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党员：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乃无可争辩的人祸

陈浩海

2011-01-25 10:40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D27版，作者：刘柠，原题：《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轰轰烈烈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当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白鸟事件”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被暗杀的白鸟一雄，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敌人”。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毛泽东和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川口站在广场“听”城楼上面宣读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见川口孝夫：《蜀国飘流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志田派）的关系。随着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反主流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国际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

审查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追问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党组织在他来中国前告诉他的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p5）

学校名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社会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一年后就被关闭了。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邻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p13）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p16）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由于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p42）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