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衣食住行：馒头是那时的一大发明

刘恒宝

2010-04-24
  吃在三国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主要食物为米、麦、大豆，主要饮料是酒浆汤之类，浆是冷饮，汤是热饮。但浆汤都不过是喝水的别称，不如酒那么珍贵。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孙权、孙皓均是好酒之辈。

在饮食烹饪方面，各民族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烹饪方法都带到了中原腹地，从西域来的人传入了胡羹、胡饭、胡炮、烤肉、涮肉等制法；从东南来的人传入了叉烧、腊味等制法；从南方沿海地区来的人则带来了烤鹅、鱼生的制法；从西南滇蜀的人民，传入了红油鱼香等饮食。至北魏时，西北少数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又将胡食及西北的确的风味饮食大量传入内地，使宫廷饮食也出现胡汉交融的特点。

面食在民间因发酵技术更加成熟有了进一步推广。中国食面习俗形成与秦汉时期，三国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扩大和推广。

馒头。据宋人《事物纪原》中说:“诸葛公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于神，假阴兵以助之，然其俗必杀人以其首祭，则神享为出兵。’公不从，因杂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头以祀。神亦享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名馒头。”由此而见，那时的馒头不但夹有牛、羊、猪肉馅，而且个头比较大，与头相似。

乳制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大批西北游牧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及中原畜牧业发展，乳制品成为经常性的食品。当时乳制品主要有酪（发酵乳）、酥（酥油）、乳腐（乾酪）等，其食法主要是放入面点之中或作饮料之用，也可直接食用。

这一时期，筵席也出现了新特点。筵席场面更为宏大，礼仪复杂、菜肴丰富。例如，元旦向君王行朝贺之礼，君王大宴群臣。曹植在《元会》诗中写道:“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朝贺赴宴的官员要“衣裳鲜洁，黼黻元黄”。宴席上“珍膳杂沓”，冷盘、热菜，分层推上，君臣一堂，“欢笑尽娱，乐哉未央！”

在三国时期之前的文献中，“茶”字不见经传，只有“荼”字。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曰:“荼，苦菜也。”由于茶树种植的增加，茶叶在南方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通饮料，蜀人饮茶习俗已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时期流行的名菜有:鱼鮓、五味脯、胡羹、胡炮肉、莼羹、蒸豚（就是蒸小猪）、跳丸炙、武昌鱼。
穿在三国

三国服饰按其组成可分为:冠、衣、裳、袜、履、饰品等六部分，材料为丝、麻、葛诸种织物。

冠。《三国志》中可供查考的冠只有两顶:一顶为曹操所拥有，称作“远游冠”，《后汉书·舆服志》说:“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筒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一顶是杨彪的，称作“鹿皮冠”。与冠作用相当的巾则广为流行。有质地为绢的幅巾，细绢制成的缣巾，平常百姓则戴蔓草茎纤维制成的葛巾，葛巾布衣成为平民式的典型装束。纶巾与由青丝带编成，质地较葛巾为佳。此外，三国时的帽子还有帢、绣帽、皂帽、絮巾等。

衣。三国时衣的种类较多，大致有单衣、复衣、糯、衫、扭褐、褚、辛圭、褶、裘等, 其中单衣、复衣指衣的厚薄, 可合称为单复。三国人着衣以长衣为主，单衣不仅长且肥大, 由袖子形制的差异又可分为檐榆和褚。檐榆为直据。褚，“禅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大袖单衣又有缝掖之称。贫寒人家则要省去单复的修饰，只著短衣。糯为短衣一种, 质地不佳者则称为很褐。妇人衣多艳丽，男子着绢衣，则会被看作是轻浮的人。此外，衣的颜色又可以用来区分人物身份，如商贾则着白衣。

裳。《诗经毛仁》中有“上曰衣, 下曰裳。”三国男子裳有挥、挎、裙。女子裳为

“贯两脚上系腰中”。

饰品。妇人饰品有头饰、腕饰、腰饰,男子则要在腰带上挂一肇囊，来盛日常琐碎物品。腰带多做为贡献赏赐之物。

住在三国

这一时期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型、曲尺型、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型之分，但基本结构都是一堂二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不等。
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

从汉代到清代，这一传承不但贯穿普通住宅，而且宫殿与庙宇也遵循此方法。这使得建筑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和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汉代起使用更多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向上反曲，这是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汉族住宅甚至汉族建筑的主要特征，在两汉三国时候基本形成。

贫民的住宅一般没有庭院，十分简陋，，有些还住半地下室。一些寒士（比如早期的孔明）只能“居山泽，结草为庐。”

秦汉三国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当时人们对大自然充满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有着其特定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东汉三国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进一步普遍化和多样化，已成为整座建筑物有机组成部分。

秦汉三国时期一般民居的结构是一堂二室，建筑形式以夯土和木框架的混合结构为主。规模较小的住宅，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采用木构架结构。砖瓦的普遍应用，是秦汉三国时期民居建筑的重要特征。从东汉起，高台建筑逐渐减少，多层楼阁大量增加。

人们还综合运用绘画、雕刻、文字等作各种构件装饰建筑，实现了结构和装饰的有机结合，成为之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手法之一。
行在三国

成书于秦或汉初的《山海经》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眼界的开阔，他们不仅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开始涉足海外。秦汉帝国的建立，进一步促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交通体系的建立，天南地北，皆可见官吏、旅人、商贾等奔忙的身影。三国鼎立以来，道路为之隔塞，然而区域交通却因此而有了繁盛的可能。尽管通隔交杂，兴衰错落，羁旅之路却别有风采。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时期的战乱与割据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陆路交通的一体化趋势，栈道被毁，旧有道路因缺乏维护而日渐荒芜，原为交通枢纽的城市因战乱而衰败，各政权间的边界也成为无形的阻隔。

不过新兴的政治格局也形成了新的陆路交通格局，这一时期先后形成了邺城、成都、建康、平城等新兴交通中心城市，并且区域内次要道路地位得以抬升。如建业在汉时只是丹阳郡内一县，然经东吴、西晋的开发，已成为南方的最重要城市之一。

秦代的海上交通相当发达，汉代的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东汉末的动乱没有废止海上交通，东吴政权通过海路与辽东半岛以及南海诸国保持联系。

三国时内河交通也很发达，割据政权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十分勉力于沟渠的开凿。太湖水系、北方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的开凿沟通了南北交通，不仅促进了物流运输能力，也促进了地方繁荣，为之后全国运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的交通工具也是别有特色。车辆就像现在的时装一样，翻来覆去的流行。比如汉代时多为中下层官员称作的轺车（四面无挡板，以敞露为特点），到后来却逐渐为高官贵胄所青睐。再比如在汉代时地位低贱的商人才能乘坐的牛车，到三国两晋时却成为天子贵族的爱车，发展到晋代，上层社会居然流行起了乘羊车。。

此外，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还包括舆轿、辇（人力车）、鹿车（独轮车）。水路交通工具包括以楫拨水前行的小船，也包括规模宏大的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