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解放战争中“算垮”蒋介石

步天涵谷

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3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生前的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张作文对他进行深切缅怀。他们说“作为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是我们一生的荣幸。”
   
    解放战争中“算垮”蒋介石
  周恩来是我军的先驱。而且，在我军历史上，他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他把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融于我军作战和建设中，一些重大决策和胜利几乎都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亚志：解放战争初期，我在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记得是1947年4月底，在陕北王家湾，周恩来指示并参加了我局将原编印的《国民党军队调查》重新编印为《蒋军调查(陆军部分)》的工作。这份资料包括蒋军各战略集团正规军步骑部队师旅兵力统计表，蒋军中央嫡系与地方杂牌师旅兵力统计表，各战略集团被歼兵力统计表，陆军指挥系统表，国防部及旅以上主官调查等。新编是在原有材料基础上校勘.增补新材料。这种调查材料随着蒋军的不断被歼，后来隔几个月就得重编一次。
   
    这年6月，解放战争为期一周年之际，周恩来指示拟写战争总结，汇编的基础材料主要有3大项：自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后，蒋军每月向解放区进攻使用兵力情况统计；一年战绩逐月全年统计；我军力量发展和解放区城市、面积、人口得失逐月和全年统计。
   
    这是一大堆枯燥的数字，尤其是战绩统计，内容繁杂，有歼灭敌军营以上建制单位统计，毙伤俘及敌军投诚起义人数统计，俘毙敌军将级军官姓名和统计，并都按正规军与非正规军分计。还有缴获武器弹药器材和击毁飞机坦克统计，解放区城市、面积、人口得失统计。
   
    战绩有那么多的细目和数字，周恩来又指示把原已按三、五、七各月的总结改为按4个月分期，一年分成3期统计总结。并撰写战绩公报，这时工作量大为增加。
   
    当时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看了全年分3期总结后才明白。敌军进攻的兵力逐期下跌，我军收复与解放的城市逐期增加，这样统计，首先为毛泽东运筹帷幄作出战略决策提供基本依据，同时又可用确凿的数据把战争进程的内在本质趋向结论，简单明了地反映出来。即使不识字的老百姓听了，也会倾服于战争结局的科学论断。这些历史文献，即是被现今战史书引用的权威数据。
   
    当时，我参与统计工作，全是手工作业，算盘是得力助手。周恩来对统计表格逐一审定，然后分别拟写成第1至5号战绩公报，并责成胡乔木撰写一篇《陕北军事观察家关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的评论》，内容是周恩来口授，并经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审阅后发表。《评论》中的“军事观察家”，主要就是周恩来。
   
    《评论》列叙了蒋军陆军总兵力1776个团、290万人(含非正规军)，一年损失l／3，虽经过抓丁重建其被歼单位，仍保有250万人。评论记述了敌我军的损失和补充数字，写道：“但蒋军最大的危机还不在愈战愈小，而在愈战愈弱”。“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统计数字背后的两军战斗力对比，昭然于世。
   
    毛泽东在掌握战争进程和敌我力量消长的基础上，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的报告中，作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决断。10个月后，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兵力降至290万人，我军兵力发展到300万人。毛泽东于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原来预计5年左右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所依据的统计资料，即是周恩来指导下的作战局提供的。

周总理的小铁柜
   
    保密有个特点，一件事100人知道，1个人泄密，其他 99人的保密也就无用了。千军万马的军事行动一个人泄密，那就难免人头滚滚，尸骨遍野。因此，毛泽东说：保守机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周恩来常说：“一些事情不让无关的同志知道是革命利益需要，不涉及信任问题。调到军委机关就是最大的信任。譬如，我们在敌占区的秘密活动和情报关系，知晓范围应越少越好，不告诉你，绝不是不信任，道理也无须多说，不言自明。”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要严格遵守纪律，该问的就问，不该你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作为军事秘书，就不能随便与其他业务秘书交谈情况，因为那不关你的事，不能犯自由主义。周恩来首先就是严守党和国家机密的模范。
   
    王亚志：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时，张爱萍在现场指挥，几次乘专机回北京汇报请示。起爆日期确定后，周总理除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报告外，另写一机密函件，派我和秘书赵茂峰专送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传阅。采取先电话上问准首长在办公室后，我俩再乘汽车送呈阅看，然后再到另一首长处，这样各首长的秘书们均不知晓，使在北京知道起爆时间的人屈指可数。倘有泄露，那逐一追查各个环节也很容易。爆炸现场的电影纪录片送到北京，放映时的观看者名单由周总理审定，包括我在内的总理办公室秘书们均不准去观看。在保密方面，周总理以身作则。
   
    周家鼎：我们有对跟着周总理出国，在谈判中，要起草一些电报，就像往常在国内一样在台灯下的写字台上写。总理告诫我有们：“你们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呢？要注意保密，要小心座中有人，隔墙有耳。”他担心国外敌特机关在电灯上安有窃拍设备。他指着墙角昏暗的一张桌子，说：“到那边去写。”他交办一些涉密事时，就把我们叫出房间，到院子外面的草坪上散步，以防泄密。周总理在白区工作时间很长，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保密的方法。
   
    周总理的保密观念极强。他离开办公室，往往亲自锁办公室门，并且自带钥匙。“两弹一星”专委会的机密资料，除周总理知道，我作为业务秘书跟随他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小铁柜，资料看完后，就亲自锁进去，把钥匙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非常严谨。他出国访问，就把保险柜的钥匙用铅印封好，交给邓颖超大姐暂时保存，回来后再把钥匙交还他。

关于“九月来信”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党内军内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毛泽东主张的最有力支持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是统帅和参谋长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军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周家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要有人提供资料和咨询，除他自己搞调查研究以外，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1929年周恩来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经过讨论，由陈毅整理出对红四军所作的指示。周恩来在信中支持毛泽东，敦促他出来工作，回到红四军，并指示陈毅，宣布这是中央的决定。
   
    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九月来信”中明确的问题，成了红四军解决领导人之间分歧的重要依据，成了全军建设和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组织上的安排对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后来确立毛泽东的全党全军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张作文：“九月来信”促成了红四军在古田成功地召开了第9次代表大会，从此，红四军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后，许多重大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做出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导人的参与。或者说，有些决策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方案，毛泽东决定的；有些决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制定方案，毛泽东最后决定的。他们两人是配合得最好的。
   
    周总理还时刻为毛主席着想，在具体问题上总是积极主动地多做工作，尽量减少主席的负担。记得1969年中苏边界恢复谈判时，有关部门建议由柴成文担任代表团团长，总理担心毛主席对柴成文这个名字不熟悉，不便审批这个报告。周总理就在这个名单一边加上了一段说明文字，介绍柴成文。总理突然转身对我说：“柴成文过去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你去问一下。”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柴所在的单位，结果许多人也都回答说不知道柴过去还叫过什么名字。总理又想了一会儿，他说想起来了，柴成文还有一个名字叫柴军武。这样就便于毛主席在审阅时，知道柴成文就是10多年前朝鲜板门店谈判时的我方谈判代表柴军武。
   
  是什么力量支持周总理如此忘我地工作
   
    军队的事情，周恩来一般都是委托军事秘书去办理。而军事秘书知道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完全是靠三总部等职能部门提供情况和资料。他们常与参谋、干事直接打交道，为什么不经过部长、处(后为局)长呢，主要是怕耽搁时间。周恩来停着笔，正在批文件，你要很快地答复。他所问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军事秘书事先必须搞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仍如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战斗作风，就是要来得快，准确，严谨。
   
    周恩来对所处理的每个问题总要问个一清二楚，否则他就不批这个文件。除要求主管秘书必须做到外，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当事人，对某些重大问题，不管深更半夜，有时将主管部门领导请来。不管你是什么部长，还是将军，晚上也要从被窝里拉了来。因此，有些人对秘书们有意见。陈赓大将就这样被叫来过。
   
    周家鼎：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极少有休息时间。邓小平有次在接见意大利一位女记者时说过：“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 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平日里，周总理担心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休息而耽搁事情，曾多次告诫我们：“不论我在吃饭、开会、接待外宾、与人谈话，有急事要找我，不要回避。就是我休息了，也要叫醒我。”“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工作。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如此忘我地工作？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
   
    工作对他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他要求他的办公室要做到24小时值班，说：“我国的夜晚是西方的白天，西半球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我国夜晚。白天，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在上班，有些问题反映得很快，工作不会间断。晚上呢，全都睡觉了，我这个总理办公室就要值班，要像雷达一样‘全天候’地工作。”
   
    张作文：周总理深夜办公，我刚去时，不太习惯这种作息时间，有些事也不很清楚。记得总理有次让我去问某位部长一件事，我一看表，半夜过了，我就不太好意思去打搅这位部长，没有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总理问我问清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打电话，怕打搅首长休息。总理说：“我还在工作嘛，紧急情况就要紧急处理。”我赶紧给那位部长打电话，把情况问清楚后，报告了总理。从此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凡是周总理交办的事项，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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