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银行家刘氏父子

步天涵谷

东莱银行由莱州人刘子山创办于1918年，是青岛最早的私营银行。“东莱”二字，出自莱州古称，行址在天津路。初期资本200万银元，主要从事存放款、汇兑、外币兑换及有价证券买卖等业务。总行初设青岛，后移至天津，再后移至上海。这三地的东莱银行营业大楼均为折中主义风格，至今保存完好。



刘子山青岛创业

清末民初，青岛的金融业完全被外资银行所操控。1897年，德国人利用“巨野教案”出兵胶州湾，次年即成立了德华银行青岛分行，此为青岛金融业之嚆矢。德华银行控制青岛长达十余年，而民族金融业几无伸展余地，只有数家兑换钱币的钱庄，稍具规模、能经营汇兑业务的只有谦顺银号一家。

1914年11月，日本占领青岛，德华银行青岛分行及其在山东投资的铁路、矿山公司全部被日本接收，日本正金银行一跃成为青岛金融业的霸主。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民族金融业始有较大发展。但由于进口贸易大都被外商所控制，因此，青岛的金融势力依然操纵在外资银行特别是日本正金银行手中。在这种金融背景下，东莱银行能够成立且有较大拓展，殊为不易。

东莱银行创办人刘子山，名碧云，字紫珊，又作子山，以字行，1880年生于莱州湾头村。综观他一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刘子山少年时期仅读过几年私塾，因家境贫寒，14岁时便只身赴青岛谋生。一开始，他沿街叫卖，后给德国人当仆役，其间，他自修了德语和日语。28岁那年，他给一名德国建筑师当了翻译，同时代办建筑材料，开始了创业生涯。两年后，刘子山独资创办了一处杂货行，经营草帽辫，代销德国货。随后，他又买下德国人开办的红石崖窑厂，扩建成福和永窑场，专门烧制西式红色砖瓦，销路颇好。在此期间，他还受聘于德商礼和洋行，任华方经理，佣金极为可观。

刘子山凭借灵活的头脑和社交能力，逐渐跻身于青岛的上流社会，曾一度担任过胶澳商会的董事。此后，胶澳海关要求商会集股从事鸦片交易，刘子山欣然应允，从事鸦片交易数年，这段经历，成了他人生中极不光彩的一笔。

1918年2月1日，刘子山与成兰圃（原青岛大清银行经理，后当选为青岛总商会会长）、吕月塘共同出资200万元，以无限公司形式组建了东莱银行，刘子山任董事长，成兰圃任总经理，吕月塘任经理。随即，东莱银行在济南、天津、大连等地设立了分行，在上海设立了汇兑所。1923年初，东莱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300万元，第一大股东仍为刘子山。1924年，成兰圃因病退出，董事会公推刘子山为总经理。

东莱银行开业以后，刘子山还独资创办了东莱贸易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创办了永利汽车行，经销美国产汽车；创办了烟潍汽车运输公司，经营客货运输。1926年，他以东莱银行为依托，与吴蔚如等人成立了安平保险公司，从事水火保险业务。此外，他在青岛华新纱厂、青岛电业公司、博山煤矿等企业均有投资，并担任董事等职务。

刘子山还将巨额资金投入房地产业，曾一度拥有青岛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整条街道的房产，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者，故此，人称“刘半城”。

在获取了大量财富以后，刘子山对贩卖鸦片那一段经历颇有负罪感，遂自觉从事各种慈善公益事业。他捐款兴办济南孤儿院，捐款20万元疏浚小清河，出资50万元修筑烟潍公路，捐款20万元兴办东莱中学，把莱阳路楼房及对面空地捐赠给青岛女中……凡此种种，亦无人能及。

刘子山以东莱银行为依托，以雄厚财力为后盾，与日本的金融势力相抗争。当时，日本正金银行的气焰十分嚣张，刘子山命东莱银行职员携带正金银行发行的巨额钞票前去兑换银元，引起正金银行的恐慌。正金银行宴请刘子山央求缓提，从此气焰大为收敛。

移师天津和上海

东莱银行天津分行于1919年3月1日正式营业，主要办理联行汇兑业务。行址最初在宫北信成里，1921年迁至宫北大狮子胡同，并增加了存放款业务。1925年，天津分行又迁至法租界二十一号路（今和平路）。

1926年，由于山东屡经战乱，使青岛的投资环境日益恶劣，刘子山遂打算移师天津。

当时，天津的商业十分发达，金融市场广阔，特别是长芦盐商，都在天津设有办事处，与天津分行多有业务往来。长芦盐区位于河北省沧县长芦镇，所产之盐颗粒均匀，色泽洁白，中外驰名。许多大盐商富甲天下，是天津分行的重要客户。

是年初，刘子山移师天津，次年即把天津分行改为总行，而青岛东莱银行则改为分行。

在以后的几年间，天津东莱银行的业务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华北著名的财团。1930年，刘子山在法租界兴建了营业大楼（今和平路289号）。该楼由德国建筑师贝伦特设计，系三层砖石混合结构，并带地下室和顶层塔楼。大楼主入口处的廊柱、外檐以及塔楼等变化丰富，体现了浓郁的折中主义风格。

1932年是天津东莱银行的鼎盛时期，存款余额高达近千万元。但好景不长，自“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东莱银行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继1932年达到高峰后，1933年便开始急速下滑，甚至趋于半停滞状态。同年9月，刘子山将东莱银行总行移至上海，天津东莱银行改为分行。

当时的上海，早已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除了汇丰、渣打、横滨等大型外资银行以外，其他中小型银行、钱庄、当铺、交易所、保险公司满街都是,所谓“银行多于米铺”,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东莱银行跻身于竞争激烈的金融环境中，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1937年,上海东莱银行营业大楼（位于今南京西路587号）建成并投入使用。“七七事变”以后，刘子山避居天津法租界，拒绝与日伪合作。他派儿子刘少山赶赴上海，向东莱银行同仁传达其心意：“国难时期，宜闭关自守，紧缩业务。本人自愿不再提取股息，以维同仁生计。”

此后，刘子山以体衰多病为由，将东莱银行业务交给长子刘少山管理。1948年春，刘子山从天津到上海就医，同年10月12日因心脏病发作辞世，享年68岁。

刘少山与聊城海源阁

刘少山生在青岛，长在青岛，后随父亲移居天津。1937年以后，刘少山开始掌管东莱银行业务。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东莱银行的业务时好时坏，但基本上还是有所发展。截至1949年9月，上海总行、天津分行、青岛分行的资金总额均有所增加。

刘少山掌管东莱银行的时间太短，未能在金融界一展身手。然而，他在古籍珍善本的收藏方面却颇有建树，尤其是抢救性收购聊城海源阁藏书，使这些国宝免遭厄运，留下了一段佳话。

聊城海源阁乃中国北方最大的私人藏书楼，由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杨以增所创办。杨以增于清朝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而后步入仕途。他曾多次易地为官，游历甚广，具有收藏书籍的条件。1840年，杨以增所收藏的书籍已相当可观，便返回聊城修建了海源阁。到其孙杨保彝一代，海源阁集南北精华于一楼，藏书多达20余万册，被誉为“北方图书之府”。彼时，海源阁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并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而尤以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藏书最丰，世称“南瞿北杨”。

至海源阁第四代传人杨敬夫一代，家道已经中落，海源阁无专人管理，藏书偶有散出。1926年，杨敬夫迁居天津。为生活计，次年将海源阁珍籍26种运至天津后零星售出。

自1928年至1930年间，海源阁屡遭兵燹，藏书或被焚毁，或被劫掠。1931年底，杨敬夫将劫后书籍先运至济南，后又转运天津。至此，海源阁书尽楼空，再无只字片纸。

海源阁被劫书籍，大都散落于华北各地。自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直有人在收购海源阁藏书。

刘少山在天津曾与杨敬夫数次洽谈，购得海源阁珍善本26种，其中包括旷世珍籍宋本《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为防日人觊觎，刘少山对外秘而不宣。后来，他尽管辗转于青岛、上海等地，但将这批古籍一直妥为保管，无一散失。

全国解放以后，青岛、天津、上海三地的东莱银行均实行了公私合营。1952年，天津东莱银行并入中国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刘少山出任副经理。随即，他将包括《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在内的26种共计427册珍善本古籍悉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楚辞集注》的影印本。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将《楚辞集注》影印本作为国礼赠给田中角荣。回国后，田中角荣将《楚辞集注》交给读卖新闻社进行了复制。次年，读卖新闻社得知了《楚辞集注》的历史渊源，遂将一部复制本回赠给已经定居上海的刘少山。1996年，经山东省民建的苗淑菊女士居中联络，刘少山后人将这部复制本捐赠给了重建后的聊城海源阁。至此，这段佳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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