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真假遗嘱：弥留时仍念“反攻大陆”？

文卓

宋朝诗人黄庭坚曾经写过一首《清明》，诗谓：“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高龄八十九岁的蒋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蒋介石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罗小姐翻开蒋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从目录中找寻与清明有关的诗句。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蒋介石对这首诗熟悉的诗句，没有太特别的感觉，所以，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接下来念的是黄庭坚写的《清明》，当护士小姐念到最后一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蒋介石脸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都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波波折折，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发生这场意外之前，蒋介石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前导车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的时候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行经各地路段，路口交通灯号全部开绿灯，故而蒋介石、宋美龄坐车从不系用座椅安全带，哪知祸从天降，碰撞如此猛烈。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车祸后遗症的征兆，医师发觉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介石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其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拿红蓝铅笔写字。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他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逎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

    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他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示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不过四个月前，一九七○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了一段话，作为他的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蒋介石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亦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祝贺即将新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在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

    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 祖父母示 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许多侍从人员都传说这里的风水不佳。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气，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任务。余南庚系江西人，解放前卒业于上海医学院，接受庚子赔款奖学金资助，先后深造于英国热带病学院，研究学习传染病学，后来又到剑桥大学专攻心脏学，最后转至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深造。余南庚之所以慨允赴台，主持医治垂危之蒋介石，据说与其曾在“中央训练团”受训，感念蒋介石有关。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他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蒋介石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从仪器数据报告中，惊觉蒋介石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耿直的陈耀翰因而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他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唯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岂不大权旁落，立即招来陈耀翰，严厉申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宋美龄的态度明显予人讳疾忌医、权位远比健康重要的错觉。从此，医官里边再也没人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蒋介石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他，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赶到台湾后，由余南庚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他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度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文卓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点钟，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但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介石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有四十六公斤，较前直线消瘦近十公斤。

    为了全力挽救蒋介石健康，荣总奉蒋经国、宋美龄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物、物力等医疗资源。一位孔宋家族延聘的美国名医，亲见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供蒋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岛内名医与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轮番照护，当局更投入了众多先进设备仪器，陆续将中兴宾馆、士林官邸改装成一座“小型医院”，这位美国医师感慨系之地说，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会投入不可估量的医疗资源，用在一位老人身上。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小道消息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刚巧于当天在士林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的时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第六病房，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摄影官胡崇贤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龄、蒋经国挑选蒋介石看来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随从人员发觉，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又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坐在古董红木椅子上，左手尚可勉强握住椅子把手，右手却因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讲到蒋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缩之前，他曾经挣扎着以毛笔写了一幅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笔字，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立即差人把这幅字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

    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职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两分钟后，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逝后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你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介石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这说法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精卫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精卫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 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录》里头，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黄庭坚那首《清明》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