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物流失真相 一个道士和一个神秘洞穴

步天涵谷

1907年6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苍茫夜色中，一支骆驼队伍匆忙赶着路程。



这个骆驼队，正驮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的背上，是足足29箱上万件中国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经卷文书、绘画及各类文物。当这29箱珍宝在英国出现后，立刻轰动了全世界，随即迅速引来西方各国探险家对敦煌文物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

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并被弄到西方的？这支骆驼队的主人是谁？敦煌都被弄走了哪些珍贵文物？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内幕？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道士和一个神秘的洞穴。

王道士其人

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建立在今天的敦煌市东南部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自公元366年开始，经历代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00余个，古代雕塑3000余身，壁画4500余平方米，堪称一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而在20世纪初发现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近五万卷古代文献，成为这部百科全书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敦煌莫高窟是个佛教圣地，此地怎会冒出来一个道士？藏经洞与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这名道士，就是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发现者。在一百多年前，那些举世震惊的文物就是从他的手里流向国外的。于是这一百年来，人们对他是褒贬不一，唾骂、惋惜、憎恨，甚至还有敬意始终围绕在他的身上。

王圆禄，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今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王圆禄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之为“王道士”。

王道士出家后不久开始向西云游，当走到敦煌莫高窟时，他突然停下脚步，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898年。他见这里尽管荒凉，但寺院的香火没断，还有附近百姓的供养与施舍。经过多年漂泊的王道士此时年近半百，衣食无靠，他很想找个地方度过残生。莫高窟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自然成了他心中一个理想的落脚地。还有一点，当时的敦煌百姓是佛、道都信的，所以虽身为道士，也不妨碍他在莫高窟住下来。

王圆禄一住下来，就积极地整修当时已很破败荒凉的洞窟。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住在最为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他便四处化缘募捐，主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

下寺共有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两年时间才清理干净，并用化缘的钱盖起了三层楼。底层如今编号为第16窟。王道士就是在这第16窟中偶然发现了那个震惊世界的藏经洞。

发现藏经洞

王道士在1911年曾给清政府写过一篇名为《催募经款草丹》的信，内容就是索要一笔款项。也许是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发出。但此信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有个有意思的叙述：

“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即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

很显然，这个有点小聪明的王道士这是想神化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不过，他到底是如何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上一直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逐渐被很多人所接受，具体细节是这样的：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后，把它做了香堂，还请了个当地的读书人杨先生一起来接待香客，抄写道经之类。杨先生爱抽旱烟，每回都用根芨芨草点烟，然后随手把草插到身后的墙壁上。且每次抽完，还顺手在墙上磕磕烟锅。

有一天，这位杨先生点完烟把草插到墙缝里没插到底儿，觉得不大对，然后仔细用烟锅敲墙壁，发现声音是空的。杨先生就把这个奇怪现象告诉了王道士。

夜深人静时，杨先生和王道士二人悄悄来到壁画前，把墙壁这么一扒开。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而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值钱的宝库。他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的命运也将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改变。

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发现藏经洞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的文物。知县命其就地封存，而后报告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但当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子，清朝摇摇欲坠，官场腐败成风，没有人顾得上这种事情。

步天涵谷

王道士与伯希和

   斯坦因的贪婪

斯坦因，1863年生人，祖籍匈牙利，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进行四次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

第一个将敦煌藏经洞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这个斯坦因。

1900年—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他第二次进入中国，这次的中国之行，竟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人：蒋孝琬。湖南人，生年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掠取中国文物。

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时，王道士出门化缘去了。无奈的斯坦因在敦煌足足等了两个月之久。5月22日上午，他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随后他让蒋师爷悄悄试探王道士对藏经洞里东西的态度，并许诺有意为莫高窟捐献一笔款项。

这个承诺让王道士有点动心，有了钱，他就可以整修更多的洞窟。不过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没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坦因耍了个花招，用欺骗手段，最终进入了藏经洞。

在参观莫高窟的过程中，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随口就附和说自己是玄奘的追随者，谎称自己是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来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很灵。

1907年5月23日，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琬三人一起进入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日，整整六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的所有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在这期间，王道士提出了捐款的事，狡猾的斯坦因没有立即答应，他要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全部看完，才能视情况而定。

三次秘密交易

斯坦因后来写了本书，他这样描述自己在藏经洞里的所见：“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个人。”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进行推算，藏经洞的容积大约是19立方米。满满的堆的全是历代各种经卷文书画卷，有四五万卷左右。这些藏书不全是抄写的经书，其内容广泛得难以想象：涉及各种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剧本，绘画书法，声韵资料，乐谱，古乐舞资料，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酿造，冶炼，锻造，印刷，教育，农业，水利，体育竞技等等。

斯坦因弄走的藏经洞文物后来绝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仅从文字来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佉(qu)卢文，梵文等，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文献内容几乎涉猎了各个领域：天文地理，医学穴位图，军事文书，世道小说，舞谱曲谱，算经，字帖，周易占卜，地契，卖身契，甚至还有当地学郎的习字画稿。

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学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详细勘察藏经洞的人。可斯坦因和王道士这么明目张胆地把几万卷书搬来搬去，又对藏经洞地面进行挖掘，当地政府却一点也没觉察。

斯坦因在把藏经洞的所有文物全部挑选了一遍后，曾想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答应。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挑选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就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的第一次交易。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么评价这次交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觉得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而按照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不能把这项交易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王道士自觉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否走漏了风声，5月31日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他在敦煌城游荡了一个星期后又壮着胆子回来。6月6日，他与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交易。这次交易也是白天偷偷地挑选，半夜由蒋师爷一捆捆地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

6月7日，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他担心这批文物夜长梦多，所以准备尽快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离开敦煌，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

此时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9月26日斯坦因回到安西并待了12天。这12天里，他和王道士进行了第三次秘密交易。这是贪婪的斯坦因在返回英国前捞的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这次交易，斯坦因没有亲自去，而是由他的得力秘书——蒋师爷一手操办。

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蒋师爷从藏经洞里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卷的文书。1907年10月8日，斯坦因的驼队离开甘肃。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

斯坦因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当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同时，王道士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步天涵谷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伯希和，1878年出生于巴黎，著名汉学家，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此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北京收购了大量中国古籍文物。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煌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煌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让他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

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此时的王道士显得从容不迫，甚至这次王道士的狡黠得到了一次很充分的发挥。

他回到莫高窟后，却告诉伯希和藏经洞的钥匙忘在敦煌县城了，得让人去取。无奈之下，伯希和只好继续等。这期间，王道士告诉他，斯坦因曾花过大价钱买走文书，还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钱。王道士这种暗示性的话，让伯希和自然是高兴得心花怒放。

这一年的3月3日，伯希和如愿进入了藏经洞。他是个汉学家。所以他选出来的东西价值最高。他以每小时100卷，每天1000卷的速度过目，足足有三个星期蜷伏在藏经洞里，共浏览了15000-20000卷子，挑出来几千卷精华。

伯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便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里偷偷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日，他的挑选工作结束，付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换走了数千件挑选出来的文书画卷。

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北京，随即把绝大部分敦煌文物偷偷运往法国巴黎。同时伯希和留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在对人炫耀的时候，引起了中国一些学界人士的注意。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献流失的事情才在中国学术界公开。

王道士的罪孽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当时的相关文件数字显示是：十八箱。这十八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且就是这剩下的八千卷，在最后运往京城的路上也是边走边丢，每到一地都要遭受当地官员雁过拔毛式的掠夺。

这就有一个问题，藏经洞的藏品大约有四万多件，斯坦因拿走的有万卷左右，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但最后运到京师图书馆的却只有八千多卷了。这里似乎存在着至少一两万卷左右的缺口。这么多文书跑哪儿了？

伯希和离开敦煌后，王道士见奇货可居，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但具体数目不详，只知不停地有外国人为了这些宝藏纷至沓来，找到王道士，而王道士也能不断地拎出一捆捆的文书。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里用500两银子弄走570卷文书。

1914年至1915年，俄国鄂登堡探险队剥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经洞遗存文书具体数目不详。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此人堪称不折不扣的强盗。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方式极其无知、愚蠢、拙劣、粗暴，导致珍贵的千年壁画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

而目前世界馆藏敦煌文物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掠走文物过万件。英藏文物编号已达11604号。

法国人伯希和掠走敦煌文书约6000件。

日本人掠走敦煌文书约500余卷。

俄国人鄂登堡掠走文献不详，俄藏编号已达18943号。

至此，藏经洞足足四万多卷的古代文献大部分被劫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

回头再看王道士，无论怎么说，他都是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发现并愚蠢地贱卖了那些珍贵的文化瑰宝。而事实上，王道士的一生过得相当清苦，他从外国人手里换来的那些钱全用来整修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除了清理淤沙外，他把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而重新造出廉价的塑像。

王道士至死都在忠贞不渝地执行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临死前的日子并不太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八旬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晚年的他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惩罚。

1931年，年过八十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人世。

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想法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对敦煌石窟有效保护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遗存文物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文物维修、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工作全面展开。

2009年10月18日，圆明园启动“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系列活动”，派出专家寻访组，前往美欧等地，首次展开大规模的海外流失文物“摸底”调查，预建完整的圆明园文物档案库。

这估计是我国第一次主动公开前往海外系统调查流失文物的举动。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如何回归祖国，有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想法，或许有些借鉴意义。

赵凤杰，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一个热爱文物、心怀祖国的莘莘学子，一个中国考古队伍里的普通研究者。她有个不太平凡的地方：她从事的是考古研究，还同时拥有律师资格证书。

考古和法律本是两个相差有点远的专业，她为什么要同时读下这两个专业？她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我设想在考古和法律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希望这个切入点可以促成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促成流失文物为我国的文物研究所用，也促使流失文物的持有者们知道中国人对这部分文物的关注，使其尽最大可能地保护这部分文物。”

封闭的藏经洞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和孤独后，被一百年前王道士手举的油灯照亮。这些先人留给中华后代子孙的文化宝藏，因王圆禄的愚蠢和清朝的腐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国外的野心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耻的豪夺。

作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惨痛流失，成为一段中华民族无法抹去的伤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