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三次遇险

步天涵谷

（转帖）

在长期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中，列宁多次化险为夷，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三次。

第一次遇险有惊无险

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米哈伊洛夫马术学校发表演说后返回斯莫尔尼宫的路上，突遭一伙匪徒的袭击，一梭子弹从后面朝车身射来。说时迟，那时快，坐在列宁身旁的普拉廷立即抱住列宁的头倒向一边，司机情急之下，顾不上周围白茫茫的浓雾，开足马力冲出伏击圈。列宁化险为夷。

事件发生后，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开始调查。对此，列宁不以为然，他说：“干什么要这样呢？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这完全没有必要。革命时期残存心怀不满的人开枪射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嘛。 ”

经过缜密调查，案件是一个反革命“军官战斗组织”所为。这些人从前线溃退下来后，无所事事地流窜在彼得格勒，对新制度的阶级仇恨、对政治的一窍不通、对生活的绝望悲观，促使这些人纠合在一起，铤而走险。

按照常规，犯有谋杀罪的全部主犯，理应枪决。但当时俄德双方战斗又起，列宁便作出决定：案件要了结，予以释放，派往前线。

第二次遇险两颗子弹留在体内

1918年8月30日，莫斯科市委邀请列宁到巴斯曼区加夫里柯夫广场原粮食交易所大楼和河南岸区希波克街米赫里逊工厂作关于两种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演讲，时间定于晚上6点30分开始。

列宁先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作演讲，群众大会开得很顺利。接着又驱车前往米赫里逊工厂作同样题目的演说。

右派社会党闻讯后，派社会革命党女党员、恐怖分子范妮·卡普兰前来行刺列宁。卡普兰口袋装着手枪，手枪中装有上了膛的几发带烈性毒药的刻有纹路的达姆子弹，计划在列宁走出会场时下毒手。

列宁下车后，匆匆走进设在车间的会场。司机吉尔掉转了车头，停在离车间入口处10步远的地方，面对院子的出口。

过了片刻，一个手提小皮包的女人走过来，她就是卡普兰。她走近吉尔问道：

“喂，列宁同志来了吧！ ”

吉尔回答她：“我不知道谁来了。 ”

卡普兰笑了笑：“你是司机，能不知道送谁来？ ” .

吉尔平静地说：“我怎么知道呢？是个演讲的，坐这种车的人不少，我又不能一一打听。 ”

卡普兰没套出什么话来，没趣地走开了。

一个小时后，从会场出来一大群人，群众大会结束了，吉尔便发动了汽车准备启程。过了一会儿，列宁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出会场。在车间出口，一个装成水兵的人伸开两臂，拦住了尾随列宁的人流，在厂门口，这个装成水兵的恐怖分子又故意摔了一跤，用下蹲的身子挡住了走过来的工人。这样，列宁来到停车场时周围没有几个人。当列宁走到离汽车三步远的地方时，有几个妇女跑过来问列宁关于粮食供应和运输问题。谈话持续两三分钟，列宁已被人群团团围住，吉尔早已打开的车门也被人群中的一个人给关上了。

回答完毕后，列宁迈出几步准备上车，当一只脚踏上汽车的踏板时，窥伺了好久的卡普兰站在车的左前面，立即朝列宁连开了几枪，列宁应声倒下，人群顿时大乱。卡普兰的一个男同伙此刻也逼近了列宁。吉尔听到枪响，立刻跳下车，大声喊道：“不准走近，不然我就开枪。 ”说着持枪朝他扑去，那人立即跑掉了。因怕误伤群众，吉尔没有开枪。吉尔又去追卡普兰，追了几步，吉尔突然想到只有列宁一个人，救人要紧，立即返了回来。卡普兰趁乱向外随着人群跑着，人们不知道向列宁开枪的就是她，但是待在院子玩的一群小孩子，一边蜂拥追赶卡普兰，一边喊道：“就是她！就是她！ ”工人们费了很大劲终于把她抓住。

吉尔走近列宁身旁，只见列宁脸色苍白，但没有失去知觉，吉尔立即和几位工人一块把列宁扶上车。有人建议把列宁送往医院包扎伤口，吉尔坚决不同意在任何地方停留，想立即回克里姆林宫，列宁用十分微弱和沙哑的声音说：“回家去，回家去……”

汽车加足了马力，一路风驰电掣，疾驶克里姆林宫。到了大门口，吉尔向哨兵喊了一声“是列宁”后，就把车开进院内。

在三个人的帮助下，列宁上了楼躺在床上，脸上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看样子疼痛得十分难受，但列宁一声没哼。吉尔和伊里尼奇娜立即用电话通知了有关人员。

经过全面诊断，查明：列宁身中两弹，一颗子弹打中肱骨，造成了骨折；另一颗子弹从背后肩胛骨方向射入体内，打穿肺叶，引起了大量出血，血液流入胸膜腔，子弹陷在颈部前面的皮下，离颈部致命的血管和保证心脏跳动的神经仅一两毫米，十分危险，而且幸亏达姆子弹没有爆炸，毒剂也由于某种原因失了效。医生们拟订了治疗方法：坚持不要动，不要说话，绝对静卧，尽全力注意心脏的活动，对于手臂只作简单的包扎，使骨折的碎片不致在无意中相互摩擦。至于是否马上从体内取出两颗子弹，医生们一致认为暂不做手术。

9月2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的判决，枪毙了许多被破获的白卫军组织的成员，在全国实行红色恐怖和加强警戒。

列宁遇刺事件震动了全国，各级党组织、工人、农民、红军战士等都焦虑不安，密切关注着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列宁病情的公报。无数的信件和电报发给列宁，衷心地祝愿自己的领袖早日康复。无论在工厂和农村，还是在前线和后方，各级组织都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无情地镇压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势力。同时，社会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迅速走向分裂和瓦解。

医生每天早晚对列宁的病情会诊一次，经过了两天后，脉搏跳动恢复正常。四五天以后，感染的危险基本上过去，病情趋于好转，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列宁较好的身体素质很快克服了胸膜大量溢血的现象，渗出液迅速被吸收，呼吸也越来越轻松，可以对骨折的手臂做手术了。手臂手术做完后，伤口愈合得很快，不过身体仍很虚弱。

9月5日，列宁的病情刚刚好转，他就要求看报或给他读报，把一切重要事情简单地报告给他。医生希望他安静，不要动，不说话，因为危险尚未完全过去，桡骨神经系统还微微作痛。列宁总是报以微笑，坦率地说：“现在不是那种时候。”9月6日，列宁签发处理了斯大林寄自察里津的来信。9月7日，给东线方面军第5集团军政治领导人复电。9月8日致电托洛茨基，对喀山久攻不克深感不安，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拿下喀山。

9月16日，医生终于允许列宁开始工作，他非常激动，当天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同沦陷区共产党组织中央局委员们谈了话。 9月17日，列宁要求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们一致决定，会议时间不超过半小时，但还要让列宁感觉不出大家是在故意缩短议事日程。结果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而巧妙，仅用了25分钟就散会了。

步天涵谷

为驳斥谣言，给列宁拍电影

列宁养病期间，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机会几乎没有，因此外面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和猜测盛行，尤其是敌对分子乘机造谣惑众，说列宁去世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和友好人士从四面八方打电话或写信询问列宁的健康，有的人直截了当地问列宁是否在世。

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为驳斥谣言，澄清真相，人民委员会决定把列宁已逐步康复并开始工作的真相告知人民群众。列宁善于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但遵医嘱，列宁需至少3个月之后才能如愿。经过研究，决定把列宁工作和生活的一些片断拍制电影，放给全国人民看。

列宁历来反对给他个人拍电影和拍照，显然，要给他拍电影必须讲技巧。10月16日，办公厅事先在克里姆林宫院里安排好了电影摄影师。下午1时，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陪列宁下楼散步，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布鲁也维奇尽力和列宁多说话，以便使列宁不去注意周围的状况。摄影师从各个角度和方向尽量捕捉列宁的每一个动作。

走着走着，列宁忽然说：“在4点以前，我还得写点东西，还得接待两位来访的同志。 ”于是转回身往回走，刚走几步便发现了摄影师给他拍照。列宁立即批评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布鲁也维奇赶紧认错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您知道就不让拍照，可是又非拍不可……各地工人非常焦急不安，他们迫切需要知道您的健康状况。 ”

“好吧，如果这对工人阶级有益，那您就将功折罪吧！”列宁笑着说，“您搞的这纯粹是拍电影的密谋，您巧妙地哄骗了我。 ”

列宁散步的新闻纪录片放映后，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自己爱戴、拥护的列宁同志仍健在，十分高兴，有的兴奋得流下了热泪，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9月底，经过医生们的全面检查，列宁身体基本康复：气色不错，肺部和心脏恢复正常，臂骨接合得很好，手托可以撤掉了。只是两颗子弹仍在体内，列宁打算到国内外局势平静后再取出来。

第三次遇险遭土匪抢劫

1918年冬，由于连年战争和经济的萧条，国内工业停滞，食品和燃料不足，市内街道上路灯昏暗不明，商店大门紧闭，加上满街都是严重妨碍交通的雪堆，这一切为偷窃、抢劫和土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尽管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种种措施同各种犯罪活动作斗争，但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等犯罪活动仍然相当猖獗，城市混乱秩序依旧。1919年初，列宁也成了一次土匪抢劫的受害者。

1月19日晚上，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居住的学校里要举行儿童节庆祝会和枞树联欢会，请求列宁他们在规定时间以前到达，以便参加这次节日庆祝活动。于是，列宁和随行的同志在傍晚6点左右出发了。因为是节日，大街上熙熙攘攘，在去索科里尼奇的公路上也有很多行人。当车开到一个拐弯角上，突然在远处响起了口哨声，这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但并没有对此特别重视，仍旧继续赶路。然而，在车驶近铁路桥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吆喝声：“停车! ”这吆喝声是几个站在路边的人发出的。

列宁一行以为遇上了检查证件的民警，于是就叫司机把车停下了。因为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值勤民警拦车检查是常事。列宁的车以前也被拦过几次。有一次，列宁的司机没有注意到民警要求停车的信号，继续开车。情急之下，民警开枪警告，差点闹出误会。然而，这次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拦住汽车的家伙(一共有3人)刹那间把他们都赶下车来，列宁出示了通行证，但那伙人并不感到满足，竟把手枪口对准他的太阳穴，并开始翻抄他的口袋，搜走了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因为那时民警还没有穿制服，列宁和随行的同志都不清楚到底在同谁打交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列宁便对他们说：“我是列宁。”但是他们并不理会。随行的一个同志冲向那个仍然把枪口对准列宁太阳穴的家伙喊道：“你们要干什么，要知道这是列宁同志！你们是什么人，拿出证件来。 ”

那个家伙冷笑一声，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对刑事犯来说，不需要任何证件。 ”

三个强盗跳进汽车，把手枪对准车外的列宁他们(其中一个肤色黝黑、长着一副十足强盗嘴脸的家伙，做的动作特别凶狠)，随即开足马力向索科里尼奇方向疾驰而去。

随后，列宁一行向过路人打听到了索科里尼奇苏维埃所在地，找到苏维埃主席，要了一辆汽车，并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了出事经过。列宁对事情的发生很不满，说这太不像话，竟然就在苏维埃的鼻子底下拦路抢劫。他质问苏维埃主席，他们这里是否常常发生这种事。苏维埃主席回答说，这是常有的事，他们正尽一切努力同匪徒作斗争，但收效不大。列宁摇摇头说，再不能容忍这种不成体统的局面，必须更有力地同匪徒作斗争。汽车来后，列宁等乘车去林间学校参加枞树联欢会了，虽然他们的情绪同整个晚会的气氛不太协调。

与此同时，这个案件使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侦讯处大大地忙了一阵子。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列宁乘坐的汽车在城市的对面，即靠边克里木桥沿河岸的那条街上找到了。由于街道上堆满了雪，汽车陷入了雪堆，那几个强盗就分散逃窜了。汽车旁边躺着一个被打死的民警和一个红军战士。后来查明，那天晚上全莫斯科被强盗打死了22个值勤民警。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袭击列宁汽车的那伙强盗才被缉拿归案 (其中一部分人在进行武装反抗时被击毙)。这是一伙无恶不作的强盗，是一伙杀人越货、作案累累的惯匪。后来，其中一个强盗在审讯时交代说，“由于酒醉”，起初他们似乎还没有弄清楚同谁在打交道，他们听到的仿佛是列宁，他们在仔细看过证件之后曾经要返回来，想要打死列宁。一个叫雅柯夫·科舍尔科夫的(这群匪徒的头目之一)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干了些什么，要知道乘坐这辆汽车的是列宁。要是我们追上他并把他打死，那他们就不会想到我们身上来，而会想到反革命身上去，那时就有可能发生政变。 ”

遭劫事件对列宁触动很大。后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对这次抢劫事件作了评论。他写道：“假定你乘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你才能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我给’你钱、手枪、汽车，‘你让’我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是‘原则上不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枪械再去打劫，我本人遇到的一次情况中，他们正是这样干的，后来都被逮捕和枪毙了。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 ”

这一次，列宁没有付出很大代价把强盗摆脱了。“妥协”起了作用。在列宁遭劫事件之后几天，莫斯科进入军事状态，同匪徒的斗争大大加强，市内秩序也很快变得比较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