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如何搞定清帝国 一哄二骗三吓唬终结帝制

步天涵谷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历时268年的大清王朝在这125天里土崩瓦解，轰然倒塌。这期间，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清军压制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养“敌”自重威胁清廷，最终逼清帝退位，坐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然而，袁世凯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和平”逼退清帝？这个过程中清廷内部又有怎样不同的应对态度？“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的文献和史料，为读者呈现了其中的一些细节。

当时，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见大势不佳，重新起用拥有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的袁世凯，在1911年10月14日诏授他为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最初，袁世凯称疾不就，向清廷提出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10月27日，清廷又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还拨内帑100万两济武汉军事。接着，清军在汉口击败民军，清廷看到袁世凯是可以扭转乾坤的惟一人物，便于11月1日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诏他来京，组织内阁。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正式成立，自此便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3000人。当时冯国璋打算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世凯却亲自拨打长途电话授意冯国璋停止攻打。依袁世凯当时的实力，完全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12月28日，隆裕太后听从袁世凯的进谏，下懿旨召集国会，以决定国体。《绍英日记》中记录了袁世凯面见隆裕太后时的一番对话：

皇太后垂泪谕袁总理大臣云：“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

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二十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决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善；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

绍英时任署度支部大臣，长期位居清廷核心的他亲身经历了晚清的动荡，并记述在日记中。《绍英日记》由绍英的儿子马士良保存研究，今通过绍英之孙马延玉修复并转予国家图书馆，在“东方的觉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中首次展出。

在《袁氏当国》一书中，作者唐德刚把袁世凯的政治方略解读为三步，即养敌、逼宫和摊牌，“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

对于隆裕太后，袁世凯首要一步就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上来便把太后的私房钱，逼掉一百万两，等到太后以为内帑花光，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世凯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

而清朝宗室方面，主和派、主战派则争论不休、斗争激烈，庆亲王奕劻力保袁世凯出山，是主和派。载洵、载涛属于不发言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蒙古王那彦图、满族中之升允、铁良、良弼等人则属于主战派。对于当时袁世凯停战言和，主战一派非常不满。在马士良早年手抄收录的《恭亲王溥伟日记》中，记录了1912年1月15日，恭亲王溥伟在内阁会议上与袁世凯派去的赵秉钧、梁士诒进行的激辩：

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公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话，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宣言之。”

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

余曰：“朝廷以慰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

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

余曰：“以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庭耶？”梁、赵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