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统购统销：要批判保护农民错误思想

文卓

（转帖）

据我了解，陈云同志在195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问题。由他主持起草，用他、李富春同志和我三人名义，于1952年1月15日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1952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陈云文选》第2卷，第160页）这里的“征购”，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由于一些地方同志感到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希望从缓推行，中央在1952年实际上没有进行试点。

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毛主席要求中财委拿出具体办法。这时，陈云同志因病在外地休息，财委工作由我主持。我组织粮食部和中财委粮食组的同志共同研究，草拟了《粮食收购办法》、《粮食计划供应办法》、《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办法》和《节约粮食办法》。《粮食收购办法》里，没有提到征购，那是考虑到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民可能难于接受。提出的方案是：除依法征收公粮外，有选择地实行余粮认购法、结合合同收购法（即订合同用工业品换粮食）、储粮支付货币法（即按储粮时牌价将款存入银行保本保值并计息）、预购。几个草案经中央初步审阅后，于6月15日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讨论、修改。7月下旬，财经会议后期，陈云同志回到北京。会议结束后，他立即拿出很大的精力继续这项研究。这时，汇总起来，共提出了八种方案。经过反复对比筛选，其中七种被否定了。这七种是：

只配不征。即只在城市搞配售，农村不征购。这种办法所以不行，是因为农民看到城市搞配售，他就会有粮不卖了。

只征不配。只在农村搞征购，城市不配售，还是自由市场。结果可能会边征边漏，农民会拿交征购粮所得的钱，到城市里从粮食公司再把粮食买回农村。

原封不动。即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这样做，困难会日益加剧，结果必乱无疑。

“临渴掘井”。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再去重点产粮区征购。这样办所以不行，道理很简单：到实在买不到的时候，城市自由供应也就无法继续了。

动员认购。东北1951年实行过。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而控制数字不向农民露底，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认购量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这是一种强迫而不命令的办法。

合同预购。这是个好办法，1949年、1950年在东北、华北收购棉花时就试行过。1951年对棉、麻、烟、甘蔗、茶叶等多种农产品全面实行合同预购，但预购合同一般要在春耕前签订，1953年至1954年粮食年度改行粮食合同预购，时间已晚。而且前几年合同预购证明，预购合同对小农的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收成好，他按合同交售，甚至希望国家多买；收成不好，市场价格看涨，虽订了合同，他也不一定会履约。现在粮食产量不是多，而是不足。因此，希望全面推行合同制来完成收购任务，没有把握。

不搞统一办法，由地方各行其是。这样做，怕各地互相影响，不好掌握。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后，陈云同志认为上述七种方案都不可选择，可选择的只剩下又统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了。

财经会议后，我离京去外地做农业初级社的调查研究时，陈云同志曾通过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的选择，但希望在农村征购时，不要过头，除给农民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外，最好还给留点机动粮。

陈云同志的建议向中央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总理、小平同志等的大力支持，并得到毛主席的赞许。毛主席嘱他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1953年10月2日凌晨，毛主席审改了陈云同志起草的通知，并决定于当晚7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报告说：情况十分严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会更加严重。（1）收购少，销售多。8月全国财经会议提出，从7月1日开始的新的粮食年度要收购粮食340亿斤，现在只买到101亿斤。个别地方收购虽达到计划，但全国同期销售124亿斤，超过原定计划19亿斤。现在既非1951年，又非1952年，1951年3月到6月紧张，7月以后收多销少，情况改变了；1952年11月间，情况也有改变。今年可以判断到11月、12月，也可能是收少销多。因为产区完不成计划，而销售却大幅度突破计划。（2）现在已有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集镇与乡村之间。只要粮食市场乱，一个晚上就可以出来上百万粮贩子。现在不少地方已开始混乱，粮多的地方则开始抬价。（3）过去规定全国供应京、津23亿斤粮食，其中麦子15亿斤，现在只能供应10亿斤。从7月1日到现在，只三个月已卖5亿多斤。现在到明年6月只有4亿多斤可卖了，而外无援兵。京、津面粉配售势在必行。京、津配售消息传出去又会影响粮食收购。（4）原定东北上调42亿斤，因为受灾，现在自认只能上调14亿斤，这个缺口不小。总之，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结果是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立即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影响。而且会引起人人各自囤积，人心不安。虽然物价不会像过去那样动荡，但也要相当动荡。这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只有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

在谈到解决办法时，陈云同志说：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同这四种关系相适应的处理办法是，农村实行征购，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上述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关系，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陈云同志又说：在我们之前，有两个政府实行过征购，一个是“满洲国”政府，叫“出荷”；一个是蒋介石政府，叫“田赋强实，征购征借”。我们的征购不仅性质和他们的征购不同，而且价格公道。除运不出的“死角粮”的地区外，都可以实行。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

小平同志建议，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开征，征与购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