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赞同维新 戊戌政变中为何依然出卖维新党

文卓

余英时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时，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其实不光宋朝如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多可作此划分。偶尔有一些知识分子身兼这两种特性，便毫无疑问成为楷模，如曾国藩。不过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太少，更多是一些慷慨激昂的“名士”。他们以重建治道自命，但又身处“体制外”。他们通常自负于宏大的目标和责任，而其自身的缺陷又与这种圣徒式的使命感相违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得他们时而是“坦荡荡”的君子，时而又是“常戚戚”的小人。他们的标准形态，是在人前慷慨激昂地宣示立场，仿佛非其人不足以弘道护国，但若是真的治国兴邦、兴利除弊，他们便会一筹莫展。戊戌变法，让这样的一班人领导，其结果可想而知。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还不能跟曾国藩平起平坐，但他毕竟是“体制内”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考量，遂有告密的举动。戊戌变法，后人多指责因袁世凯的背叛而失败，感慨、痛惜中国因此错过一次发展的良机——其实有些东西可能注定只能是“错过”。

戊戌变法已逾一百余年，今天重提它，仍感觉沉甸。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读书人，多少怀着图强的信念，想通过著书立说，通过进谏，引起权力高层的重视，进而谋求到更高的职位，以便在高位上对推动国家进步贡献更多的作为。康有为自诩为圣人，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就热衷于名利的追逐。他为了名利在撰写著名的《门灾告警折》时擅自加入了恭请慈禧继续垂帘的内容——慈禧归政后，中外臣工有紧要奏章，仍然要呈达慈禧，并在台头恭书“太后圣鉴”。就是说，慈禧归政后，至少还要当一半的家。这一条还要请朝廷下达给九卿，一定要严格执行。后来，光绪帝器重了他，他就把慈禧晾一边了，完全站在了光绪帝这边，甚至还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所以他博取功名的欲望，似乎比一般知识分子强烈些。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康有为毕竟还是心怀社稷的。1895年，当《马关条约》即将签署的时候，他就异常气愤，于是有了“公车上书”的运动。他的爱国情怀感染了不少当时的知识分子，他的名字也随之更为广泛地被人们所提起，甚至到今天，人们还在赞颂他。有些读书人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熟稔黯然于仕途，把“国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过着悠闲自在、风花雪月的世俗生活；有些读书人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一有机会就特别钻营，以期博取权力，过足权力的瘾；有些读书人金榜题名，心怀社稷，想以此为君为国效命。康有为不属于最前者，他科举中士，但并没有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而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谋求更大作为之上。年轻的光绪皇帝确实应为我们所尊重，他确实想有番作为，所以当康有为的慷慨激昂，到光绪帝那里，马上就迸出了火花，一拍即合，顿感世间将迎来曙光，万物将为此改观，国家将富裕强盛。

康有为作为一名倡导变法图强的名士，他的变法主张得到光绪帝肯定后，就越发显示出活力。在他的鼓动下，维新变革如潮水般迅猛铺开。光绪帝也越发兴奋起来。光绪帝在短短的一百多天里，就想改变四万万中国人四千多年来的保守思想。他要让当时连钉子都不会造的中国人开始修建铁路；他要让一向唯恐惊动神灵而不敢深耕的中国人去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炭；他要让各省都建起大学，而在过去的四千多年里，整个中国都还没建造一所像样的大学……光绪帝的想法似乎过去天真。在康有为等维新书生的鼓动下，本来主见不多的年轻皇帝，就更加失去了理智。“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光绪要把几十个同样困难的问题都解决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京城里组成了一个维新派，成员多是激进甚至鲁莽的年轻读书人。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但却被变法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是统治了中国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

康有为不合实际的主张，就注定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结局。康有为书生意气，还担当不起领导变法图强的角色，他无论是在资历、地位，还是能力、学力、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还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尤其缺少政治上的历练，政治上相当稚嫩、不成熟，加上性格狂放不羁，行事偏激，所以充其量他不过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思想宣传家而已，终究难成大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绪帝推行新政，大事多赴慈禧处禀请，慈禧也多不语，由皇上亲定。但后来，光绪帝在康有为的鼓动下，越走越远，康有为为了谋取自己的势力，要革去“守旧衰谬之大臣”，大量起用少年英勇之士，这就引来守旧势力的更大反对。慈禧也就不会再袖手旁观了。要知道，虽然慈禧住到了颐和园，说放手让光绪帝自己干，但整个朝廷还不是掌握在她手中吗？涉及朝廷的重大改革她不同意，大臣们不同意，靠几个书生，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慈禧不是戊戌变法的天然反对者，甚至直到戊戌政变时，慈禧也没有完全反对变法图强，但她不能容忍的是企图通过变法夺走她手中的权力的人，她不会任由康有为来领导变法，所以当康有为欲求“速变”、“全变”、“大变”而四面树敌感到危机四逼时，她就选择了政变的手段，这也进一步加速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彻底流产。

对于维新变革，袁世凯向来是认同的。可以说从甲午战败以来，袁世凯痛定思痛，有强烈的变法图强意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士大夫和朝廷官员中，从思想、理论主张到实践行动，还没有谁可以与他匹敌的（只是袁世凯的主张与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有较大的区别，上文已作介绍了）。这也是戊戌变法中，为什么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邀请袁世凯入伙“围园劫后”的原因。袁世凯也因为这个，招来了背信弃义，告密叛卖的骂名，并为时人和后人所诟病。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是：袁世凯为两面派人物，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谭嗣同八月初三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或杀或囚后。袁于八月初五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这说法一直延续至今，是历史学家们有意弃袁保康的结果，而且被推为“历史真实”。但事实上，这一说法疑点颇多，甚至有学者直接说，这是教科书的“杜撰”。近年来，由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的大量公布，戊戌政变的真相才得以大体清楚：由于政见的不同，维新运动一开始，帝党和后党就发生了不可调节的矛盾。“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御史杨崇伊等人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伊藤到天津时，矛头都指向了康有为，说皆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请外人入军机，这让守旧者惶恐不安，遂至慈禧面前说事、渲染。其中以荣禄为最。荣禄对光绪帝本来就多有藐视，一意讨慈禧欢心。慈禧获悉后，与光绪的政治权力关系出现了异动。八月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宫中，政变加快了步伐，到八月初六，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囚禁光绪帝，政权交接完成。在宫外，维新党人觉察政变即将发生，铤而走险，密谋“围园劫后”，以挽救政治败局和维新事业。初三晚，谭嗣同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入伙。而袁世凯于初五晚在天津向荣禄告发维新党人的密（荣禄是在慈禧已经发动政变之后，才从天津到北京告诉慈禧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计划的）。所以，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本身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初七前后，慈禧太后确悉维新党人密谋“围园劫后”之事后，加深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因此都背来了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