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人生之路

文卓

仲甫、独秀山民、王坦甫、TSCHEN、顽石……安徽安庆的陈独秀纪念馆，用半面砖墙，刻满陈独秀一生用过的38个名字。

    它们有的是，陈独秀为应对警察抓捕，随口编的假名；有的是，旧时文人寄情文字，而起的字号；更多的是，他在报刊上向旧思想投掷长矛匕首时，用的笔名。

    38个名字汇集一起，是陈独秀辽阔如沧海般的人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五届中央政治局的总书记。

    他创办的《新青年》影响整整一代人。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但他暴烈似火、固执如牛的性格，又暗合其后半生失败的命运。他被自己创建的政党开除，同时也为国民党不容。

    晚年陈独秀感叹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

    “独秀”一直是陈最爱的名字。好友汪孟邹为此曾批评他“你也太不客气了”。陈独秀答，“独秀”只是老家安庆的一座山名。

    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1879年生于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湖北留日学监姚煜思想顽固，压制进步学生。一日，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其按倒在地，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剪去姚的辫子。

    回国后，陈独秀开始致力于剪除国民思想深处的辫子。

    他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走遍江淮南北。他从办报刊做起。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在《除三害》一文中，陈直指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切中时弊。

    他用政论文直批封建伦理，反对文言文，提出民权高于一切，力倡废除奴性，建立真正的共和。

    陈独秀虽家道殷实，但其只靠稿费、版税、资助过活，有时穷得只有一件汗衫，一天两顿稀粥，也不找家里要钱。

    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在新文化运动前夕，已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他曾说，“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陈独秀所说的杂志是《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因倡导反对旧伦理、旧文化，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陈独秀因此名噪一时，他被刚上任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

    在北大两年，陈独秀生命中出现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也铸就他历史上的辉煌。那是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着白帽西服，站在新世界屋顶花园，他手持传单，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

    这是陈独秀手写的《北京市民宣言》，他呼吁政府免去曹汝霖等人官职，还市民言论自由。此时五四运动浪潮正日趋低缓，被捕的千名学生正陆续释放。陈独秀的行动，将整个运动向纵深推进。

    在那晚，陈独秀当场被捕。

    陈被捕后，李辛白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我能拨云见青天”

    陈独秀获释后，李大钊护送其去上海，两人在途中相约建党。

    和李大钊不同，陈独秀更倾向于一个行动者。在李大钊认为还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时，陈独秀已经在四处活动筹备建党。

    陈独秀不是一个耽于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早期崇尚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反清时，他曾参加蔡元培、章士钊等人的暗杀团。

    讨袁时，他因劝阻地方军阀滥杀民众，而首度被捕，险被枪决。他催促对方，“要枪决，就快点”。

    陈氏曾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

    陈独秀一生5次入狱。在安庆的陈独秀纪念馆里，专门制作了一系列灯箱，讲述其入狱故事。

    1920年，陈独秀已转向“科学的革命运动”。

    在北大接触李大钊等人后，他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陈独秀看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希望，并将之视为拯救中国的出路。

    陈独秀到上海之际，陈望道等人也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赶出杭州，来到上海。

    陈望道在解放后回忆，当时他和陈独秀、邵力子等人，住得近，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陈独秀的《新青年》开始发表更多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编辑部发生分裂。宣传改良主义的胡适等人，被陈独秀排除。

    同时，陈独秀等人成立“人民出版社”，秘密出版马克思、列宁的书。

    1920年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转变为共产党上海小组，开始向苏皖浙等发展组织。

    随后，陈独秀希望李大钊成立北京小组，并向北方发展；他去信给毛泽东，请他发展湖南小组；他委托刘伯垂、李汉俊去武汉组织小组；他安排留学生蔡和森、施存统，在欧洲和日本成立小组。

    1920年底，陈独秀赴广州，联系了北大毕业生陈公博等，组织了广东小组。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约在1年时间，全国六个城市已建立共产党小组，为中共一大召开，形成日后的燎原之势，打下基础。

    对革命，陈氏曾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晚年凄苦，活得自由

    陈独秀一度很高兴见到共产国际派来代表，认为他们能在马克思理论上和运动的实际经验上提供帮助。

    1921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很薄弱，国内很少有马克思著作。李达曾回忆说，当时上海党小组的经费都是稿费维持。因缺乏经费，《共产党》办到第二期便停刊了。

    “一大”召开，代表们每人150元的路费，还是由共产国际支付。

    但很快，陈独秀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表示反感。马林曾在一大上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

    “一大”后，回上海主持工作的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谈，便以不欢而散告终。马林刚表达完共产国际的意见，陈“霍”地站起来，说：“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陈独秀周边同志很熟悉他的这种牛性。

    李达曾这样回忆陈独秀：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他动则拍桌子，砸茶碗。有一次，他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

    此后，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陈独秀等多次表示反对，均无果。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中排斥中共的论调博兴，陈独秀两次正式提出中共整体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被共产国际否决。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对陈说：“你的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随着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显示出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非常难当。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

    有专家说，由于当时中共缺乏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所以早期受共产国际领导。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屠杀共产党员。陈独秀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和大批中共党员被杀。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

    晚年陈独秀飘零到四川江津，生活凄苦，但很自由。他曾写诗曰：“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晚年他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文字学，二开始思考民主的价值。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3岁。当时，在他遗像边，摆着几副挽联，其中一副：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