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换相折射日本政治生态

南瓜小弟

2010年07月08日

　　6月2日，担任日本首相还不到9个月的鸠山由纪夫含泪辞职。6月4日，日本民主党新党首菅直人出任首相，东京首相官邸不到一年再度迎新。2006年9月以来，连续四任日本首相的任期都未超过一年，这种换相的频率，战后也只有1945～1949年日本战败之初和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初可与相比。可见，说当前的日本政治处于非常时期亦不为过。（《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7期）

　　频繁换相为哪般

　　内阁更迭频繁乃日本政治之常态。有学者统计，日本自1886年建立内阁制度起，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止，不到60年的时间里，内阁先后更换了42次。每届内阁执政的时间平均不到1年零5个月。战后，日本内阁更替依旧相当频繁。60余年中先后出任首相的有32人，平均每位首相在位时间为2年。

　　进入新世纪后，森喜朗担任首相一年即告下台；小泉当政5年半，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执政时间之长仅次于佐藤荣作和吉田茂，列第三位，可谓特例。自2006年9月起，首相官邸先后见证了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5位首相履新。日本这种换相的频率，在当今世界各大国中绝无仅有。

　　近年来日本像走马灯一般更换首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政治体制。日本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首相由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因此受制于国会党团势力的变化。在国会中，如果多数党变成了少数党，或者有的多数党议员也加入到在野党中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使支持内阁的议员总数达不到多数时，内阁便会垮台。根据战后日本宪法，众议院议员任期四年，但首相可视政治需要，随时提前解散众议院。这就使日本隔三差五进行国会选举，身为国会议员的首相的任期自然受到限制，很少有踏踏实实干满4年的。一般而言，在野党的势力越大，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越激烈，首相的位子往往越不稳。

　　其次是政治文化。在日本，首相不一定是权力最大的人，但一定要平衡执政党内各派利益。这决定了日本首相在施政时要受到党内外的诸多掣肘，并要承担各种决策风险。本党在选举中失利、政府无法完成政策目标、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内阁成员言论行为不端乃至个人丑闻等等，都需要首相出面承担责任。而且，以辞职的方式给选民一个交代，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当鸠山内阁民调支持率下跌到20%以下时，民主党要在7月份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理想结果，鸠山辞职便成了一个理性的选择。实际上，菅直人接任首相后，民主党支持率明显回升，也证明了换相的效果。

　　其三是领导人特质。与日本的政治文化相关联，“子承父业”在日本政坛很普遍。安倍、福田、麻生和鸠山皆出自名门，家族实力雄厚，拥有广泛人脉；且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很高知名度，与其传统选区的选民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最缺乏“草根阶层”政治家身上所具有的意志品质和解决政治难题的能力。一旦遭遇逆境，他们往往因顶不住来自各方压力而选择辞职。

　　其四是媒体和舆论因素。日本是个“阅读社会”，1亿多的人口，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发行量达1000万份，第二大报《朝日新闻》达800万份，媒体和舆论对民众的政治思维影响很大。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说法，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特点在于，日本人“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因此，媒体的民调结果可以对在任首相产生巨大压力，进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首相去留。一般而言，当日本首相的民意支持率跌破20%的时候，通常都会辞职。而小泉之所以能在位5年半，与其善于与媒体舆论打交道并保持较高的民调支持率很有关系。媒体和舆论对于国政的评论并不见得高明，但其在大众政治和信息传播时代所具有的呼风唤雨的能量却使很多日本政治家难以招架。

　　其五是国内外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因素。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低迷的“失去的20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政治和行政改革举步维艰。国际方面，日本面对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一个不断进行导弹试射的朝鲜，以及一个令日本爱恨交织的盟国——美国。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加速强烈冲击着日本政坛的“五五体制”、官僚主导的发展模式，以及“重经济、轻军备、在美国保护下发展”的国家大战略。面对新的挑战，日本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政治、行政和结构改革。过去20年，日本从自民党一党执政到自民党和民主党实现政权交替。在这种新旧体制磨合的大背景下，日本国民焦虑不安，政局动荡不定，频繁换相是不难理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日本改革所付出的必要成本。

　　频繁换相不妨碍日本社会稳定

　　频繁换相当然不值得别国效仿。但这一现象并未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国民的生活造成多大负面影响。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特点。

　　法治国家。总体而言，战后日本是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日本首相的更迭虽然频繁，但这种更迭是有序的，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的，最终的选择也要诉诸国民。因此，日本国民无需担心因频繁换相而导致国家陷于混乱。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日本体现社会权力的一些行为主体，如媒体，在国政问题上，有很大的监督权和发言权。田中角荣的下台，源于评论家立花隆的揭露报道，即是一例。首相权力有限，且接受社会监督，使得日本首相更替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文官制度。日本的官僚机构是日本社会精英的汇聚之地，政府的日常运作主要依靠各级官僚（文官）来进行。虽然近年来存在加强政治家权力的改革话语，但稳定、高效的公务员制度的存在及其正常运转，无疑将日本频繁换相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

　　地方自治制度。战后，日本实行中央政府与地方分权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体除都道府县外，还有市町村等，相互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地方自治体的权力机关由一院制议会和行政首长组成，两者均由本地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处于中枢位置的首相更替，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6月2日从新闻中得知鸠山首相辞职的消息时，笔者正在与一位日本外交官闲聊。笔者开玩笑说：“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日本应该是连续四任首相任期不到一年了，我刚记住新首相的名字，他就下台了。”他苦笑了一下说：“是啊，以后日本首相干脆都叫‘Mr. One Year’（一年先生）算了。”“不过，”他话题一转，“这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由此可见日本政治体制的某种韧性与效能，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的日本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