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决策

步天涵谷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这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存在和平解放或武力解放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

  从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最后岁月，台湾问题仍然是这两位伟人的共同牵挂。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分3个部分,就毛泽东、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以此作为今天我们思考、研究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参考。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问题。后来，由于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最终形成了需要新中国解决的本来只涉及中国内政、现又加入国际因素并相互作用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实践；接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把握政治、军事形势的迅速变化，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并且开始全面准备工作。

    一是开展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 、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二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朱德商讨后，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 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25日、26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卖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三是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进行各项战前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问题。据此，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了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 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局面。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 政策，并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毛泽东、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难度的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极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根据美国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作出准确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 “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在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在近期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一江山岛。在一举攻克该岛后，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只对大陈岛发起空中打击，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渔山、披山诸岛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这个批示清楚显示，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不使战争的范围扩大，不使战事升级。2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全部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岛屿。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提出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战计划 ，在大陈岛解放后，马祖、金门将是人民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这时，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一方面， 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进攻。 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则在必然爆发的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则正是美国所企望的，势必造成台湾和大陆的完全隔离，形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并于1955年初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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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在内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 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3月5日，毛泽东在复电赫鲁晓夫时向其交底，他指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作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定。”“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 以上报告或电报表明：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只是选择一个适当时机的问题了。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授权，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 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中国人民和平解放北京、新疆、西藏就是范例。 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二、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明确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集团进行第三次合作，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全面；从1958年开始，工作重点也由最初的“促进统一”发展为“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寻求接触，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是毛泽东、周恩来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修改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 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住。” 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他代表政府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指出：“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为了促成与台湾当局的和谈，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管道是必须的。这一时期里，主要是通过密使故旧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来，海峡两岸虽然有一些消息的传递，但总的来说，和平攻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台湾海峡平静局势有利于美国推行“划峡而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12时，炮击开始。

    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战，而是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　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存在。”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即“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充分暴露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本质。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 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只顾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金门炮击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停止。毛泽东、周恩来等正是通过这一炮击行动，保持同国民党的接触，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两个中国”。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

    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国友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还向蒋介石进一步发出了中国大陆不首先动武的信息。他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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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却采取了军事行动，击退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骚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而释放的都是善意信息。“文革”时期，虽然中国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应当说，这些行动对于两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而实为美国，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而实为中共。信中谈到了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 ，“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虽欲插手台湾事务，但承诺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 ，不愿意同新中国军事对抗。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在远东遏制苏联、新中国的政策，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以武力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并大力实施使台湾脱离中国的政策，加紧在国际上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通过签订旧金山和约等方式，为其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制造法理基础。对此，毛泽东、周恩来始终牢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据理批驳“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实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为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中国政府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注意维护祖国统一，同时也适时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　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1955年2月3日，针对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认为“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邀请派遣代表出席。 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强了相互间了解。同时，中国通过大使级谈判向全世界宣传了自己的正义主张，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坚持了民族大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 “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 “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里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 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阐述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又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1971年8月20日，发表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三）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台湾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在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力。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 这就从战略上建立了中美两国进行缓和的基础。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艰辛谈判。谈判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告诉美国客人，将“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 这样，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国家利益的”。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恢复作出了贡献，迫使美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承担不得再行制造“两个中国”，否则就要在国际舆论面前输理、失去道义，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条件。

    台湾问题牵涉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方面，解决起来艰巨而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时，始终抓住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全方位开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艰辛，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绩，功不可没。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经验与重要启示，值得每一位后来者认真学习、记取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