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却活命 被评为“民国美男”

步天涵谷

1911年的大半时间，汪兆铭都是在天朝的大牢里度过的。谋刺摄政王，按律当满门抄斩，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判了个终身监禁。活命的原因很复杂，有人说他长得太帅，又是留学生，清廷起了爱才之心--后世评他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可见不虚。



    28岁的汪兆铭每日在牢里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忙得很。肃亲王善耆有时找他聊天，总是激烈争辩。

    肃亲王：朝廷正在预备立宪，改革政体，这不正是你的革命目标吗？

    汪兆铭：革命党人主张的不是立宪，而是推翻专制，实行三民主义。

    肃亲王：三民主义要“灭满兴汉”，宣扬民族仇视。能够和平改革，何苦要流血？

    汪兆铭：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把国会作为皇帝的傀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彼此欣赏。

    汪在狱中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诗，最有名的是这几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兆铭的勇敢赢得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尊敬，不过人们更熟知的是他在《民报》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精卫”，这个名字象征精卫填海般的坚定意志。在1911年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谈起他，总会赞叹：

    汪精卫，一个刺客。

    　　暗杀时代

    1908年，同盟会陷入困境，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躲在海外，贪生怕死：“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同盟会高层也开始分裂，许多青年开始灰心。汪精卫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暗杀清廷官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

    他执意北上，临行咬破手指，给同盟会同乡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胡汉民见到血书，哭昏过去。这时的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一行，已经潜入北京。

    暗杀对象锁定满清贵族，第一个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没机会下手。汪精卫转而注意到了1910年1月1日《顺天时报》上的一条消息：

    海军大臣载洵赴英考察，腊月半回京。

    可惜事有凑巧，当时清廷正狠抓官员廉洁作风，王爷也不敢摆架子。没有八抬大轿，只见一群红顶官员混杂在平民中一起出了火车站。

    目标无法识别，带着炸弹的汪精卫悻悻而归。

    　　银锭桥案

    这次行动失败后，汪精卫总结教训，开始调查高官们的日常起居，最后把暗杀目标确定为摄政王载沣。

    载沣每天早晚都会往返醇王府与地安门上下班。鼓楼前有一道短墙，汪精卫打算从墙头上扔炸弹将载沣炸死。

    谁知那几天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载沣绕了条路，从鸦儿胡同往南拐入烟袋斜街，过银锭桥，从北海后门进地安门。

汪精卫只好修改计划。他注意到银锭桥宽不足3米，长不足10米，桥北还有一条阴沟。汪精卫等人商议后认为，可将炸弹埋于桥下，点火者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等载沣过桥时将其炸死。只是炸弹起爆，点火者也难生还。

    喻培伦找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匠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可装50磅炸药。

    3月31日深夜，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同往银锭桥下埋炸弹。他们用铁镐铲土，惊动了附近人家养的狗，犬声四起。三人连忙逃走。

    4月2日凌晨，黄复生、喻培伦将铁罐搬到桥下，终于埋好了炸弹。谁知起身时他们发现，桥上竟然有人。

    这人是谁？史料记载不一。一说是居民刘某到门外小便，发现桥下有人，招来了巡逻的警察。一说是有个赶大车的，其妻已三日未归，出门散心发现桥下有人，以为是其妻与奸夫，就点起灯笼准备捉奸。

    无论哪种说法，结果都是警察赶到，在桥下起获了铁罐和电线。汪精卫此时正在照相馆里和陈璧君话别，准备天亮后慷慨赴死。谁知黄、喻两人仓皇奔回，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

    喻培伦建议大家立即出城。汪精卫则认为不必，炸弹虽然暴露，警察未必能查出是谁干的，不妨观望一下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新闻：“银锭桥下惊现炸弹，歹徒谋刺摄政王。”舆论分析，这是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和载涛刚从伦敦回来，嫌疑很大。

    没有人怀疑革命党。汪精卫放心了。

    他中计了。真实的情况是，警察见铁罐像是新做的，就秘密到城中各家铁匠铺打探，同时在报纸上声东击西，稳住刺客。果然，“鸿太永”的铁匠指认，铁罐是“守真照相馆”定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拒绝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主谋，与他人无干。

    肃亲王善耆见二人视死如归，意识到处死刺客只会激起党人的愤怒，局面更加失控，遂决定从轻发落，以安民心。

    　　斡旋和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出狱，千余群众聚集法部大狱门口迎接。

    出狱后的汪精卫认为，袁世凯在北方“年深名盛，声势威力无其右，若与清廷合力抗我，北事无可为也，北方根本不解决，演成南北局，致全国流血，祸无己时，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国不亡于满清，而亡于革命也。”汪在袁入京组阁后，亲往说之，痛陈时事厉害，袁世凯为之动容。15日，汪聚集北方党人于天津，组织京津同盟分会，以执行说袁倒清的任务。同日，汪与杨度成立国事共济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据称，11月27日，汪与袁世凯长子在袁的座前义结金兰。

    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与南方的联络人，函电不断，并于12月9日随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等南下展开南北议和会谈，双方俱以汪为议和参赞。

    1912年3月，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纷纷解甲归田，汪精卫和蔡元培一起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同往南京。8月，他与陈璧君举行婚礼后一起前往法国留学，拒绝了民国政府的高官厚禄。那时还没有“汉奸”这个词，汪精卫不会想到，日后他将在南京承担千古骂名。年轻的他只想着兑现在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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