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回忆：毛泽东如何追求贺子珍

陈浩海

2010-06-28
      核心提示：1936年的9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在他的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了刚刚经历过长征的贺子珍。他说十年来，她总是穿着一套红军的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现年27岁，8000英里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红军中大家叫他女司令。然而当斯诺1939年第二次访问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分手了，延安是贺子珍和毛泽东一生当中最后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们十年婚姻结束的地方。

凤凰卫视2010年2月6日《中国记忆》，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它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或多或少却从未稍离，革命的年代渐行渐远，不过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苦与乐，绝望与希冀，却并没有因为时光的飞逝而磨灭，相反，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弥新，更加地清晰动人。即使在革命的年代，爱情也是永恒的主题，甚至它折射了更多的时代侧影，比如对于李莎和蒋英来说，那是她们生命血脉的一部分，而对于孔东梅来说，那是对于先辈，以及他们所置身的那个大时代的探索与追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让这三位女性，为我们讲述革命时代的爱情故事。

孔东梅：最初时候他们相识，当然是通过井冈山上这个王佐、袁文才，我透过就是贺敏学的夫人李立英，我的舅奶奶，就是讲过有一些比较细节的故事，也是外婆讲给她的，就说外公怎么追求我的外婆。

解说：在人们的记忆中，井冈山是革命圣地，非关风月，然而孔东梅对于历史的寻根溯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别样的风情画卷。

孔东梅：当时外婆心中有一个喜欢的人叫欧阳洛，他也是一个革命者，那么他呢后来牺牲了，牺牲了呢，外公当时呢，就是经常去看我外婆，那么会每次在这个要远行的时候，就来见我外婆一下，就敲敲她的窗户，就说我要走了，外婆就很奇怪，你走就走吧，干吗要跟我说呢，当时她心里有别人嘛，那么后来呢外公还是每次都去。有的时候就是吵了架，外婆有时候会，就是回到娘家，就是娘家在黄竹岭，江西永新的黄竹岭，外公还曾经去那找过她。

解说：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由此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婚姻，孔东梅说这十年，正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

孔东梅：他们十年婚姻生过六个孩子，这六个孩子除了我母亲现在确认存世以外，其他孩子都丢的丢，死的死，等于说她经历了人间的太多的磨难，包括她曾经在长征途中，为了抢救伤员，敌机扫射，那么她身体上被扫射十几块弹片，到临终的时候，身上还有两块弹片没有取出来。

陈晓楠：在毛泽东的一生当中，井冈山的那段时光，是最富有革命主义和浪漫色彩的，在那里，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一条新路，农村包围城市，与此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然而井冈山之路，并不平坦。1929年6月，毛泽东遭遇了人生之中的政治低谷，三个月之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了一封书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策略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颇为著名的“九月来信”。负责起草这封信的除了陈毅、周恩来，还有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

解说：1933年秋天，19岁的苏联姑娘李莎，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在一个女朋友的家里，她与一个叫李明的中国人相识了。

李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头发很蓬松很漂亮，大大的眼睛，他给我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他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那些警察紧跟着追在他后边。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听他讲关于中国的有趣的故事。

解说：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革命岂止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行动，李明的讲述，深深吸引着19岁的姑娘李莎。

李莎：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聊天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我就问，你们讲的是谁，他们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知道李明吗？天啊，李明就是李立三。

解说：当朋友们说起李立三这个名字时，李莎似乎想起了什么，多年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那张照片，再次浮现在眼前。

李莎：那是上海的一个大型聚会，会上有个人站在讲台上这样伸着一只有手，我就觉得他的姿势很特别，他站在那儿，像是一座雕像。

不过李莎在莫斯科所见到的这个李立三，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他是共产国际诟病的“立三路线”的代表，是所谓“左倾机会主义”的头子。

陈晓楠：对你来讲，这不是一重压力吗？你会觉得跟这样的人走的太近，对你没有太大的好处吗？

李莎：不，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我性格不是这样的，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当时主要听从我自己本能的感觉。

解说：在李莎面前，李立三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李立三的诚恳深深打动了19岁的李莎。

陈晓楠：他在爱情方面是个很大胆的人吗？

李莎：不，一点都不大胆，他非常地腼腆，甚至有些羞涩。

陈晓楠：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

李莎：不，不，平时他生活中是有点不修边幅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在大剧院旁边见面，歌剧剧院，突然我看到他过来了，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崭新崭新的，我很吃惊，我真的很吃惊。

解说：1936年2月，37岁的李立三和22岁的李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简朴的婚礼，这一年5月，他们还到黑海之滨渡蜜月。

李莎：那时是5月份，玉兰花开的季节，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我都没想到，他爬到树上，开始摘花，摘了这么一大捧，然后送给了我，当然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李莎：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的入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背在身上的枪的摩擦声，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有些门上贴着封条盖着章，我们就知道这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

陈晓楠：在李莎的记忆当中，婚后的甜蜜也伴随着政治的风雨，1937年，苏联的肃反运动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李立三夫妇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之中，气氛也是日趋紧张，1938年2月24日灾难降临了。

李莎：有人咚咚敲门，敲得很重，我们打开门，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当时我整个人突然就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李立三被逮走之前，他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解说：惊涛裂岸，李立三一去就杳无音信，在接下来的半年之中，李莎是在疯狂地寻找中度过的，她穿梭在莫斯科的各个监狱之间，李莎对爱情的执着，让命运低头。这一年8月，奇迹降临，在塔冈卡监狱，李莎得到了丈夫的消息。

李莎：我递过去我的身份证，人家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人，我一下子就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我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吗，他们就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陈晓楠：他是不是其实没想到，像跟你恋爱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一个少女，可能是柔弱的，需要保护的，但实际上当他出现危险的时候，你一个一个监狱去找他的时候，就内心得那种能量，那种坚强让他挺吃惊的吧？

李莎：他没有跟我说过很多，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这种危难时刻，你对我做出的一切，我一辈子不会忘。

解说：11月7日是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1939年11月4号这一天，对于李莎来说非同寻常，就在那一天晚上，李莎躺在床上，想着身陷牢狱的丈夫，心情沉重。

李莎：突然有一个门铃，很长很长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触了电似的突然想到，李明回来了，我就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打开门，他站在那儿，李明站在那，站在他右后面的是一个军人，他对我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我都没有顾得上关门，就转身冲上厨房，这是个很大的公共住宅，厨房在长长的走廊的那一头，我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李明回来了。

陈晓楠：对于李莎来说，1947年是她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光阴，一年之前，她带着女儿来到了中国，而此时的李立三已经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李莎还记得1947年夏初的时候，她和李立三搬到了哈尔滨南岗区一座带花园的俄式小洋楼里，他们经常在花园中漫步，在树荫下喝茶聊天，就在这个和煦温暖的夏初，蒋英也正经历着她人生之中的黄金期，她的父亲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父亲的熏陶下，蒋英前往欧洲学习声乐。1947年5月，她在上海举办了回国之后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蒋英：我也高兴极了，我们就准备开第二个音乐会，但是事隔不久，钱学森回上海了，到上海，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见面以后，就不谈音乐会了，就谈别的事情了，更重要的事情了。

解说：蒋英所说的“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她与钱学森的婚事，蒋英与钱学森可谓是青梅竹马，四岁那一年，蒋英被过继给钱家，在钱学森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

蒋英：我在他们家里待不惯，老哭，我爸爸说还是还我们吧，这个钱妈妈就提出来，退出去算是我的干女儿，中国有这个，她说干女儿。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就是给我媳妇，做媳妇，所以有这么一个合同，这个合同一直就是存在多少年呢，我们都长大了。

解说：蒋英回忆说，钱学森的父亲认定了蒋英，一定要是他的儿媳妇，因此蒋英在上海的活动，特别是举办演唱会的情况，他都写信报告自己的儿子，因此钱学森虽然身在美国，对于蒋英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蒋英：他很大方，他说，他不提到这个合同，他看见我他说，你跟我一块到美国去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知道他有意思。

解说：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婚礼，新婚不久，他们双双飞往美国的波士顿，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是科学界公认的年轻翘楚，蒋英对自己的人生也充满着期待，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磨难正在悄然接近。

蒋英：新中国解放了，1950年我女儿1951年生的，我们就说，抱着这个娃娃一个月我们就回国，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把我们的飞机票给抹煞了，不许我们回国。他们说他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是非法的，要坐牢的，所以他们把他，让他坐了两个礼拜的牢，后来，才用了一万多美金把他保出来的，保出来以后就是软禁。

解说：回忆起那段时光，蒋英说，由于怕钱学森和孩子们出意外，她根本不敢雇保姆，所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事无巨细，她都要亲历亲为。

蒋英：这一阻挡就是五年，这五年当中，是相当辛苦的，因为我们都被特务包围，我们的行动，我们哪里也不能去，这个我更不能出来唱歌了。

陈晓楠：到了1955年，钱学森和蒋英一家的处境出现了转机，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国谈判小组和美方进行了艰苦的交涉，最终美国人的防线松动了。五年的坚持与等待，五年的患难与共，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一双儿女，在1955年9月踏上了归乡之路。

孔东梅：在我印象中，外婆的身体不是很好，她经常抽烟，烟抽得非常凶，我印象中她的这个食指都是黄黄的，讲话不是很多。

陈晓楠：1936年的9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在他的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了刚刚经历过长征的贺子珍。他说十年来，她总是穿着一套红军的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现年27岁，8000英里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红军中大家叫他女司令。然而当斯诺1939年第二次访问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贺子珍分手了，延安是贺子珍和毛泽东一生当中最后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他们十年婚姻结束的地方。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斗转星移，经历了十年坎坷之后，她从苏联又回到中国，她被安排到上海，一直在那里生活。1954年的9月，在收听到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进了华东医院，医生诊断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孔东梅：当时小时候不理解什么叫犯病，但是现在理解了，就是外婆非常思念外公，有的时候会彻夜地听收音机，以至收音机都烧坏了，就是有外公在发表讲话的时候，然后人就晕过去了，就不省人事了。外公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也多次流过眼泪，外公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也很关心外婆，他曾经说，他听到外婆生病，病重的消息，就会写信给她，而且跟我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解说：孔东梅后来才知道，1959年外公毛泽东曾经在庐山安排过一次与贺子珍的会面，这次相见，是两个人分手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两个人生命中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向低点滑落，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的李莎，再次面临命运的抉择。1960年，随着苏联专家的撤离，中苏正式决裂，不久之后，周恩来向李立三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跟李莎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

李莎：要么祖国，要么丈夫，我选择了丈夫。

陈晓楠：在政治与爱情的角逐当中，爱情获得了全胜，作为丈夫，李立三没有辜负李莎的选择，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坚定地站在妻子的背后，回忆起丈夫的深情厚谊，李莎引用了一句中国格言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1964年9月，历经波折的李莎正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然而，也许是命运在考验李莎和李立三的爱情，1966年的到来，让这对饱经磨难的夫妇，再次面临巨大的风暴。

李莎：当时华北局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站在高台上，站成一排，全是这个局的书记，就让我们做喷气式，会议后丈夫被弄的筋疲力尽了，但是他还有力气跟我开玩笑说，李莎你的级别提高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你现在跟中央委员会华北局的书记们平起平坐了。

解说：在一次批斗会结束后，造反派把李立三和李莎押上了同一辆汽车，然而就在途中，车突然停了下来，造反派勒令李莎下车，不愿意与丈夫分开的她试图反抗，却被强行拉到车外，临别之前，李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李莎的手，说了一句保重，李莎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那一天是1967年6月20号。

陈晓楠：1979年9月8号，贺子珍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是建国之后，她第一次来北京，在毛泽东的汉白玉雕像前，李敏夫妇陪着贺子珍留下了一张合影。从1937年凤凰山下和毛泽东的合影之后，贺子珍和毛泽东又一次坐在了一起，这一年贺子珍70岁。孔东梅记得那一天在离开纪念堂的时候，她看见外婆贺子珍这一生里，最后一次流泪。

解说：就在1979年12月，李莎也收到了中央发出的一份正式文件，李立三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而这一天恰好是李莎66岁的生日。

陈晓楠：您有没有后悔过嫁给他，吃了这么多的苦？

李莎：从来没有后悔过，特别是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平静生活，我觉得这种坎坷甚至还是蛮有意思的，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这些坎坷，生活就会很乏味。苦难，怎么说呢，不会白白过去的。

陈晓楠：那您怎么评价您的丈夫李立三呢？

李莎：他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