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日本监狱的上海男子：在情·理·法中挣扎

maria0203

2010年03月25日

到日本，去留学，去结婚，去挣钱，去创业……人们怀着五彩缤纷的理想和梦幻，从湛蓝的天上，从碧蓝的海上，踏上了这块扶桑之地。然而，人在域外追求、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上，并不总能如愿，有时会发生“目标偏差”。日本新华侨报网24日刊文讲述了一位上海男子在日本追求理想，却在遭遇爱情、友情危机后锒铛入狱的悲惨经历。


　　文章摘编如下：

　　● 情。爱情、友情、热情。应该说，他是一个重视感情的男子汉。

　　他，原来在上海一家宾馆工作。他的英语很好，更擅长口语。然而，“英语好不等于护照好”，他的女朋友这样说的，并且把这种看法付诸于行动，不顾多年的恋情而投身一个美国人。

　　在现实的爱情礁石上碰撞后，他怒不可遏，把这个身材比他高出两头的美国人“约”到一个公园后，出手痛打一顿。这个美国人抱头鼠窜，向警方诉说“中国功夫”的厉害。结果，上海市公安局虽然手下留情，还是把他拘留了15天。

　　出走。爱情失意后，他决意出走东瀛。调换环境的同时可以调适心情。和大多数来日本的中国人一样，他也是一边在日本语学校读书，一边打工维持生计。所不同的是，他喜欢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遇到有日本人和留学生交流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地参加。

　　一次，在这种“国际交流”的场合，他遇到了一位名叫直子的日本女性。直子年轻的时候从地方上京，在亚细亚大学经营学部读过书。那时，校园里有许多来自台湾的留学生，直子和他们接触交往后，感觉到外语的重要性，曾经花费很多时间学习英语。现在，直子面对这个中国人，自信地用英语和他交谈，最后竟然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用直子自己的话说：“失败了。”

　　语言交谈上的失败，不仅没有切断两个人的交往，还萌生了新的感情。但是，当他向直子求婚的时候，直子犹豫了。从年龄上说，直子比他大10岁；从家庭上说，直子虽然已经离婚多年，但还有一个正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儿子。此外，直子的亲属大多反对这桩婚姻。

　　出人意料的是，直子的儿子出面劝说母亲。儿子说：“妈妈，中国有那么广阔的土地，有5000多年的历史，从那里出来的人一定是好人。你就和他结婚吧!”直子听完这番话，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淌。母子之间，比感情更重要的是理解。直子决定和他结婚。

　　应该说，他也是重视感情的。尽管他婚后和直子在宇都宫生活，但当他在上海的邻居家的一位女婿小张来到东京的时候，他还是接受了老邻居的委托，真心用力帮忙。他特意从宇都宫给东京的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小张介绍到赤坂的一家俱乐部里打工。

　　● 理。感情世界是个充满挫折的世界。这里，需要讲理，还需要理性。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夫妻俩曾经一起到中国旅游，直子亲身感受了中国的辽阔。他的母亲也曾到日本探视，感受了日本社会的生活便利。直子的老父亲酷爱中国文化，最喜欢讲《论语》，再加上对女儿疼爱，便每月给女儿的帐号上汇入7万日元，以帮助这个新的“国际家庭”。

　　不久，直子的母亲去世了。中外一样，女儿都是父母的“贴身小棉袄”。直子执意要搬回娘家，以照顾年迈的父亲。他呢，觉得“倒插门”女婿的生活不自由，便只身到松本市一家工厂去打工，几个月回家一次。这期间，他没有给过妻子钱，也没有告诉过妻子自己每月能够挣到手35万日元。反之，用分期付款的形式，买了一辆小汽车。

　　在东京的小张觉得“东京大，居不易”，又给他打电话请求帮助。看在老邻居的情份上，他又把小张介绍到自己打工的工厂，并和自己住在同一间宿舍。很快，他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小张。身为独生子又在体育学院毕业的小张性格暴躁，到工厂一个月期间和周围的4个人都发生了矛盾。他从中劝说、调解，反而受到小张的责怪。

　　这时，他还发现小张常常在夜里出去打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回来后兴奋异常。于是，他来了一次跟踪追击外加窃听，终于得知小张是在给东京的一位“情人”打“热线电话”。他坐不住了，认为上海的老邻居既然把女婿小张托给他照顾，就是对他的信任。他不仅要帮助小张找工作，还要监督小张是否安分守己。现在，发现了小张的不轨行为，自然不能放过。他一面指责小张，一面写信把情况告诉了在上海的老邻居。

　　他这种“责任感”是否有必要，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对于成家的男人来说，一旦自己在外面的“隐私”被揭露后，总是要暴跳如雷的。小张要报复他。夜间，小张通宵看电视，搞得他无法安睡；白天，小张趁他不在的时候，把贵重的音响都给搞坏，使得他破费钱财。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一些，都写出来实在有些浪费笔墨和篇幅。至少，我觉得，他们是两个没有长大的男人。

　　他呢，认为对小张讲理讲不通，不如就采取“告发”的手段。小张是超期滞在者，还伪造过签证。这样的人，警察如果知道了，还不把他强制遣返回国吗？他凭着这种信念，在去年6月26日来到松本市警察署。他不知道，在外国人超期滞在者没有犯罪的情况下，日本警察即使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有的时候也不采取逮捕行动，抓“黑”是一般是入国管理局的工作。反过来，如果外国人超期滞在者有盗窃、伤害等犯罪行为，入国管理局即使知道了，也常常是让“举报者”先向警察投诉。这是一种“分工”，或者说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正因为这样，警察并没有为他的“告发”而出动。他大失所望。

　　那天夜晚，小张又和他吵了起来。用他的说法是：“我受到了小张的暴力。为了保护自身，为了让警察到来，我‘被迫’用榔头打了他脑袋两下。看到他要倒下后要抢榔头，我为了自卫，又用刀扎了他胸口一下。结果，他住院8天。”

　　鲜血。手铐。这是理性丧失后出现的。

● 法。朋友相处靠友情，夫妻相处靠爱情。当情渐渐远去的时候。似乎应该阐述道理。而情和理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只好在“法”海中挣扎了。

　　他因“杀人未遂罪”被逮捕了，开始了在“法”海里的挣扎。首先，他要来了《六法全书》和《日汉辞典》，从而得出自己是“正当防卫”的结论。接着，他向朋友、向妻子、向国选律师(官方指定的律师)、向《日本新华侨报》求援。

　　坦率地说，这位国选律师的态度是令人难以相信和接受的。律师在给他的妻子打电话了解情况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太喜欢中国人。中国人里面爱说谎话的人非常多，他们没有信用。我曾经被中国人欺骗过。夫人，你和他是不是假结婚？你是不是拿了他的钱？”

　　或许，我是在亵渎律师的工作。不过，我真的朴素地这样认为：律师的工作目的就是把重罪弄成轻罪，把轻罪弄成无罪。像这样的国选律师，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懂得日本律师界内幕的朋友告示我：日本的国选律师实际上都是民间私人律师。他(她)因为某一个案件被聘请为国选律师的时候，最后所得的报酬绝没有个人聘请他做律师时候获得多。但是，一个律师只要做过国选律师，就意味着他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信任。这种名誉上的收入要大于实际上的收入。或者说，增加了未来实际收入的本钱。


　　这样，他想更换律师。请律师，需要钱。我带着能够提供的律师名单，乘东北新干线列车到宇都宫找到他的妻子直子。直子的脸上显露着疲惫不堪的表情，她说：“我没有工作，手里也拿不出钱；父亲已经80多岁了，不能让老人再出钱了；他自己倒是有笔钱。可是他在被关押起来以后，在没有和我做任何商量的情况下，通过那位讨厌中国人的律师办理手续，把钱寄到上海家中买房去了。”直子是这样认为的：“他自己挣的钱可以归他。他可以自作主张花几百万日元去买汽车、买钻石、买几架照相机、买几块劳力士牌的手表。我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所以，我没有向他要过钱。眼前，他出了案子，也应该用自己的钱来打官司。他私下请律师把钱寄走，律师才怀疑我们是假结婚的。我现在唯一欣慰的是，儿子为了帮助处理这件事情，特意从澳大利亚赶回来。儿子一句话都没有埋怨我，反而陪我到他打工的‘本城工业会社’去收拾行李。”

　　听着直子絮絮叨叨的诉说，我感到“同床异梦”的可怕。“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真的是这样吗？“国际结婚”的家庭难道都是有福可以同享，有难不能同当吗？说真话，此刻的直子只要不往落井里投石，他就算幸运的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从琐碎的家务事中，常常可以提炼出家庭生活的真谛。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没有钱就没有办法请到自费律师！

　　他还在“法”海里奋力地挣扎。他向法庭要求更换国选律师；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还给上海市公安局写去了8万字的申诉材料；他认为警察和检察官是“强取口供”，于是又给松本警察署署长和松本地方检察院写信；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是“日本歧视外国人导致的，是对外国人人权的欺辱，是对中日友好事业的破坏”，于是他又提笔给日本法务大臣写信。

　　我不得不说，他这是用个人的微薄之力在和强大的国家权力抗争。关键是这种行为选择不能有助于他。松本监狱的警员告诉我：“这里的规定是，在押人员每次往外写信一是必须用日语写；二是不得超过7张信纸。在他的案子没有了结以前，你作为新闻记者不能够和他见面，但你们的《日本新华侨报》是可以带进去让他看的。”

　　他所走的旅程是曲折多磨的。在情•理•法相互制约的流变中，他没有能够协调得当。这样，理想的追求自然受挫，缤纷的梦幻变成泡影。但愿，我们所有的在日本的中国人，能从这种生活的窘迫中体味出一些在异域“自我救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