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特工朱枫传奇

步天涵谷

7月14日早晨，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内举行了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骨灰上盖着国旗，仪式结束后奏《国际歌》，现场的很多人都掉了泪。”朱枫，新中国成立初期潜伏中国台湾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50年在台北街头就义。历史要追溯至1950年的台湾“特大间谍案”，当时受到牵连的共产党潜伏人员多达400余名，除朱枫外，还包括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人员——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关于这段历史，尽管早已有所披露，但直到最近，随着朱枫骨灰回归故土，才终于得以正式解密。


    朱枫最小的儿子朱明今年已73岁，在南京玄武区的一处住宅楼里，记者见到了这位烈士的后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朱明便开始以课题的形式搜集各种关于朱枫的资料，寻访历史见证人，还原朱枫的革命生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枫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而寻找朱枫流落在台湾的骨灰，更成为朱明和姐姐朱晓枫关注了十年的事情。这对姐弟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有多深，这10年寻访骨灰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

  出身富商 为革命慷慨捐助

    朱明曾编写过一本《枫叶飘落在台湾——朱枫烈士传略》，较为详实地记录了朱枫的一生。朱枫是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本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她的父亲朱云水是当地渔业公会会长，母亲出生于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家庭，家境富裕。朱明告诉记者：“宁波镇海当时就是靠渔业吃饭，渔业公会的会长自然是这个行业的龙头，另外，朱枫的故居朱家花园规模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住进去二三十户人家，这些都可以看出朱枫当时的家境。”

    1927年，朱枫远嫁沈阳，做了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这段时间，朱枫育有二女，长女在十几岁时因病去世，次女就是朱晓枫。据朱晓枫回忆，她恰好在“九·一八”事变当天出生于沈阳，一年后父亲患病去世，母亲带着子女回到镇海娘家。后来，朱枫又与共产党人朱晓光相恋、成家，生下了朱明。

    朱枫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曾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她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伤员。

    据朱晓枫回忆，从抗战爆发一直到解放战争，母亲朱枫始终慷慨解囊，将家中的大量财产捐给了革命事业。最初，朱枫在镇海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得款全部捐献给抗战运动；避难武汉后，她得知中共领导的武汉新知书店经费严重不足，便慷慨捐款500元；台湾爱国志士在金华召集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成立“台湾少年团”与“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向少年团捐款800元，为奔赴抗日前线，还将8岁的朱晓枫寄养在台湾少年团；后来，新知书店又遇资金问题，朱枫把自己的3克拉钻戒变卖了3200块大洋，捐给书店用来购买纸张。

    在朱明编撰的另一本《朱枫烈士纪念文集》中，新知书店创办人徐雪寒写到了朱枫对书店的慷慨捐助：经过执诚(朱曦光，朱枫丈夫朱晓光的哥哥)介绍，朱枫用变卖家产所得，对新知书店投了一笔数目较大的资金。说投资，是句门面话，实质上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这一点，对于我们这家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实在是雪中送炭。

    此外，朱枫还从经济上、精神上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志。1944年曾与朱枫一起在上海工作的徐波，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大概9月间，朱大姐邀我陪她去做大衣，不料她替我也做了一件，我因为经济条件不够，坚决谢绝，她领会了我的意思笑着说，我送你。徐波被捕出狱后身无分文，朱枫又通过银行让她领取了7元，使她度过了等候回解放区的三十多天生活。

    1945年，朱枫在上海经徐雪寒、史永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建华贸易公司、鼎元钱庄主管财务，并受组织委托兼管地下党情报部门经费。1948年，朱枫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她将朱晓枫送到已解放的苏北，又将朱明带在身边一起来到香港。

    接受指令潜入台湾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猛攻金门古宁头不下；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又因情报失准严重受挫……连续失利后，派人潜入台湾搜集情报成了当务之急。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她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在台湾又都是军统干部，且一直不知道朱枫的真实身份，因此她成了被派往台湾的第一号人选。当时朱枫正在香港，据朱明回忆，母亲本来已和父亲在通信中约好，处理完香港的工作后就回大陆与家人团聚，但此时偏又接到赴台执行任务的指令，于是只好暂时放下儿女情长。

    她写信给丈夫朱晓光：“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信中兄妹倒置，也并没有暴露她将去向何地，这些都是秘密工作的需要。

    这一年的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乘“风信子号”海轮抵达台湾基隆港，她的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根据组织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代号“老郑”的蔡孝乾，另一个人就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身居要职的他获取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朱枫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情报送回大陆。

    女儿、女婿到码头把朱枫接到自己在基隆的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就亲自到基隆与朱枫见面。几天后，朱枫又见到了吴石，约好以后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四点碰面。在台期间，朱枫与吴石前后7次秘密会面，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枫，朱枫又按约定把这些情报交到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一位大副的手中。一切顺利，这批情报被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朱明说，原本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朱枫只用四十多天就完成了。此时朱枫接到上级指示，命她速回。她买好了回香港的船票，还托好友给上海的家人带去一封信，大意是“凤将于月内返里”，这封信竟成朱枫绝笔。

被捕之后宁死不屈

    1950年年初，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朱枫，同时也造成潜伏在台湾的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当时台湾全岛已经戒严，吴石得到消息后，立即给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帮助朱枫于2月4日乘军用飞机飞抵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国民党保密局在追查朱枫下落时，发现了吴石为朱枫签发的通行证，也由此知道了朱枫的去向。

    之前的很多文章，一直说朱枫到舟山后躲进沈家门的一家医院佯作治病，伺机乘船返回大陆。但朱明经过多次考证查找，终于发现了重要的历史见证人，重新捋清了这段史实。

    朱明说，这家医院的院长姓顾，他同时也是一个生意人，与朱枫的父亲有过来往。朱枫告诉顾院长她是来做生意的，院长把朱枫安排到自己家，让她和大女儿住在一间房子里。此时，朱枫回家的路已走到最后一步，天晴的时候，从舟山可以看到大陆。但当时舟山本岛有国军四个军军部12万军队驻守，岗哨密布。朱枫说要到上海做唱片生意，顾院长开始搞到了一艘小船，但是不放心，就说过两天弄艘大船再走。

    此时国民党情报部门查出朱枫已到舟山，就要求当地一定要抓获朱枫。顾院长的儿子、今年87岁的顾学勇回忆说，当年朱枫住在他家，他只有十六七岁，一日，两个便衣闯入他家，问，这里有谁叫朱谌之？朱枫知道自己的行踪已暴露，便站起身，回手取了大衣和包，从容地与顾院长和家人告别，随着便衣出门而去。这一天是1950年2月18日，距朱枫飞抵定海已过去了14天。

    朱枫被押解回台湾，国民党制定了“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劝降方针，但朱枫始终不曾屈服。1950年3月1日，吴石也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当时，这一案件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朱枫等人的始末。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吴石、朱枫等4人被绑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枪杀。牺牲时，朱枫年仅45岁。

    这一案件被后人称为“台湾大间谍案”，国民党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1951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向朱枫家属颁发了由陈毅、潘汉年签章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朱枫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位女烈士。

    子女回忆朱枫当年事

    1948年朱枫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日子，先后与丈夫朱晓光通了数十封家信和电报，从这些家信中可以看出朱枫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我希望你们能到广州见。先来了电报，我就可以请假几天，上来看你们。”“忽然接到那么多的信，这确是无限愉快的。”如今，这些信件还保存在位于宁波镇海中学的朱枫烈士纪念楼里。

    朱枫生育过三个孩子，如今，二女儿朱晓枫和儿子朱明仍生活在南京。从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的主任医生朱晓枫说：“9岁之前我跟着母亲四处逃难，武汉会战前，她送我去浙江金华加入‘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自己则去了上海，我与母亲第一次离别。抗战胜利后再回到母亲身边，我已16岁，我们一起在上海住了3个月。1946年的一个晚上，母亲送我从吴淞口坐船到江苏淮阳解放区，这是我和母亲共度的最后一段时光。”朱晓枫的本名叫陈倬如，为了纪念母亲，她将名字改为朱晓枫。

    朱枫和朱晓光所生的儿子朱明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的某电子研究所工作。至今，他已搜集整理了百万字的朱枫资料。1950年朱明在上海读小学5年级，有一天，母亲的上级徐雪寒伯伯来到他家。他走后，父亲告诉朱明，母亲牺牲了，徐伯伯送来了母亲的一些遗物。徐雪寒还在给朱晓光的信中写道：“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朱枫)是不相宜的，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朱明回忆起自己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朱枫到上海，因工作原因朱明不能和她住在一起，但母亲常常来看望小朱明，晚上抱着他睡觉。1948年朱枫去香港也带上了朱明，几个月后，因朱明要继续上学，朱枫又委托香港地下工作的领导张唯一把朱明送回北京。

    朱明告诉记者，“文革”时他父亲朱晓光被迫害，也有人说母亲朱枫没有死，在台北街头看见她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特务。“但我们家人都不信。”

    “文革”结束后，朱明写信给党中央，希望能够核清朱枫烈士的事实。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我也是从那时开始研究朱枫，我要抢救与她有关的这些革命史料。”朱明说。1990年6月29日，中央台办和中联部召开朱枫烈士纪念座谈会，由罗青长主持，转达了邓颖超对朱枫烈士的怀念，并对其后人表示亲切慰问。

寻找骨灰10年坎坷路

    朱明第一次看到母亲被绑缚刑场的那张照片是在2000年。“我的北大同学在江苏省地震局工作，他在苏州出差时偶然看到一本《老照片》，同学都知道我在研究朱枫，回南京后，他马上登门把书送给我。我看到书上的照片，心中百感交集，随后就跑遍了南京城，买了很多本这一期的《老照片》。”

    朱明把《老照片》送给朱晓枫。朱晓枫说，看到这张照片，母亲的点滴往事一下子涌现在她脑海中，“我难过得什么都说不出来，很多牺牲者的遗骸都有下落了，只有我妈妈的遗骸一直没有消息。我想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人给我妈妈收尸？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她的遗骸，把她带回到家乡，让她回家。”

    这组老照片的发布人就是著名的台湾民间历史研究者秦风。秦风本名徐宗懋，曾是台湾名噪一时的记者。1999年的某天，秦风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里发现一个上面写有“奸伪”二字的纸袋，打开后，赫然看到一组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秦风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一年后，他通过题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影像展，在台北将这组老照片公之于世。后来，这组照片便刊登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杂志上。

    几经辗转，朱晓枫在上海见到了秦风，并交与秦风一封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秦风据此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并将此事告知台湾各大媒体，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助朱家寻找朱枫的骨灰。

    但事与愿违，秦风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这样又过去了5年，直到2005年，秦风的老朋友林正修带来了一个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还在。于是，秦风又找到陈莲芳，但陈并不知道朱枫火化后骨灰放于何处。她告诉秦风，1950年9月底自己的确曾给台湾“军法局”写信，请求领回母亲的遗骸和遗物。“军法局”同意后，陈莲芳却没有去领取。

    遗骨仍旧下落不明。秦风在一篇文章中感慨道：“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枫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那是所有愿意付出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烈士忠骨故土安葬

    寻找母亲骨灰的行动并没有就此停止。朱明得知自己的大学同学、一位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去台湾开国际天文会议，便托他帮忙找，但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朱明看到《参考消息》用两个整版讲述朱枫故事，其中提到“骨灰看起来是不可能找到了”。但朱明却不死心，想亲自去台湾找骨灰。“力度再大一点，也许就找到了。”

    2009年12月，一个叫潘蓁的人在寻找多年前失踪的父亲下落时，意外地在台北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谌文”的名字。潘蓁对朱枫的事情有所了解，想到“朱谌文”与“朱谌之”字形相近，可能是同一个人，于是辗转联系上了朱家。

    朱晓枫再次拜托秦风，秦风又找到台湾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帮忙。经过繁琐的手续，朱浤源带着朱家的委托信，终于在富德公墓纳骨室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他分析，因为骨灰坛上的‘之’字有些连笔，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谌文”。

    朱明说，2010年4月，网上关于朱枫的消息多了起来，“北京一位叫张西的作家，是朱浤源教授的朋友，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朱枫的骨灰已经找到了。”一切终于在2010年12月9日迎来了最好的结局，朱枫的外孙女、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在北京机场接到了写有“朱谌之”三字的骨灰坛。此后，骨灰暂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明告诉记者，在没有找到母亲的骨灰前，他将母亲的衣物和照片烧成灰烬，撒在南京明孝陵山顶的一棵大树下，做成衣冠冢，每年都要去祭奠。这个衣冠冢从1983年算起已经28年了。2003年朱明的父亲朱晓光去世，朱明又将父亲的骨灰撒在树下，并在树上刻下了一个“朱”字。如今，母亲的骨灰终于回家了。

    获悉朱枫烈士骨灰回到大陆后，宁波市领导几度亲自找到朱枫的子女，希望朱枫骨灰能安葬在宁波镇海。朱晓枫和朱明等人也曾两次回家乡考察，终被家乡人民的诚意打动，同意朱枫归葬家乡。5月，国家相关部门正式批复，决定朱枫烈士骨灰归葬家乡镇海。

    7月12日下午，朱枫烈士的骨灰在相关部门和家人的护送下，由北京包机回到宁波。朱明回忆骨灰归来的那一刻，“本来那天宁波在下雨，专机抵达机场后，突然雨过天晴，50名武警列队，在飞机前进行了交接仪式。”7月14日早晨，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内举行了朱枫烈士骨灰安放仪式。“骨灰上盖着国旗，仪式结束后奏《国际歌》，现场的很多人都掉了泪。”

    至此，朱枫骨灰终于安葬在了自己的故乡——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陵园内有15米高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朱枫烈士墓建在纪念塔广场北侧，面朝大海，庄严肃穆。镇海最大的西门公园已正式更名为“枫园”，并为朱枫烈士塑像，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