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校长痛批“流氓才子”看中国崛起

文卓

“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9月17日，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的一番表态，令公众再次将目光聚焦到高校人才培养之弊上。

“我深刻地感受到，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作为复旦的校长，杨玉良曾目睹不少“荒唐”怪象。“学校邀请知名学者作报告，总有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像这样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

杨玉良的话让人不禁想起钱学森生前的牵挂。2009年，98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榻上拉着温总理的手，最后一次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难住了一国总理，也难住了关注教育的各界人士。

追本溯源，部分教师身上折射出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良习气。“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而内行听来只是夸夸其谈。这种风气对学生的危害很大。对于教师来说，‘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重要。为社会服务是大学应该有的责任，但必须在深入细致的学理研究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杨玉良指出。

另一方面，大学教师不喜读书的现象也早有存在。“按理说，我带一个学生，会告诉学生要读什么文献。学生有抄袭，我马上就知道。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导师会失职呢?学生抄袭了，老师都不知道。说句难听点的，老师自己连文献都没看全。”

对于部分教师存在的责任感的缺乏，杨玉良深表担忧。“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杨玉良此番表态无疑是对鲁迅曾经批评的“才子加流氓”、“才子加帝王气”的另一种延续。在杨玉良看来，这种现象是对科学、对社会的巨大危害。

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然而，在物质欲望的冲击下，精神虚脱的现象在历来以纯洁、神圣著称的象牙塔内开始出现，本该是精英教育的聚集地，转而变为产业教育的名利场。当前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心态，已经不是《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所能传达的了。据一份针对大学生作的一份涉及200人的问卷调查，约半数以上的人在“你毕业后最想达到的目标”题目下勾选了“出名”“赚很多钱”。

“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就业只是教育的一个结果，但大学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对于大学生精神世界的荒芜，杨玉良忧心忡忡。

杨玉良指出，当今社会某些人的不顾廉耻令人错愕，如果将这种现象投射到更高层面上看，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衰败和一个国家文化的衰弱。“在整个教育里头，我们要教给学生的不是各种活动能力，而是要丰富他的思想。”

杨玉良认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具备以下特质：即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又是在此学习这一辈子的精神家园。“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

此前，杨玉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当“一流强国没有一流大学”的遗憾在国人心头萦绕，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队伍中总是缺少着一张黄皮肤的面孔，当一代大师钱伟长同样带着“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多远”的问题抱憾辞世，我们知道，在推动大国继续崛起的道路上，是时候拿出勇气来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形而上学之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