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康生欲借“文化大革命”置王世英于死地

文卓

　1964年，毛泽东就党政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其中包括撤销卫生部的保健局，取消中南海保健组。他还批评专门负责高级干部医疗保健的北京医院，应该“改名老爷医院”，要北京医院对外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中南海里保健组也撤销了，回到北京医院。我们全体保健人员撤离时，在保健组办公的院前合影留念，毕竟在此工作多年。”

　　正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到陕西省咸阳的牛角村“四清”，除了他的警卫员赵雨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干部刘吉顺跟随外，组织上决定王敏清随杨尚昆一起去“四清”。

　　在陕西乡村的“四清”生活，使王敏清重新回忆起自己青少年时在延安度过的艰苦岁月。解放15年了，中国老百姓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王敏清他们所在的牛角村，是个十分贫困的村庄。这里有的老百姓甚至买不起食盐和点灯的油。王敏清他们最初每天只能吃两顿棒子面糊糊，后来陕西省委看到他们工作组又苦又累，决定让工作组另起炉灶，这才喝上了面汤。这也就算是很大的改善了。

　　当他们“四清”结束，回到西安市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曾在西安大厦款待他们吃炸馒头片。结果盘子一端上来，就被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因为厨房已经下班了，做不了其他花样，只得再炸馒头片。

　　第二盘、第三盘均很快被扫光，直到大师傅炸完第四锅，他们才打住。“那时肚子里缺油呀!不仅是我们终生难忘，在场的人都留下深刻记忆。”王敏清说。

　　1965年秋，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和负责保健工作的郑学文处长相继找王敏清谈话，要他第四次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

　　自从撤销中南海保健组后，中南海内领导人的保健和小病的治疗，都得临时叫人来或出中南海去看病，很不方便。而原中南海门诊部并不担负领导人的保健医疗工作。史书翰、郑学文找王敏清，是希望他去后能兼管一些原保健组的工作。

　　已经三进三出中南海的王敏清，一再推托不愿当官，他说当医生，治病救人足矣，从未想过担任什么职务。他推荐原保健组别的几位资格更老的医生，说他们更合适就任。可史书翰、郑学文一再找他谈，认为他曾为多位领导人服务过，相互熟悉融洽……王敏清最后答应，先由他顶着，希望领导继续物色人选，一旦物色到合适人选，他就退出来。

　　王敏清就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半年多，就遇着了狂飙疾雨。1966年初，于1965年年底调到广东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已经处于被批判的状态。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地将杨尚昆列为反党集团头面人物。而王敏清长期担负杨尚昆保健医疗，并随杨到陕西“四清”，被视为同杨尚昆关系很不寻常，所以当批彭、罗、陆、杨进入高潮之际，王敏清也随之受到波及，开始受到种种诬陷。

　　不久，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江青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原来，康生曾诬陷王超北、刘雅洁等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党员是特务、内奸，王世英为他们和康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父亲还给王敏清看了1962年他刻画康生嘴脸的诗：“阿谀逢迎，蚁附蜂拥。自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难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敏清听呆了，他感到问题严重，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康生经常来看望父亲，表示亲近；为什么对自己客气有加，并向江青推荐自己做保健医生……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些手段封住父亲的口，不揭他们的短。当他们发现这一套对刚直不阿的父亲不起作用后，便萌生祸心，乘“文化大革命”之乱置父亲于死地，杀人灭口。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及其迫害王世英的阴谋。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王敏清自己的家多次被抄，被关、被斗，后来又下放西北劳改……他的父亲王世英则于1968年春，被康生、江青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1979年1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

　　这年9月，蒙冤13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的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2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向党、向人民揭露康生的累累罪恶。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李庄，一直为不能将康生劣迹抖落于天下，致使许多是非辨不清、民愤难平抑而耿耿于怀，收到这篇来稿，不禁大喜过望。当时还没有一篇如此翔实而有力度的揭露鞭挞康生、能言人所未言的文章。

　　可在当时，中央尚未对康生定性，发表这篇文章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同时也将引起好的轰动效应。因此李庄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未与报社其他负责人商议，便拍板发稿。

　　文章于1979年9月24日刊出，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1980年10月16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