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大革命首席顾问的流放结局

刘恒宝

2011年07月16日 17:47　来源：北京晚报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受聘于国民党的“鲍顾问”是在华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鲍罗廷是有着共同信仰的朋友，虽然他因不同国度的条件差异和历史局限犯过错误，但那种以满腔热忱援助中国革命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人缅怀。

　　成长于拉脱维亚

　　长年活动在美国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按俄国习惯是以父名、本名和姓排列），1884年出生于沙俄帝国维帖尔布斯克州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在拉脱维亚度过。他在俄罗斯接受了教育，1903年在俄共前身即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便加入了党，并成为“多数派”（即俄语发音“布尔什维克”）成员。

　　鲍罗廷同列宁是同一代的革命者，一同参加了1905年革命，遭受镇压后都流亡国外。1907年他奉党组织之命赴美国组织俄侨，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主要在犹太籍党员中活动。在那个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年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跨国入党。鲍罗廷身兼俄、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籍，这也为他后来到其他国家开展工作积累了经验。

　　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十多年的鲍罗廷于1918年返回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他又被列宁派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赴美洲的首个使者。后来，他又转到西班牙、德国，还曾作为共产国际特使派驻柏林，从事鼓动革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1922年，鲍罗廷又以化名赴英国，想在当地组织革命，结果被逮捕判了苦役，半年后才被释放。

　　鲍罗廷有着这样特殊活动经历的人，是特定世界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国际革命家。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把全球连成一片，也使中国革命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鲍罗廷来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被孙中山聘为“教练员”

　　既帮国民党又助共产党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同苏俄外交家越飞的《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标志着国民党“联俄”政策正式确定。孙中山确定“以俄为师”，并非赞成共产主义，而是要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并争取援助。此时苏俄负责对华工作的是外交家加拉罕（著名的苏俄对华宣言便称《加拉罕宣言》），他特别推荐老友鲍罗廷到华南方向任顾问，得到列宁病重期间主持俄共工作的斯大林、布哈林同意。鲍罗廷来华，执行了一种既公开援助国民党又帮助中共发展的政策，两项任务的相互矛盾决定其结局肯定不美妙。

　　1923年9月，鲍罗廷先到北京与加拉罕研究工作，并向李大钊等人了解中国情况，随后又去上海与陈独秀沟通。10月间他到广州与孙中山见面，马上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教练员”一词在现代社会是体育称呼，可是鲍罗廷奉孙中山之命，对刚刚改组的国民党在政治理论、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上都进行指导，名副其实成为政治教练员。

　　此后三年间，鲍罗廷主要在广州东山的一座小楼内居住，带着两个男孩的妻子法尼娅·谢苗诺夫娜成为他的秘书。由于鲍罗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经常到他那里谈工作。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补白

　　来华配了俩翻译

　　胡志明和张太雷

　　出身俄国犹太人家庭、长期在美国活动的鲍罗廷来华后，因不懂汉语尤其是不谙广东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便配给他两名有特殊身份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

　　胡志明在1920年留学巴黎时，参加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随后到共产国际工作。他除母语越南语外，还是一个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的语言天才。他到广州后，便组织那里的越南人开办革命训练班，如后来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便是班内学员，这为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和国际活动家，精通英语、俄语，1921年就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他回国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任中央书记，到广州后还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这一公开职务时实际担任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人。

　　鲍罗廷同国民党要人接触时，多数时候并不带翻译。孙中山、廖仲恺都曾长期侨居美国，其他不少要员也都通晓英语，相互交谈用不着语言中介。宋庆龄从小也受英文教育，同鲍罗廷也都是用英语谈话。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更是只懂英语不懂汉语。当时国民党高层开会经常只讲英语，反而需要配中文翻译，直至只懂日语这一门外语的蒋介石当政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把钱主要给了国民党

　　要共产党为之“当苦力”

　　在1923年之后的四年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广州群众大会上，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留着士兵式大胡子和马蹄铁形波浪式长发的“鲍顾问”。孙中山同他很快成为很好的私人朋友，盛赞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廷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

　　孙中山弥留之际，曾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称为“亚父”。急需苏联援助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更是肉麻地说：“总理虽然去世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

　　鲍罗廷来华后，首先以联共（布）的经验指导国民党改组，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纲党章，便出自于他之手。由于鲍罗廷起草的文件表述了民族、民权革命和扶助农工的革命原则，除孙中山等少数人赞成外，多数国民党元老暗中反对。孙中山去世仅半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便叫嚷要将鲍罗廷解聘，翌年2月左派为主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却继续聘他为高等顾问，并铸造了一座刻有“共同奋斗”的银鼎相赠。

　　国民党要人们恭维鲍罗廷，主要原因还是有求于这位“财神”。后来国民党大骂共产党“拿卢布”，其实它在大革命时期拿的卢布更多。鲍罗廷联系苏联开来一艘油轮，在广州卖油所获250万元，便成为蒋介石办校和建立黄埔军的最初财源。中共广东区委经费上也经常由鲍罗廷补助，不过每年只有几万元。周恩来等人领导组建“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鲍罗廷都同意拨款。不过苏联方面把主要希望仍寄托于国民党左派，不主张中共大力发展军队。

　　对鲍罗廷偏重于援助国民党的做法，中共许多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意见。鲍罗廷却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机还在很远的今后，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只能当国民党的苦力”。这句话让许多中共领导人很生气，不过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当时苏联的政策。

　　语言和种族方面的障碍，使鲍罗廷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1926年夏天至冬天，鲍罗廷在广州建立了两个由苏联年轻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理论小组，试图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不过，饱受列强欺侮的工农群众一见到洋面孔便回避，使他们只能浮在表面以俄国革命的教条硬套于中国，这样的指导不可能不犯错误。

蒋介石下令通缉鲍罗廷

　　冯玉祥留后手放其回国

　　1926年初，鲍罗廷以“休假”之名离开广州返回苏联，实际是去争取中国北方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这一年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启程赴苏联探讨北方合作问题，鲍罗廷专程到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等候，并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造成南北双方的革命势力联合一致完成统一中国。

　　鲍罗廷离开广州时，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反共政变预演。鲍罗廷赶回后已预感前景不妙。面对国民政府想取消省港罢工纠察队，鲍罗廷便利用蒋介石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矛盾，让宋同意以“缉私卫商团”名义保存下这支一千人的武装。北伐战争开始后，鲍罗廷为抗衡蒋而主要扶助湘军首领唐生智，并认为汪精卫还是“左派”。


　　1927年春发生“四一二”事变后，鲍罗廷又提出依靠冯玉祥的“西北学说”。5月以后，眼见武汉政治形势日益恶化，鲍罗廷仍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国民党左派是好的，并认为他们还不会与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还向中共领导人解释说：“我的箱里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

　　此时，这些“左派”大都感到从西方列强和蒋介石那里能获得更大利益，有限的苏援之“草”已经拴不住他们。6月末，鲍罗廷被武汉政府解除顾问职务，他随即表示要上庐山休养。此时控制长江下游和广东的蒋介石政府已经下令通缉鲍罗廷，他的夫人也被北方军阀张作霖扣押，只能通过北方冯玉祥控制的地盘回苏联。冯玉祥虽然接受了蒋介石的大笔军费而宣布“分共”，却还要留下日后联苏联共的后手，表示可提供通道让鲍罗廷回国。

　　补白

　　离华前安排中共人事

　　会上议定在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而隐居起来。当天，在汉口，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鲍罗廷主持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又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为保持组织不涣散发挥了重大作用。

　　7月13日，鲍罗廷同瞿秋白一同上庐山，商定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安排。7月24日他回武汉当晚，又同加伦将军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集中共产党能指挥的叶挺、贺龙部队在南昌暴动，并派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前往指挥。7月26日，鲍罗廷离开武汉，汪精卫等人还假惺惺地到车站送行，并催促苏联快把许诺过却没兑付的余款寄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时，鲍罗廷正在冯玉祥辖下的郑州参加送别宴。次日汪精卫便大喊：“得砍掉两三个俄国人的头，他们就知道如何组织暴动了！”武汉政府通知冯玉祥要他将鲍罗廷等枪毙，不肯做恶人的那位西北军首领一面通知鲍罗廷尽快离开，一面复电武汉称：很遗憾，鲍罗廷已走。

　　回苏联受冷落难施抱负

　　受株连被流放蒙冤去世

　　1927年秋，鲍罗廷一行所乘汽车装满油桶，在苏联“格别乌”特工护卫下穿越无公路的草原、荒漠，经甘肃、宁夏、蒙古，艰难跋涉两个月才回到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指导错误责任都推给鲍罗廷，他回国后只短期担任过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便被安排到塔斯社代理负责人，长年只担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

　　1931年，鲍罗廷得知江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是又向共产国际提出想化装成外国神父，通过封锁进入那里再当顾问。不过，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少过问中国的事”。

　　离开中国后，鲍罗廷仍然牵挂着那里，得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消息，他潸然泪下。鲍罗廷在莫斯科的家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在地“柳克斯”旅馆很近，他便经常到那里看望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子女。1939年，蔡畅把新来的张芝明领到他家，介绍说这是张太雷的儿子，鲍罗廷上前紧紧拥抱并热泪纵横，此后多年如同对待自己子女一般照顾。

　　据上世纪4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取得决定胜利时，鲍罗廷不仅同她一样欢欣鼓舞，还同怀疑中国革命的理论家激烈辩论说：“他们正在打胜仗，不是吗？这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对的吗？”当时莫斯科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胜利后会走南斯拉夫铁托的道路，斯特朗就此向记者讲：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争论时，“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我紧靠俄国人”；假如要在中苏之间选择，“答案可能就不同了”。

　　对斯特朗的这番话，斯大林得知后大为恼火，将她扣上“美国间谍”的罪名逮捕。鲍罗廷也受株连，被逮捕并流放到伊尔库茨克附近。他在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劳改，身体每况愈下，但听广播时最关心的仍是新中国的成就。1951年5月，鲍罗廷带着遗憾在劳动营因病去世。

　　1955年，苏联政府宣布斯特朗一案纯属冤案，翌年鲍罗廷也被平反昭雪并恢复名誉。1957年周恩来访苏时，专门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鲍罗廷夫人，对他们夫妇当年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历史证明，虽然当年国共两党都尊崇鲍罗廷，但最终要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特殊规律还是靠中国人自己，鲍罗廷来华的正误得失也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