年轻的郑芝龙确实拥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这也使他在集团内部的领袖地位变得不可动摇。

三、招抚与开发

大明朝政府此时也陷入困境之中，朝廷内有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外有满族人在东北地区屡屡发动进攻，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要剿灭郑芝龙确实心有余力不足。

郑芝龙的船队对沿海地区的不断骚扰，令政府非常不安，决定采用招抚的策略。在此之前，政府已经招抚过一批小海盗，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福建巡抚朱钦相的授权下，泉州巡海道蔡善继负责招抚郑芝龙的工作，蔡善继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给郑芝龙。郑芝龙虽然自小性格叛逆，但父亲的传统思想不可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中国传统思维的的强大力量体现出来了，对中国人来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才算是真正成功者。在郑芝龙看来，海外的成功并不能得到家乡族人的认可，郑芝龙一直以来都想要一个名份。

如果仅从才能来看，郑芝龙的才干，绝不亚于颜思齐，但从胸襟来看，他缺少颜思齐开拓海外的眼光。虽然以现在的成就来看，郑芝龙已俨然是东南海域的霸主，但他更希望能以此来换取一官半职，成为大帝国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蔡善继抓住了"光耀门闾"这个关键，这让郑芝龙呯然心动。在郑芝龙看来，虽然自己拥兵数万，但背着海盗的恶名，在他内心深处，渴望在大帝国的权力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接受了招抚。这次决定令他的部下大吃一惊，特别是陈衷纪、杨天生等人，坚决拒绝朝廷的招抚，也有些海盗头目担心明朝政府出尔反尔，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依据，在嘉靖皇帝的时候，政府在诱降最大的海盗头目王直之后，便背信弃义将其处死。即便有前车之鉴，郑芝龙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是个敢赌的人，在他看来，人生就是一个赌局，他要为仕途狠赌一把。

跟随郑芝龙前往投降的，只有十二艘船，共八百余人。但郑芝龙很快会体会到一种失落了，小小的泉州官员蔡善继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教导他，在这位官员看来，郑芝龙不过是个弃暗投明的海盗罢了，如果说这就是官场的一种表现也就算了，更令郑芝龙难受的，是政府竟然吝啬到一官半职也不肯施舍。

福建政府官员显然很不识时务，帝国等级森严的制度早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无知的自大，在他们眼中，百姓不过是一群绵羊，而他们则是牧羊人。在福建巡抚朱钦相看来，对郑芝龙的归降，不追究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已经是天恩浩荡了。郑芝龙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他体会到一名格言的真谛:"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势。"自己的势力就是和政府谈判的筹码。这个筹码越大，他谈成的可能性才越大。他秘密率船队离开泉州，再次返回到台湾的基地，重新当起海上的霸主，政府第一次招抚彻底失败了。

见识短浅的福建官府很快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福建的水军几次进剿郑芝龙，但无一例外遭到失利，郑芝龙在俘虏了水军将领卢毓英之后，将其释放并让他转告上级，称自己并无意与政府对抗，并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再次明示只要政府授予他一定的官职，他不仅愿意归顺，而且还将以他庞大的海上力量，力保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全。

与海盗谈条件，对傲慢的官府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福建巡抚朱一冯严令都督俞咨皋全面进剿郑芝龙，俞咨皋是嘉靖时代剿灭倭寇的名将俞大猷的儿子，但这并不表明他与父亲一样能征善战，连郑芝龙都嘲弄他"徒读父书安知兵"，这次出剿不仅损失折将，最后连中左所（厦门）也被郑芝龙的海盗军所攻占，屡战屡败的俞咨皋最后被政府处死。

面对郑芝龙势力的逐渐强大，连荷兰人都深感威胁。大量招收泉州、漳州一带的百姓进入海盗队伍后，郑芝龙所控制的船只已经达到一千艘，由于福建官府根本无法与郑芝龙相抗衡，所以秘密约请荷兰人参予清剿郑芝龙的行动。荷兰驻台湾的总督韦特便率荷兰船只进攻盘踞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的船队，但是郑芝龙马上还以颜色，海盗船上强大的炮火令荷兰人心惊胆战，韦特总督被吓得一炮未发，便仓惶率着维蕾德号、伊拉斯莫号船逃往爪哇，其他的船只在郑芝龙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在此之前，郑芝龙与荷兰人在贸易合作上一直比较融洽，但荷兰人协助福建官兵清剿，令郑芝龙无比的愤怒，他决心要狠狠地报复荷兰人。在台湾海峡，没有任何一支海上力量可与郑芝龙相对抗，包括荷兰人，很快，荷兰人的一艘搭载八十五名水手的大帆船被郑芝龙所截获，装载有价值一万八千里尔货物的荷兰商船同样被劫走，另外至少还有五艘荷兰船只也落得同样下场。被困在台湾岛南部的荷兰人这样说道:"因为船只不能在中国的海岸露面，一露面就要被一官（郑芝龙）截获，我们三百五十人只好坐困此间，无能为力。"荷兰人狼狈到只剩下"一艘待修补的船只"，只能坐等东印度公司的救援。

福建官府很惘然地发现，无论是官兵还是荷兰人，对郑芝龙清剿的唯一结果，是使郑芝龙的力量更加强大，郑芝龙的军事基地，从台湾岛的西部一直建到了福建的东南海岸，整个台湾海峡实际上已经全部在郑芝龙的控制之下。

对郑芝龙的威胁相比，明朝政府更大的隐患是来自北方的满族人，满族人的后金不仅是一个异族政权，而且他们进攻的方向直接威胁到帝国首都的安全，因此帝国政府将战略防御重点设置于北方，这是必然的。对于战略居于次要地位的福建，朝廷并不想投入太多的军事力量来对付郑芝龙的海盗集团。

1627年的八月，天启皇帝病死，继任的崇祯皇帝大力调整帝国的政策，这使得重新招抚郑芝龙成为可能。第二年，熊文灿被任命为福建巡抚，这个对时局有着比较清醒认识的官员，力主对郑芝龙招抚，并获得了兵部的认可。曾经被郑芝龙俘虏并且释放的水军将领卢毓英被派往劝降郑芝龙。

以经过第一次招抚被冷落的经历后，郑芝龙更加小心谨慎，他将谈判的筹码抬高了。首先，他要求庞大的军队不被遣散，没有武装实力，他便是一文不名，他提出的理由是用这支军队"剪除夷寇、剿平诸盗"，这一点他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朝廷也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其次，他再次强调朝廷应当授予他一定的官职。对于这两项要求，卢毓英表示"定然题保，决不负将军归诚意"，至于军队方面，只是要求郑芝龙能约束自己的部队，"严饬诸人，登岸毋得放纵"。

谈判进行得非常的顺利。由于郑芝龙集团中唯一可对他威胁的陈衷纪在一次海战中，被另一股海盗李奇魁击毙，因而这次归降朝廷，在海盗集团内部并没有遭到强烈的抵制。郑芝龙深谙官场的规则，他同时以大量的银两以及奇珍异宝贿赂福建官员以及朝中政要，这也使得他的要求并没有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议。在正式接受招抚之后，郑芝龙被授予守备职，这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但从此他的海盗集团一变成为合法的政府地方武装，这支武装力量，仍然被郑芝龙牢牢地把握在手中。

郑芝龙没有忘记对自己的基地台湾岛进一步开发，1628年，即崇祯元年，闽南地区遭到大旱灾，由于饥民太多，难以安置，郑芝龙便乘机向熊文灿提议，招纳泉州、漳州数万名灾民，前往台湾岛垦殖，每人发给三两银，三个人发给一头牛，让他们在台湾岛上建立家园，开垦荒地。

这是开拓台湾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继颜思齐之后，更大规模的一次开发台湾岛，岛上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使得这里一亩地的收成，竟然两倍于大陆，灾民们摆脱了饥寒交迫的窘境，而郑芝龙也坐享其成，收取了大量的田租，这也确保了他对庞大的私人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虽然郑芝龙的海上力量一枝独秀，但是在东南沿海，仍然存在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海盗，拥有的船只从两三条到百余条，这些海盗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即便是郑芝龙集团，有时也会吃这些海盗的暗算而吃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芝龙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陈衷纪死于李奇魁的海盗集团之手。

郑芝龙第一个将目标锁定了李奇魁，并在当年打败了李奇魁的舰队并在战斗中将其斩首。

这次海战的胜利，使福建巡抚熊文灿深信招抚策略的成功，他希望郑芝龙的力量，能成为捍卫东南的海上长城。他与前任巡抚不同，体现出应有的慷慨，将郑芝龙提拔为参将。

李奇魁集团的灭亡，使郑芝龙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同时他的虚荣心也不断地滋长，他在晋江安平，离他家乡石井仅有十余公里距离的地方，购置了大片的土地，他聘请了最好的园林设计师与最好的工匠，来负责豪宅的规划与施工，这片占地面积达到一百三十八亩的大府院落，将象征着他的财富与地位。

在多年的漂泊、流浪与征战之后，郑芝龙已经不再是海盗，而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政府正式官员，虽然他实际上更应该称为雄据一方的军阀，这使他的生活比以前要安定，也多了闲情雅致，他怀念着远在平户的妻子田川氏以及他的儿子福松，是把他们接回家乡，全家团聚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郑芝龙有没有返回去日本平户去看望母子俩呢？可能有。

虽然史料缺少这方面的纪载，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田川氏在1629年产下了第二个儿子，这表明在一年前即1628年时，郑芝龙应该曾经返回平户。我们查阅史料，郑芝龙是在1628年的七月被朝廷所招安，那么他前往日本的时间应该是在1628年的上半年。虽然郑芝龙曾经参予企图推翻幕府的行动，但此时的他已经是东亚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领袖，日本政府应该已经不去追究他当年的行为了。

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称田川氏的第二个儿子并不是郑芝龙的骨肉，这意味着田川氏在平户还曾经有过外遇，似乎有某些理由支持这种说法，比如她的第二个儿子完全是日本人的名字，叫七左卫门，后来在福松与田川氏都先后到了中国，但七左卫门却始终留在日本。

1630年五月，已经被大明政府倚为海上长城的郑芝龙在连续剿灭海盗之后，他的仕途一片光明，是到了迎回田川松母子二人的时候了。此时郑芝龙的武装集团，已经从二十八人的集团演变为郑芝龙的私人武装，他在军队中大量安插自己的同族兄弟，成为一支名符其实的"郑家军"，郑芝龙派遣自己同族同辈兄弟郑芝燕抵达平户，与日本平户当局交涉。此时的日本锁国的政策越发明显，幕府发布的政令严禁日本人离开日本，当平户当局将郑芝燕带回田川氏与福松的请求提交给幕府时，遭到幕府的一口拒绝，沮丧的郑芝燕不得不暂时居住在翁昱皇家中，并派人通知了郑芝龙。

勃然大怒的郑芝龙的第一反应，就是率领庞大的舰队进攻日本本土，拥有西太平洋最强大海上力量的他根本不把这些东夷人放在眼中，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因为他现在不再是一支逍遥自在的海盗船队的首领，而是一名堂堂的大明朝的海军将领，虽然连续击破李奇魁与二杨，但另一个强大的海盗头目刘香尚未落网，而荷兰人也虎视眈眈，企图在他疏于防患之时反咬一口。

郑芝龙强捺怒火，他决定对幕府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几个月后，他的另一个同族兄弟郑芝鹗率六十名壮士，身着戎装，船上配置精良的武器，经过数日的航行，抵达平户。平户当局大为震动，以为大明海军即将进攻日本本土，郑芝鹗与日方交涉，说明来意，要求日方立即遣回田川氏与福松母子俩。平户当局推托幕府的政令难以违抗，郑芝鹗当即要求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

德川家光是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郑芝鹗昂然面对这位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取出一幅事先准备好的画卷，上呈给德川家光。德川家光令人展开画卷，只见卷上所画的是一艘艘艨艟巨舰，迎风破浪，船上的战士整装待发，利刃在手，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德川家光大惊失色，连忙问这幅画卷所指何意，郑芝鄂傲然回答道，郑芝龙手握十万大军，千艘战舰，如果幕府顽冥不化、一意孤行，将迫便海上霸主不得不以武力强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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