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采取“举袁”方针是为避太平天国式失败

文卓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

　　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表面中立，视为莫大的荣幸。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即使是某一外人来电祝贺革命的成功，也被说成是“新共和国外交之成功”(《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庆幸帝国主义没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当时的报纸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谈论中时有流露。黄兴于1911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

　　孙中山是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的，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郑重考虑。所以，当孙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议会的组织，将举黎元洪或袁世凯做大总统时，即于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这封电报表明：孙中山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早在他归国以前，他已接受了国内已经确定的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了。

　　孙中山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方针？12月20日，他归国途中经香港与胡汉民谈话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方针的一个说明。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卒，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10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孙中山的这段话表明：他之所以采用“举袁”的方针，就是因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