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哪件事情让毛泽东承认“打了大败仗”？

步天涵谷

在工业建设方面，陈云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就调整钢铁生产指标等问题专题调研，向中央建议把1959年的钢产量由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被中央政治局采纳并下达文件执行。国务院还下达文件，削减大型基建项目的数量。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6月，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主持下，党中央连续召开多个会议，下发一系列文件，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毛泽东闻过则改，一旦觉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错误，即着手调整政策、改正错误、解决存在问题，不失人民领袖风范。但这段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高层的指导思想，仍未从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以及建设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中解脱出来，尚未足够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如八届六中和七中全会的决议，仍坚持认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并不是遥远将来的事”，只是把过渡的时间表推迟了15年到20年；仍然肯定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强调要坚持下去；毛泽东在会议印发的三国时代人物《张鲁传》上所加的按语，仍然赞赏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总体上仍然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因而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冒进的错误，后来每当度过社会经济危机，遇上合适气候，“左”倾思想又一再膨胀发展，酿成新的更大的灾祸。

    掩卷沉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殊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然而却是失败的实践。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是打了大败仗。这场大败仗告诉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人民意愿，遵循客观规律，自觉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顺势而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措施；而决不能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强迫命令，靠开展党内政治斗争，靠大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对干部群众开“辩论会”（实为批斗会），采取撤职开除甚至捆绑吊打等手段来形成强大政治高压去压服不同意见，强行推进某项社会经济政策。

    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片面变革生产关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刻教训在于不顾生产力的水平，人为提升生产关系，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为不断变革、迅速变革生产关系，拔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结果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与此相联系的深刻教训是，不能片面强调不断革命，忽视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对稳定性，任意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在条件不具备、机会不成熟时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否则，欲速则不达，必然要受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根本错误在于陷入了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