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忽悠咸丰帝

文卓

困局：
    自己被太平军困扰
    北京又在关键时抽调兵力
    咸丰十年(1860年)的清帝国，出了大麻烦，前几年大清海关在自己的港口，在自己的船只“亚罗号”上，抓了自己的人，英法却认为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船只上错误地抓了人，于是要有所行动。这种行动，当然不只是冲击大使馆，强烈要求道歉而已，而是直接带着军队带着家伙来，烧了广州港洋行民居，觉得还不够，又直接来天津北京找茬。
    朝廷写信求援
    到1860年7月，攻陷大沽炮台，8月24日，攻陷天津卫。紫禁城政府手忙脚乱地布置，兵来总得将挡，于是选了蒙古王公僧格林沁，带着17000名蒙古铁骑在通县、八里桥布防，这是积极的一手；还有消极的一手，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派大学士桂良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前往被敌人攻占的天津谈判，这是消极的一手。当然，咸丰也打好了去热河的车票，随时准备“巡狩”，皇帝逃跑不叫逃跑，而是叫外出视察工作。
    家里能使的家伙，就这些了吗？还有呢，还有一支军队，还有几个人，这只军队叫湘军，这几个人叫曾国藩、胡林翼、鲍超。有家伙就抄到手上跟红毛鬼子打呀，可惜远了点，远了五千里，抄起来不顺手。远了就发信去催啊，于是正任河南帮办军务的满族官员胜保发急电叫曾国藩北上驰援，信是八月十一日写的，半个月后的八月二十六日，信到了曾国藩手中，信里头写的啥呢？
    妄想肉搏对付火器
    当然是万分紧急，黑云压城城欲摧，“夷氛逼近关下”，英法联军的妖气逼近北京城，我们单方面是抵挡不住啦，请你们赶快来与我们一起夹击鬼子。接下来，求援信就讲起兵法来，讲的是“以长击短”。洋鬼子擅长火器，射程远，杀伤力大。怎么破解呢？最好是能逼近他们，然后使上什么碧血剑、打狗棒法、降龙十八掌之类的，让火器失效。朝廷方面，对我们的肉搏技术还是蛮乐观的，以为只要一挨近鬼子的身，必定“贼之枪炮，近无所施”，然后“必能大捷”。
    先做了一个“大捷”的春秋大梦，然后就邀请曾国藩一起做梦：情况是乐观，当然要有你们的友情客串和嘉宾支持。冒着吃炮子的风险去接近鬼子的阵地，我们蒙古兵和旗兵当然干不来，这就需要你们四川、湖南的子弟兵赴汤蹈火，弯腰低头，像猴一样接近鬼子，“俯身猱进，与贼相搏”，说形象一点，就是先打扫堂腿，再打猴拳，把鬼子的枪给夺了，朝廷以为川、楚子弟个个是电影里的方世玉和黄飞鸿。讲完这种不着边际的兵法，朝廷就发布命令了，要老曾选拔两三千名“精勇”的南方子弟，由鲍超带队北上，会同其他部队，赶赴京师，然后归胜保指挥，展开北京保卫战。
    曾国藩正处困境
    北京的朝廷陷入困境，老曾该怎么办？总部那边的日子不好过，可这边老曾做的业务也进展不顺。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曾国藩业务的瓶颈期，老曾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光明在哪里。这一年，太平天国在3月破了江南大营，又攻克苏州常熟嘉兴，在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前提下，太平天国在江浙地区建立的“苏福省”大热出炉。远的不说，就在朝廷的信件到达的这一天，太平军又给老曾送了份大礼——攻克徽州。
    老曾最近比较烦，偏偏总部又要抽调业务骨干北上。自己这边慢慢地死掉，总部那边马上就得死，但是把人调上去也是死，这事不只是考他的忠诚度，也在考他的应变能力。咋办？
    回应：
    态度鲜明方法含糊 最后踢个大皮球
    老曾的信里头写什么？
    首先是表态，而表明态度一定要有相当的力度，至少要让老大知道你的立场没问题。老曾首先给北京方面一个闪屏，表示自己“震惊鸟”，他回信说，听到鬼子逼近北京，我真是“神魂震越，痛愤天地”，我的魂魄都发生强烈震动，我悲痛的电流一直上传输到天，下传输到地。真是“且愧且愤”，我那眼泪像雨水哗哗地流，“涕零如雨”。

暗示朝廷自己解决
    老曾还说，“东望吴越”，我不能分担老板长年累月的忧愁，吴越是什么？就是被太平军盘踞的南京和江浙；看完东南又望北方，“惊闻君父非常之变”，惊闻老大您那里发生突然的变化，鬼子兵临城下。有一句话就差没出口了：我恨不得一身分做两个用，一个北上救驾，一个留在南方平定内乱。
    话到这里，不要轻易放过了，我们看看老曾的心态和小算盘。这里头有文章，就是说您看看老曾我，一方面要照顾吴越东南局势，这可是皇上您多少年来的一块心病，我老曾想北上救驾，可吴越这边的业务拖着我呢。其实就是说：我东望望，北望望，很为难呀。
    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讲自己的难处。皇上，我容易吗。我这边也是“自恨军威不振”啦。当然，您那边的事要紧，我可抽调鲍超救驾，不过，这路途可有点远呢。曾国藩又给紫禁城方面比划了一下长短：鬼子离北京城不过几十里；可我子弟兵离北京有五千多里。五千多里，死赶活赶也要三个月，鲍超大概十一月赶到京城，估计到那时也就是去打扫一下现场了。鬼子和皇上您的那点子事，估计八月九月这两个月就有一个了结，“安危之机，想不出八九月之内”。
    这番话总结起来就是：老大，您好自为之，自己和鬼子去了结吧。
    摆明了不能来救您，可话还是要说得客气一点，态度很重要，而最好的态度就是在拒绝时，不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要学会说“不”，其实，不说“不”而把拒绝的意思表达了，那才是善于说“不”。
    老曾吃准了咸丰的心理，什么心理呢？咸丰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南边的形势更重要，洋鬼子要的是大清王朝的金，太平天国却要的是大清王朝的命，金可以拿出来，命却不是能拿出来的，所以他授意胜保写求援信的时候，是用了番心思的，只说调一部分北上，而没有说全数勤王。老曾就是吃准了这点，干脆连鲍超的部队也懒得调动。
    老曾回复说：老板，这鲍超同志冲锋陷阵还行，可是要他调度分配就不行了，“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一路上和兄弟单位搞好关系，调配物资，分发粮饷，他根本不是那块料。而且他也不会做弟兄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川、楚子弟兵恐怕不太乐意来，(给嫡系部队挡子弹，你乐意吗？)鲍超北上，我们不放心。
    否决了鲍超北上的可能性，但老曾没有对北上说“不”，而是更热忱地表态说，要不然组织就从我和胡林翼当中，随便抽调一个北上，我们俩组织能力强，觉悟高，在弟兄们中的威信也高，级别也高，一路上调钱调粮不成问题，“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
    说明自己业务的重要性
    把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力北调？痴人说梦吧。老曾和胡林翼不是痴人，咸丰也不是痴人，因此客气话说了一大箩筐，结果就一个：一个兵都不能调。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这才是最高境界。
    曾生怕朝廷不明白，最后补充说明了一点。老板，我们北上救驾可以，但皖南这边的业务那可得调整一下，我要是北上，肯定得带上左宗棠，左宗棠主管皖南业务，这样一来，皖南的业务也废了，我们只能退缩江西。如果是胡林翼北上，那么就得带上李续宜，他们是管皖北业务的，那么皖北的业务也废掉了，只能退回湖北。到时候，只能是先做完总部的业务，再回头做南边的业务，“率师南旋，再图恢复皖、吴”，北边的业务做不了，南边的业务又废掉，还掉头来恢复，行吗？
    老曾一连串地拍着胸脯效忠，只是为了说一个“不”字！这皮球还是给他踢回紫禁城了。
    结局：咸丰打掉幻想 自扫门前雪
    从八月二十六日接到信，曾国藩回信到达北京，北京发生了什么呢？九月十八日，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与洋鬼子在通县血战， 17000名蒙古骑兵没有等四川湖南的兄弟们去替他们挡子弹，而是勇敢地迎着火枪火炮冲了上去，战争局面一度乐观，蒙古兵杀死杀伤英法联军千余，连咱们远在欧洲的卡尔马克思老师也盛赞了蒙古骑兵的勇敢。
    然而，火器来了。诚如清廷信中所说，最担心的是敌人的火器。英法联军用了一种名为康格列夫的连射火箭炮，这种火箭炮在1807年烧过丹麦的首都，后来还烧过美国的白宫，这种炮射程短，命中率差，但就是动静大，火力足，蒙古骑兵的坐骑经不起这种惊吓，于是溃败。
    当火箭炮纷纷射入蒙古战阵的时候，老曾的信还在路上。朝廷能体谅他的难处吗？朝廷还坚持这种远水来救近渴的做法吗？从一份文件就可以看出来。九月二十日，老曾接到朝廷的信，信里头这么指示：“抚议渐可就绪”，和谈的工作渐渐进入正轨，进入了正轨吗？没有，正打着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安慰老曾，要他别北上了，还是“力扫贼氛，是为至要”，扫清太平军，才是最紧要的。这和老曾算计的一模一样。

朝廷的第二封信是九月二十日到的，按照当时大清邮政的速度，应该是九月五日就发出了，而老曾的回信此时还在路上，这说明朝廷不是看了老曾的信才回信的。
    他们所做的决定正是曾国藩所希望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来麻烦我。咸丰在这方面表现得很聪明老辣，知道调动南方部队是痴人说梦，他可能担心曾国藩不好怎么表态，于是干脆自己紧接着又发一封信，主动叫他别北上，让他放心。
    洋鬼子可以用金银土地对付，太平天国就得往死里对付，这也应了我们教科书说的：封建统治阶级最在乎的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
    结语：唐浩明先生在评点这一奏折时，说老曾对热事情来了个冷处理。我却认为这是来了个热处理。
    表态热，口气热，赶紧地答应来总部救急，但同时把困难摆出来。咸丰也配合得好，不让下属为难。当然这是封建统治层在对农民革命镇压，对列强妥协上达成一致。
    把这个场面换到现在大概是这样的：老板，您总部业务有危机，我们部门光抽调一个小组来支援是不够的，这样吧，我们把手头这些决定总部命运的业务暂时全部放弃掉，全力以赴前来支援你们，等总部缓过气来，我们再回头找回丢失的业务，行不行？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行，聪明的老板一看就明白。
    热辣辣地说一个“不”字，要修多少年才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