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发小杨鹤龄:倾力资助革命 没有被照顾

文卓

战友可能是朋友，朋友未必是战友，孙中山先生与同村的发小杨鹤龄，就是从朋友成为战友。但后来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历史的规律，杨鹤龄渐渐淡出了革命，孙中山则继续走在革命的最前沿。一个是革命的，另一个淡出革命，关系会怎样？

    有五四先贤说过，有革命的自由，也有不革命的自由，两个圈子的人可以保持一种真挚的友谊关系，哪怕昔日是革命圈内的战友，如今有一方已经是革命圈外的人，也不妨碍他们做朋友。这就是孙中山与发小杨鹤龄的故事。   

    　　从朋友到战友

    　　姻亲加上革命志趣相投

    革命伟人的第一批战友，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老乡、挚友和发小。孙中山也遵循这个规律。在他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有他很好的玩伴、发小：杨鹤龄。杨鹤龄，字礼遐，比孙中山小两岁，1868年出生在澳门，但童年主要生活在翠亨村。两人不仅是同村发小，而且孙、杨两家千丝万缕，是姻亲关系。孙中山的母亲就姓杨，是中山市崖口杨氏人。而翠亨村的杨家，就是从崖口发源过来的。而且，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又嫁到了崖口杨家。男婚女嫁的活动将孙杨两家捆得紧紧的。

    这个时期的孙、杨二人是朋友。

    当然，把这两个发小联系得更紧的，不只是相同地域因素，也不只是姻亲因素，更重要的是思想因素、志趣因素。

    在翠亨村里听的那点太平天国故事还不够，两人还得出去走走。1878年，孙中山出去了，在夏威夷读书；杨鹤龄到了港澳一带读书。1882年，杨鹤龄到广州算术馆求学。两人在外面转了好几圈，又碰头了： 1886年，孙中山先生到广州进入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主持的广州博济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与发小杨鹤龄重逢。友谊依旧，不过，思想换了，可喜的是，两人的思想朝相同的方向发展，朝进步的革命方向发展，两人从朋友发展成战友。有孙先生的《孙文学说》为证：“每于学课余遐，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尤列)、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予与陈、尤、杨三人，常往香港………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欢………皆吁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会也。”

    “四大寇”便是孙中山与杨鹤龄从发小、朋友成为战友的铁证。

    　　一起并肩作战   　　

    　　倾力资助孙中山革命

    革命需要钱，没有钱去哪里想办法？发小便是其中求助的途径。杨鹤龄首先把自己的家居“杨耀记”献给孙中山，作为接纳同志，进行革命活动的“总部”。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想在澳门行医开药店，其实是作为革命活动场所。还是杨鹤龄的七妹夫、澳门富豪吴节薇，在杨鹤龄的游说下，为孙中山做担保，贷款“二千大元七二兑重一千四百四十两正”。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杨鹤龄并没有参加武装革命，未曾亲手上阵与清廷战斗，但是他所做的比这个更重要，因为他为辛亥革命输入资金的血液，从这个角度来看，孙中山如果是刘邦，他便是萧何。杨鹤龄18岁那年，从祖父手里继承一大笔产业，但他没有用这笔产业来收租生财，而是把它们变成革命经费，先后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杨鹤龄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后，又有何求呢？他并没有因革命而富贵，辛亥革命以后，他所在澳门的住宅--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可见杨鹤龄与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并非为了财权等个人利益。

    　　从战友变回成朋友

    　　孙、杨二人胸襟如清风明月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续革命，此时的杨鹤龄，已经定居澳门，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也缺乏历史记载，他淡出了革命。

    时间到了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第20天，孙中山给了这么一个批复给杨鹤龄：“此间现尚无事可办，先生故闭户著书，倘他日时机转，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据说，杨鹤龄在此期间向孙中山要官职。窃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杨鹤龄连万贯家财都可以泼洒出去不要，何以贪一介官职？此时的他，尚且租屋，生计之艰难可想而知，他向孙中山要的，可能是一个饭碗。

    孙先生真的无情乎？并非如此。他批复的这段话，其实不是批给杨鹤龄的，而是批给天下投机取巧之辈的：我连发小都无所照顾，遑论他人？

    孙先生真的忘了昔日发小和战友吗？也并非如此。就在1921年，孙先生任非常大总统，为了照顾生活困难的杨鹤龄，他聘用杨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给了杨鹤龄一个“澳门特务调查员”的头衔。不只是物质上照顾，在精神上，孙中山也没有忘记昔日情怀。尤其是1921年，孙中山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请杨鹤龄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朝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革命手足情谊。还在广州观音山置一宿舍，名为四君子堂，在当中畅谈数日。

    杨鹤龄先生怨孙先生吗？没有。1925年，孙中山逝世，杨鹤龄隐居澳门，不问时事，不多交往，每日仿写孙先生的墨迹，挂在家中的，是他仿写的“天下为公”、“博爱”。他没有因为个人待遇而有怨言，而是给予极高的评价：“逸仙贤于仲尼矣。”

    1934年，杨鹤龄病逝澳门，当时的国民党下了褒恤令，盛赞其性行高洁，倡导革命，厥功甚伟，功成不居，正是杨先生胸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