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视野：青年时代关心时局 晚年自我封闭

文卓

林彪性格内向，在晚年经常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但他在青年时代却关心时局，具有宽阔的视野，同晚年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山沟里“妄言”，准确预测到“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

1937年12月，而立之年的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到达晋西南的赵城。面对日军气势汹汹的进攻，他正认真思考着时局问题。

    经过平型关战役、广阳战斗同日军的较量，林彪已经认识到这是他从北伐到十年内战都没有碰到过的强劲对手。他除了对这些战役、战斗进行总结以利再战外，开始从宏观角度，从中国的国际环境的角度来思考抗战问题。

    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已经签订了反共协定，1937年意大利也参加进来，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其矛头固然是指向苏联，但也表明他们已经结成侵略集团，准备在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同英美较量。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表示支持，但英美却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对中国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求得同日本妥协，乃至一厢情愿地希望把日本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

    1937年12月22日深夜，林彪在赵城一个小山村的窑洞里踱来踱去，对苏、美、英、法、日、德、意等国掂量来掂量去，终于坐到桌旁，在如豆的灯光下，给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写信。他写道：

    任主任：

    我对时局很想了解全般情况，但苦无材料，同时自己分析力量更缺乏。我近来在抽象设想中也得到一些感想，故以姑妄言之的方式向你陈述如下……

    林彪“抽象设想”了一些什么“感想”呢？他对可能或已经是中国的朋友的苏、美、英、法如何对中国进行援助逐一进行了估量。鉴于德、意、日已经联手，他认为：“苏联单独出兵打日本是完全不可能的，单独太平洋战争也是少有可能的。”“英法出兵到中国与太平洋上打日本是不可能的，因过不得地中海和红海，路也太远。德意一动则英法陷于腹背受敌。英法对日进行经济制裁是可能的。”

    但是，林彪认为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会联合起来对付德、意、日轴心的，而这就是世界大战。他说：

    中日战争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中国应坚持打到底的方针，使此战蔓延成为世界大战。成为世界大战时，中国才更能胜利，世界革命也乘机发展与胜利。

    果然，一年零九个月后，即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又过了一年零九个月，即1941年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半年后，即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至此，世界所有主要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大战。用1937年12月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来检验林彪的话，可见其非但不是“妄言”，甚至可以说，他的预见相当准确。

    在此信中，林彪还预测了日本的动向。他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不是一举灭亡全华的，而是逐步鲸吞的。盖如此才便消化与对付国际上的嫉妒。在日本适可而止的时候，它甚至将已占领的地区一部退还中国，以诱惑中国的分化。那时将是国内时局的紧要关头。我们应该准备对付那种关头，反对公开妥协投降，反对表面上虽不和但实则不战的局面，而应主张反攻敌人。在目前的阶段中，国民党是会继续抗战的，但局部的降敌仍可发生。”

    对日本的动向，林彪的预测也是八九不离十。一年后，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即规定，占领武汉、广州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即加紧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化、诱降。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林彪写完此信后的一年零一周，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主张走出去，联络和争取友军抗战

    身处晋西南山沟里的林彪不仅具有开阔的视野，而且有强烈的走出去的愿望。

    1938年1月13日，林彪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赴洛阳，出席由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以上将领会议。

    1月17日，蒋介石分别接见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和刘伯承。他在同林彪谈话时称赞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打得好，希望今后好好合作。这是林彪离开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会见蒋介石。

    从洛阳回来后，林彪感到八路军有到友军去联络和视察的必要。2月3日，他致电朱德、彭德怀并报毛泽东：

    我建议我军派人到各主要战区（和津浦线）去联络与视察。此举作用为：（一）了解友军作战的真实情形，研究和利用他们的教训和经验，以利我及全国军队今后之作战。（二）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向各地长官贡献适今情况的战略战术意见，以争取战事的胜利和持久。（三）传达我党我八路军对抗日的忠诚精神与对抗战的军事、政治方针与经验，扩大我党我军影响，联络和争取友军的抗战，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信心、决心和办法。

    林彪建议先组织一个小组到东战场去，并毛遂自荐，第一批去自己算一个，另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各去一二人。他还说，如果军委和总部抽不出来人，他一个人先去试试也行。

    2月13日，毛泽东答复说：去友军参观原则是好的、有意义的，但需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同时还要考虑部队作战的需要。

    毛泽东没有批准林彪的要求，但记住了这件事。

    驻莫斯科，折冲樽俎，不辱使命

    1938年3月2日，身穿日军大衣的林彪行军时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以为是日军而开枪击伤后，离开前线回延安养伤。1938年底，林彪赴苏联疗伤。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林彪接替任弼时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一期间，林彪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做了大量同苏联、共产国际联络的工作。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仅1941年他和林彪的交往就有：

    2月7日：“把林彪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国共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4月3日：“同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4月7日：“同林彪详细交谈中国问题。他讲了他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批评性意见。”4月26日：“林彪谈苏日条约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

    林彪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干了些什么，传说很多。有说他参与了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的，有说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要用15个将军换林彪的……吹得神乎其神。这些传说的源头应该是当时与林彪同时在苏联的干部。现在我们找到的关于林彪在苏联活动的传说的最早版本是刘亚楼向罗瑞卿说的，罗瑞卿将其写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罗瑞卿写道：

    刘亚楼告诉我，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希特勒的某次行动，他（指林彪）有一个估计告诉了当时苏方相当重要的军事当局，以后敌人的行动，证明他估计中了（大概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据说苏方当时很重视。

    罗瑞卿加上“瞎猫碰上了死老鼠”的评语是“九一三”事件后特有的现象。当时人们把对“文革”的愤慨都加在已经摔死的林彪身上，林彪成为人们发泄对“文革”不满的出气筒。当时，说到林彪的过就用放大镜，说到林彪的功则予以贬低或轻描淡写。

    在1940年7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还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文章是否由林彪亲自撰写，笔者尚未弄清楚。但从文中引用的大量数据，比如日本军费开支及其占国家预算的百分比，日本发行公债的数量，日本的税收等等，在苏联养病而又不懂俄文的林彪是不可能掌握的，只有苏联方面可能提供。如果文章是林彪写的，发表时已经翻译成俄文。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文文本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经过这样两道翻译，从文章的风格和语气看，同当时由俄文翻译过来的一般风格刻板的政论文章毫无二致，已经看不到林彪撰写的痕迹了。

    这篇文章在笔者见到的“九一三”事件以前印刷的各种林彪文集中，都未见收录。但是，在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却见到了这篇文章。这一套“参考资料”共选了林彪两篇文章，另一篇就是《论短促突击》。“参考资料”不收林彪其他文章而唯独收这两篇，应该是为了批判。文中有这样的字句：“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显然，当时的编选者认为这可以作为林彪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王明路线的证据。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都认为，唯有蒋介石能担当领导中国抗战的重任。林彪这样写正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林彪这样的提法，在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

文卓

见胡宗南，侃侃而谈“新言论”

    1942年初，林彪回国，1月5日，飞抵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等予以热情款待。

    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黄埔一期的国民党嫡系将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特地从外地赶回来欢迎林彪。林彪在同胡宗南的谈话中大谈国共合作。1月31日，林彪对胡宗南预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林彪认为，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对林彪这一番话，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胡宗南还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会后，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给那里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书籍。

    1942年2月8日清晨，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出门，同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师哲在大清早见到他，颇为意外。毛泽东一边向山下走，一边对师哲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师哲又一次感到意外。他回忆说：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去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毛泽东破例亲自迎接林彪，说明了他对林彪的器重。

     一见蒋介石：“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他将于一星期后去西安，提出想在兰州或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将此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他分析，蒋这次约见从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蒋此次北上，其目的“未可测”。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到西安见蒋；二是要求蒋带周到西安，再由周飞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人）回西安见蒋。

    此时，毛泽东显然还记得抗战初期林彪曾提出到国民党军去参观、访问的要求。林彪回国后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曾经见过胡宗南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影响不错。毛泽东乃决定起用林彪同国民党谈判。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德）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8月19日，毛泽东又打算亲自见蒋。经反复磋商，决定先由林彪见蒋介石。周恩来随即告诉蒋介石的侍从室，林彪将来西安。9月上旬，国民党通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意林彪到西安见蒋介石。

    9月14日上午，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由于连日暴雨，道路被冲坏，交通受阻，直到17日下午才到西安。此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蒋离开西安前留下话，让林到重庆再谈。

    9月29日，林彪乘汽车赴重庆，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0月13日，他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

    接着，林彪就当前战争形势、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国共两党争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讲了有45分钟，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约有4000余字。

    在讲党的问题时，林彪为打消蒋介石的疑虑，在讲中共的性质时尽量强调救国而淡化共产主义。林彪是先加入中共而后参加国民党的，但他却讲自己先入国民党而后参加中共，这显然有迎合蒋介石的意味。但未丧失原则，当属无伤大雅。

    在讲社会主义时，林彪强调其为普世价值，并将其在中国的实行推到遥远的将来，甚至说“也许为吾人及身之所不可亲见”，同样是希望以此打消蒋介石的疑虑。但是，蒋介石的疑虑并不着重在意识形态，而在中共领导下在抗战中不断壮大的武装力量。这又岂是林彪一席话所能打消的。

    林彪在讲话中着重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林彪说“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的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员长，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最后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他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当林彪谈到抗战建国问题时，蒋介石连连点头。但当林彪批评国民党中有人想发动内战，内战危机依然存在时，蒋介石便频看手表，明显表示不愿再听下去。林彪见话不投机，乃结束了谈话。这一次，蒋介石洗耳恭听林彪滔滔不绝地讲了40多分钟，也算难得。蒋介石约林彪在离开重庆前再谈一次。
二见蒋介石，提出“三停三发两编”

    林蒋会谈后，周恩来和林彪又多次同由蒋介石指定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张的公馆桂园谈判。在谈判时，林彪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指出：中共现在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国民党停止在全国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以上要求简称“三停三发两编”。

    12月16日下午，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第二次去见蒋介石。在谈话时，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在国共两党关系上，林彪重申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对林彪提出的要求，蒋介石不正面回答，但表示：对团结统一问题，国民党是有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蒋说：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地零碎地解决。他说，只要他活着，决不会让中共吃亏，并夸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当林彪提出新四军问题时，蒋介石马上制止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他又假惺惺地对林彪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对你这样说。”

    同日，林彪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同蒋会谈的情况。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林彪电，对向国民党交涉提出具体指示。

    12月24日，周恩来、林彪按照毛泽东指示，向张治中提出四点：甲、在允许共产党合法化的条件下，可以允许国民党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编四军十二个师，包括新四军在内。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八路军）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执行。周恩来向张治中声明：“如果认为这四点可谈，林彪就留下来继续谈；如果认为双方相差太远，请蒋委员长提出具体条件，交林带回延安商量。”

    张治中逐条记下后，答应向蒋报告。过了元旦，周恩来、林彪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向张治中表示：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共方面的诚意，在军队数量上，中共领导的军队还可以减少一两个师。于是，蒋介石召集临时军事会议讨论这四条，与会的将领大都表示不能接受，最后是不了了之。

    从国民党对谈判的态度可以看出，由于在国际上有英美希望改善国共关系的压力，蒋介石将避免同中共破裂，但又不急于在政治上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拖延的办法。

    会见黄埔同学，给人留下“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之印象

    为争取美国对中共的同情和理解，1943年1月29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设午宴招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上校、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柯乐柏和二等秘书庄莱特。林彪和庄莱特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庄莱特将此次谈话内容写成备忘录。庄莱特写道：

    林将军说，自从来到重庆，他已经两次受到他的老师委员长的接见。他说，委员长颇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他与委员长共同讨论了国共关系的问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他要求撤销对陕北共产党特区的包围，向共产党提供资金、弹药和药品。他继续说，委员长表示了同情，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做。他说，国民党已经决心把共产党军队编入政府军队。不过他说，只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不给中国人民民主，这恐怕办不到。

    林将军说，中国共产党面临弹药和药品的严重缺乏。国民政府从不供给。……他指出，在军火供应缺乏的情况下--共产党至今主要从日军手中缴获……他声称，共产党人只要能获得装备、弹药、药品供应，他们就能继续进攻，在整个华北地区有力地打击日军。

    林彪在重庆期间还同周恩来一起会见了其他中外人士。他不仅会见了民主人士黄炎培、冷遹和对中共表示友好的外国朋友路易·艾黎、谢伟思，而且还曾同周恩来一道深入龙潭虎穴，赴了特务设下的饭局。到重庆的第二天，林彪的黄埔四期同学，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滕杰就请周恩来和他吃饭，大特务郑介民、唐纵作陪。当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彼此均谈黄埔关系。林彪表示中国之伟大，建国条件之优厚，比任何国为多。彼亦提出三民主义、委员长、团结、不左不右的行动。并称，在昔日可以拿菜刀土枪造反，今日形势不同了，非有飞机大炮不可，所以要建国。林彪黄埔第四期毕业，现任一一五师（师）长，前年负伤赴莫斯科治病，今年始回国。据（说）林在苏系学习机械化，观其面部，一脸阴气，深沉阴险而干练，言谈审慎。周恩来年四十余，望若三十许人，如一白面书生。”

文卓

担心周恩来、林彪被扣，毛泽东急电召他们回延安

    1943年6月7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和林彪，同意他们回延安。这是林彪此行第三次，也是此生最后一次同蒋介石见面。

    随后，林彪同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谈话，透露了蒋介石接见他和周恩来时谈话的内容。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艾其森于6月24日向国务卿报告：“6月7日，蒋介石与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林将军和周将军会谈时通知他们，他对两党分歧的看法没有改变，即共产党应该放弃它的政府和军队，然后可允许共产党选择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成为类似目前自由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那样的少数党。（尽管林是应委员长的邀请，于1942年10月来到重庆的，但是，正如大使馆在5月6日654号电报中报告的那样，林仅见到蒋三次，并为这次最后会谈一直等待了六个多月。）委员长并没有提出其他条件作为讨论分歧的基础。”

    此前，蒋介石几次阻挠周恩来回延安。毛泽东担心蒋介石此时将周、林扣留，乃于15日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7月1日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二则避嫌。

    6月28日，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此时，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于6月中旬密令胡宗南将驻山西的两个军调到陕北包围陕甘宁边区。因此，当周恩来、林彪7月9日到达西安时，就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周、林同胡交涉，让胡撤走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胡宗南不承认有进攻延安的企图。他宴请了周恩来和林彪，席间称周为老师，称林为同学。周、林一行在西安逗留三天后继续北上，7月16日，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林彪这一次的对外联络工作就此结束。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带兵打仗，后又随大军南下，直到1950年3月回北京养病。后来，他还随周恩来就应对朝鲜战争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过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由热情、豪爽的陈毅副总理接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林彪此时一直在养病，此后，他就很少接触对外联络事务了。

     如何利用苏美矛盾，调整中国对外战略关系，对于林彪来说，似乎是一个盲点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的名字写入党章，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在中共九大以后，中国面对美、苏两霸，腹背受敌，如何从分析国际形势入手，调整对外战略，成为迫切问题。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一份报告后，自言自语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准备打两个半战争。第一场在欧洲，主要是对付苏联。第二场是在亚洲，主要是对付中国。还有半个是应付突然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的冲突。毛泽东估计，“珍宝岛事件”后，美国将会调整国际战略；而中国亦将随机应变，改变“文革”以来四面树敌、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为此，毛泽东要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除下工厂蹲点之外，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文件，召开国际问题座谈会，研究国际战略，每月讨论两三次。

    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进行了6次讨论并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了同当时流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观点颇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的战略重点都在西方，他们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9月11日上午，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了谈判。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认为柯西金所以会屈尊就教，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国。美国对此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毅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了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但不久，战争气氛又陡然紧张起来。9月16日，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苏联记者维科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撰文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四位老帅进行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分析了柯西金来华的意图和苏联大举进攻中国的可能性问题，认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作了相应部署，但在政治上下不了决心。“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大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而美国“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文中还列举其他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在此报告定稿后，陈毅又提出“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四位老帅的报告是符合当时国际环境的实际的，是正确的，同时又是超前的。要把他们提出的调整国际关系的设想变为现实，还需要一个过程。

    四位老帅的报告不知是否送林彪看过。如果这两份报告送林彪看过，不见他对此有何反应和评价。如果他没有看过，他似乎也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下，如何利用苏美矛盾，调整中国对外战略关系，对于林彪来说，似乎是一个盲点。反映这一盲点的是1969年国庆节前，林彪进行的一次外事活动。

    在这次外事活动中，林彪接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当时，越南战争尚未结束。美国此时已经将针对苏联和中国的打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改变为针对苏联的打一个半战争的战略。要实现这一转变，尼克松首先考虑的是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他说：“我得尽早并且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基辛格则坦率地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对于美国战略的改变，林彪无动于衷。他也没有考虑如何因应这种变化，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问题。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经主席批准，并在我外交部的安排下，范文同与武元甲约见林彪的愿望实现了。事后，我看过林彪与他们谈话的记录。林彪所谈的内容，中心是一个'熬'字。林彪对他们说：'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是胜利。'”

    “熬”就是拖住美国，消耗美国的力量，直到把它拖垮。一般地说，这不失为以弱敌强的好方法。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共也曾提过熬时间的方针。但是，他这个拖垮美国的建议仍然沿袭了“文革”中既反美帝又反苏修的“左”的一套。
拒绝接见斯诺，没有看到或是没有意识到打开中美关系这一步棋的意义

    1972年，当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

    林彪是否有一条反对中美和解的明确的路线呢？恐怕未必有。对于如何调整对外战略，以维护国家利益，对他来说是一个盲区。毛泽东在对尼克松谈话中以林彪最后向苏联跑来作为林彪主张联苏反美的证据。但是，向苏联跑是林彪他们感到走投无路时的临时决定。按林立果的想法，第一选择是到南方去另立中央，不行还可以去香港。当时，香港离苏联很远而同美国关系近。显然，林彪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反对中美和解的路线。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开始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运作。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970年8月14日，斯诺夫妇访问中国。国庆节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第二天报纸的头版非常醒目地登载了毛泽东和斯诺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毛泽东通过对斯诺隆重规格的接待，向美国发出了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美国虽然没有读懂这一信息，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却于10月间向先后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斯诺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这一步棋的意义在于将国际战略由“反帝反修”调整为“联美遏苏”。对此，林彪似乎是无动于衷。据负责林彪警卫的李文普回忆，林彪“不愿意出头露面接见外宾。林彪曾说过，'跟外国人说话要特别注意，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给你登报发表的'。毛泽东曾让林彪接见斯诺，他拒不接见，主要是外国记者爱把事情捅到报纸上”。据张云生回忆，“在国际斗争方面，林彪既不在行，又不热心”。这些都说明，林彪把接见斯诺的意义看轻了，看成了一般的外事活动，而没有看到或是没有意识到打开中美关系这一步棋的意义。

    想当年，而立之年的林彪身居山西的土窑洞，缺乏资讯，但心怀天下，不仅对世界大势作出精辟的分析，而且希望接触外面的世界，在对外联络工作上有一番作为。33年过去了，林彪已过耳顺之年，但对世界局势却漠不关心。他是不是江郎才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