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故事：上海姑娘在日本做陪酒女的失身遭遇

陈浩海

2010年08月05日
       编者按：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国，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日中国人已近百万。他们到日本，去留学，去结婚，去挣钱，去创业……怀着五彩缤纷的理想和梦幻，从湛蓝的天上，从碧蓝的海上，踏上了这块扶桑之地。他们在域外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备受网民们关注，本网联合日本华文媒体《日本新华侨报》陆续刊发在日华侨华人的生活点滴。  

　　　◆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编辑 王海波

　　进入她居住的房间，记者的第一个感觉是：灰暗、糟乱。6帖大小的房间内，处处摆满了东西，几乎没有下脚之地。所有的家具上面，都蒙有一层厚厚的灰尘。看来，房屋的女主人没有心思收拾这本来应该精心收拾的一切。

　　或许有人以为记者过于挑剔，认为中国人在他乡异国疲于奔命，要为了生存、学业、工作而忙碌，已经无暇整理房间了。记者却以为：当一个人不愿意收拾自己居住的生活空间的时候，她(他)的内心世界里面肯定也有一个不愿意收拾或者说是无法收拾的情感空间。当然，有些属于家教不足、个人生活习惯的，就另当别论了。

　　席地而坐，有点像刨坑一样挖出一块地方，记者坐在榻榻米上听她讲述那逝去不久的往事。

　　●困境，迫使她改变初衷

　　在国内，她是学英语的。原来，她心目中向往的国家是辽阔的枫叶映红的加拿大。可是，在一次旅行途中，她与同车相邻而坐的一位日本姑娘用英语交谈起来。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交谈竟成为她日后来到日本的缘由。

　　2007年4月，她来到日本。那个日本姑娘的父亲很热情，说是为了报答她对自己女儿在中国期间的照顾，让她住在家中，并且不收取房租。她呢，学习上积极努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通过了日本语能力一级考试，第二年4月考入东京都内一家商科短期大学。

　　日本的短期大学一般为期两年，其毕业资格在中国不被教育机关承认。因此，无论从在留期限考虑，还是从毕业文凭考虑，中国留学生一般都对日本的短期大学避而远之。她自己说：“当时，我来日本的时间不长，对各方面的情况都不太了解，只知道这所短期大学不用交学费，便报考了它。”

　　进入这所短期大学以后，她觉得自己应该独立了，一方面从日本人的家中搬了出来，租借了一处木造结构的房屋居住；一方面开始在位于东京吉祥寺车站附近的一个“居酒屋”内打工。

　　她自己承认，在“居酒屋”打工的时候，自己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其原因是自己虽然通过了日本语能力一级考试，但上课的时候还应付不下来。为了学习，她不得不屡屡调整打工时问。

　　在日本生活“打拼”过的中国人都知道，她的这种工作方式是日本人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在她为考试休息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又准备到这家“居酒屋”打工的时候，店长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缺人手了。要是想打工的话，我可以把你介绍到楼上的‘斯那库’去。”

　　她犹豫了。因为早在出国以前，她就听到了关于日本“斯那库”的种种并不光彩的传说。她也曾经发誓，不管经济上遇到什么困难，坚决不到“斯那库”里打工。但是，到日本以后，周围的环境不断冲撞着她那“决心”，眼前的现实是：不打工，就没有饭吃；要打工，其他工作一时找不到。

　　是环境改变人？还是人必须适应环境？她说：“别无它路，也别无选择。人家都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偏要来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最终，她点头同意了。

　●三步曲，两个男人的异曲同工

　　日本的“斯那库”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场”，也是一个一言难尽的情感世界。这其中，虚伪多于真诚，利益超过感情。这其中，透明的酒液下纷呈出色彩斑斓的世界，令人眼花缭乱，心神不定。这其中，处处充满“甜蜜”的诱惑，时时可入“幸福”的陷阱。尽管如此，由于这里表面上披着温情的面纱，由于这里可以淋漓尽致发挥性别角色的特长，由于这里可以免去体力劳动带来的疲劳和被歧视感，这里就永远不缺少“心比天高”的女性。

　　很快，她在这里结识了一位专门为人办理有关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等手续的代办人——“辨理士”东乡义美。当时，她的日语口语并不好，和东乡交谈的时候，大多是使用英语。东乡和许多在英语面前矮半截的日本人一样，一方面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付着，一方面用日语赞扬她是“美人”。当然，她不知道，日本人几乎把所有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中国女性都称为“美人”。

　　过去，听说中国男性向女性“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三部曲”：第一步曲是施之以诙谐幽默，博得女性的好感；第二部曲是“痛说革命家史”，获得女性的同情；第三部曲就是“晓之以情，动之以手”，最终赢得女性之身。没有想到，东乡义美采取的“进攻术”与中国人的“进攻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虽然诙谐幽默不多，但却显得和蔼可亲，经常是要手把手地教她写日文汉字，不厌其烦地教她说日语。每当说到自己家庭的时候，东乡都有很多“不幸”的絮絮倾诉，挂在嘴边上的话更是：“我老婆病得不轻，我看最多还能够活半年。”

　　唤起女性的同情心，是“爱情”成功的第一步。她不顾及东乡比自己大24岁，开始认真地和他交往了。东乡带她去游泳，请她到高级饭店吃饭。2009年6月的一个夜晚，当她从“斯那库”打工出来，突然发现东乡义美孤零零地在车站剪票口引颈相望心神不定地在等待她。霎那间，她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久居域外的那种难言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悄然飘逝。

　　“走吧，我们去喝几杯！”这一夜，西乡义美带着她接连喝了3家酒店。

　　情感的滋生常常是不知不觉的。在这个世界，有时语言是多余的。2009年7月的一天夜晚，东乡义美带她到大久保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后，借着酒劲，东乡提出要带她到“情人旅馆”，同时，东乡保证“什么都不干”。

　　她不同意。但是，看着东乡那恳切诚实又充满乞求哀怜的面孔，听着东乡信誓旦旦的保证，加上自己对“情人旅馆”这个陌生世界的好奇心，她在拒绝了一番之后又同意了。

　　很正常，东乡进入“情人旅馆”的房间后，对她“动之以手”。她拒绝，她反抗，她高声大喊，她拼命厮打，她不肯把自己的处子之身轻易交给这个日本男人。她告诉记者，“还是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现在这个社会找处女比抓特务还难，我当时就想过，在没有和最爱的人结婚之前，我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处女之身。”

　　当时，东乡也愤怒了，穿着短裤跑到楼下，交完钱后又回来穿长裤，接着是摔门扬长而去。她呢，整理了一下被拉开纽扣的衣衫，也离开了“情人旅馆”。不过，说不清楚的是，内心中居然有些怅然。

　　事后，东乡照旧到她所在的“斯那库”来喝酒。她仍然陪伴看他。做陪酒小姐，关键是要能够保留住“客户”。面对着东乡这样有情有义的“客户”，她动心了。几天以后，东乡又把她带入一家“情人旅馆”，目的总算达到了。从那以后，一发而不可收……

　●赔偿，虽然不是没有可能

　　她真心真诚地投入到这个情感世界。在她看来，爱情可以超越年龄、国界、民族，只要有真心的爱。

　　她无法分清“情”和“欲”之间的区别，只知道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转化和升华的。还有，因为自己此前是一个处女，因为自己不曾有过男朋友，她就把与东乡义美的交往看得高于一切。

　　2009年8月，她与东乡发生了争吵。她不敢相信，这个在床上柔情无比的男人，吵起架来会这样地凶狠。她也不示弱，同样高声争吵，第二天上午，她给西乡的事务所发出了一份“爱情传真”。

　　这种做法是不是过于“中国式”了？这种做法是不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男人怎能喜欢损害他名誉的女性呢？要挟之下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爱情呢？恼羞成怒的东乡义美断然决定和她“分手”。

　　我们中国的姑娘是不屈不挠的。她一次一次地给东乡的事务所、西乡的家里打电话，她给东乡的事务所送了70多次传真，她登门找到东乡的老婆讲述真情，她在吉祥寺车站一次又一次地拦截东乡义美。她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付出了纯真感情和处女身躯之后，竟然被抛弃了。她不能忍受这一切。

　　她要求他“赔偿”。她到一家美容院进行了调查，得知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需要13万到15万日日元，她要求东乡义美支付。她同意和东乡分手，但条件是“要么亲吻我1000次，要么给我买1万朵玫瑰花”。对些近乎荒唐的要求，东乡都不同意。

　　今年2月的一天，她在吉祥寺车站拦截成功。可是，热脸对冷屁股，东乡的脸冷得像一块铁，对她提出的“想再谈谈”的要求置之不理。她愤怒了，随手把东乡肩上的书包夺了下来，带回到自己的居室。她以为东乡会追赶进来，没有想到追来的是警察，先是以涉嫌盗窃的罪名对她进行了事实上的逮捕，随后又宣布给她“暂免起诉处分”。

　　今年3月，东乡义美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给东京入国管理局写信，对她做了种种诬蔑，导致入管局审查了3个月，才决定把签证发给她。

　　现在，东乡义美变得越来越强硬了，指责她犯有“恐吓罪、协迫罪、强要罪”，还请了一个律师，为他处理后事。她呢，举步维艰，整日以泪洗面。

　　人，走了；钱，没有拿到手；理，没有处讲；情，更是无影无踪。她有点鬼使神差，一有空就到吉祥寺车站附近徘徊。她已经不知想过多少次了，要在东乡义美的家门口前自杀身亡。实在不能容忍的是，东乡义美的夫人最近竟然亲口告诉她：“我们要到法院控告你，因为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看着她的泪眼，听着她的倾诉，记者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索求赔偿，不是没有可能，但支付了赔偿的男方，会让她在日本永无安宁之日的。就这样算了，她又于心不甘，怎么办呢？

　　记者做不出结论，也提不出积极的建议。记者可以断定的是，她在情感世界做了一次人生意义上的错误投入。因此，记者在劝说她的同时，还在内心中祈求：接续来到东瀛的中国女性呵，请以此为戒！(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