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长女从童养媳到“狗崽子”的悲惨经历

刘恒宝

采访时间 2002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地坛 刘爱琴的家中

采访对象 刘爱琴(时年75岁) 刘少奇的长女

采访记者 赵 曦 董雅丽

烈士何宝珍——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

何宝珍，是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她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同她的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记者：听说您的母亲何宝珍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我觉得她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婚后，她随同您父亲为了革命东奔西走。据说1932年，她因营救其他革命同志而被捕入狱，1934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那时您大概还很小，您对您母亲何宝珍的印象应该都来自别人的讲述吧？

刘爱琴：是。我一直怀念自己已经牺牲了的母亲，很想多知道我母亲的一些情况，为此拜访过曾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帅孟奇妈妈和夏之栩妈妈。帅孟奇妈妈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早年曾成为家乡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夏之栩曾是国家纺织部副部长，是赵世炎的夫人，她们曾是我母亲在南京监狱的难友，母亲的事情都是我后来从她们那里知道的。

我父亲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母亲。1922年，父亲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杨开慧家的板房里，父亲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我母亲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才生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那个时候，我母亲因为领导反对军阀政府的学潮被开除，到长沙，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了他们清水塘的家里。母亲以前听说过父亲的名字，很崇拜他。杨开慧当时就把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认识。后来我父亲到了安源和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第二年我母亲也到安源工作，担任路矿第三子弟学校教师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在那里，两人相爱了。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他俩结婚了。
1924年生了我哥哥。1925年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父亲到了广州，只好把我哥哥托人接回了老家。我是1927年在武汉出生的，当时父亲在汉口搞工人运动。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形势异常危险，父母不得不转移到地下，因此就把我托付给武汉当地的一个工人。那时候我才几个月，我母亲不太想把我放下，但是带我走，对他们对我都有危险，从那时起我就和养父养母一起生活。直到1938年，我才又见到我的父亲，可是却永远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因为6年以后她就在上海被捕牺牲了。

记者：您母亲被捕是在1933年，当时她担任什么工作，因为什么被捕呢？

刘爱琴：当时因为我父亲已调往中央，我母亲继续留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她已经有我弟弟毛毛，自己一人带着孩子，还担任全国互济会领导职务和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对外是教师身份。1933年，中华海员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我母亲开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并派特务跟踪。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她的住处，我母亲意识到要出事，就抱起我的弟弟毛毛塞给邻居的一位阿姨，说：“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然后就立刻动手销毁文件。当时我弟弟毛毛才三岁，虽然说过几天来领，结果却在街头流浪了十几年，一直到1946年才找到。

记者：我们去拍摄过上海龙华监狱的旧址，虽然今天它已经成为供人参观的景点，但置身其中仍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但据说您母亲当时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乐观从容，而且还有个绰号“小大姐”。

刘爱琴：帅妈妈是这样说我母亲的。她很活泼，在监狱里唱戏、帮别人做事，还擅长表演，她为了鼓舞难友，经常用老曲子编上新词表演给大家看，逗得别人捧腹大笑。因为她年龄小，处事冷静、机智，又很关心体贴同志，所以同志们就叫她“小大姐”。

帅妈妈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妈妈就在那里发呆，刚开始还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大家知道她是在想孩子了。三个孩子在外头，自己又身陷囹圄，作为母亲是什么心情，能不想吗？她肯定想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我和哥哥还好一点，我被托付给一个工友，哥哥允斌在老家，在奶奶跟前，这都还放心一点。毛毛呢，毛毛有没有人去接呀，其实毛毛那时候在街上流浪呢。

那时候作为一个革命者，又作为一个母亲，那种胸怀真不是现在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后来，我母亲从上海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又经过多次审讯，母亲从未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敌人无奈判了她15年徒刑，被转到南京模范监狱。本来可以营救出来的，但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互济会的会员，后来经不住严刑逼供，把我母亲供出来，这一次敌人再也不相信她是一名普通的教师，狠狠追问她丈夫和本人的身份，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我母亲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就这样，我母亲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那一年，我母亲32岁。

可以说在我记忆中没有母亲的印象。

本来我父亲那里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们手上没有。我母亲的妹妹在贵州，她保存着一张母亲的照片，是母亲在广州照的。1950年解放以后，姨妈给我父亲写信找她的姐姐，其实母亲早就牺牲了，她不知道。后来父亲回了封信给她，说你姐姐已经牺牲了。她写信的时候把照片寄过来了，现在就成了母亲唯一的照片。

一份寻人启事帮刘少奇找到了做童养媳的女儿

1938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武汉版)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寻人启事：寻找工友赵春山。10年前，刘少奇先生的女儿托先生抚养，他现在想见他的女儿。

这则启事刊登不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刘爱琴，此时她已被卖做童养媳。

记者：在你们三兄妹很小时，由于战争和白色恐怖环境，刘少奇同志先后将你们托付给他人抚养，您父母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将您托付给一个工友的，据说那个工友曾参加过工人运动，觉悟比较高，为什么您又被卖为童养媳了呢？童养媳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凄惨的。

刘爱琴：1927年母亲把我托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夫妇就成为我的养父母。本来养父母对我很好，养到七八岁了，养父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养母经常生病，为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卖到一个拉人力车的家里当童养媳。卖我走也就是为了一口饭吧，为了能活命。

卖到这儿就不一样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还经常挨打挨骂，我一下子掉进了苦海里。我的婆婆对我从来没有半点的怜爱，我就是她的奴隶，永远得干活，还要不停地挨打、受骂。

更倒霉的是，她一岁多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出天花死了，她更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说我是丧门星，像恶魔一样疯狂地打我。我被她罚跪，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光着的双脚和裸露的小腿被冻出一块块的肿包，肿包化脓成疮，流水结痂，一走路就像针扎似的疼痛。

有一天，我去井边打水，因为头天又挨了毒打，身体感觉又疼又累，肚子也空，眼前一黑，栽进了水井，幸亏被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免于一死。可是那时，我真觉得活着如此受罪，还不如让井水淹死了好，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每天在苦难中挣扎，我几乎天天盼着养父母能把我接回去。记得养母临别时哭着对我说：“孩子，妈有空会去看你的。”我是多么盼望妈妈来看看她苦命的女儿啊！但三四年过去了，妈妈没来过一次。

那时也绝望过，有时候拿自己的手掐自己的脖子，不想活了，当然没有成功。有时候走得很远很远不想回去，但又不知道往哪里去……

终于有一天，养母来了，还带着一个年轻人。我抱着她就哭，说，你说过来看我，怎么不来……她说我不是来了吗，接你走。婆婆不让走，年轻人给了她一些钱，才让我们走。

由于过去受苦的日子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使我心有余悸，我仍然很害怕，不知道又要去什么地方了，是好还是坏。我一把抓住养母的手，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妈妈！我要回家！”养母看到我这样，也泪如泉涌。她摩挲着我的脸说：“孩子，我真的只是你的奶妈。这些年你受苦，妈也是没有办法呀！这次是把你送到你爸爸那里去，绝不会再卖你了！”“不，你就是我妈妈！我要跟你回家。”

养母把我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夏之栩妈妈对我说，你还有亲爸爸、亲妈妈。爸爸在延安，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她很勇敢，是位革命烈士。你要记住：你妈妈是个好妈妈。我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就坐火车到西安，再到延安。在西安20多天，熊天荆妈妈对我很好，一直在照顾我，伤也养好了。从他们的态度上，我只能往好里盼，起码是不用挨打，不用受骂了。和我们一起去延安的，还有几个小朋友。

记者：我看到过您的一张照片，那是您在武汉拍的，听说当时您已经11岁了，可看照片我却感觉您只有六七岁的样子，又小又瘦，很可怜的样子。这样见到您父亲时，他是什么心情，您又是什么感觉，见到自己真正的亲人，是不是感到很激动，很幸福？

刘爱琴：到了延安是1938年5月底6月初。父亲不在，等的日子也很着急。我就想，父亲为什么这么难见？

后来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父亲来了。我赶紧跑过去，风风火火的。我父亲也很着急，看见有个小孩，就奔过来了。旁边有个男的说，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我也没叫爸爸，不习惯。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搂过来，说你这么瘦呀！问我多大了，我因为太紧张，憋了半天，最后说：“不知道。”他们都笑了，他们一笑不要紧，我一下子就哭了，心里觉得委屈呀，自己没有父母在身边，没有亲人，大家还笑我，特委屈。父亲问我多大了，说明他也不知道我的生日，看我哭了，爸爸也很激动，也动感情了，说：“你吃苦了，爸爸知道，回到家里来就好了，以后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那时我很激动，感觉到了久违的亲情。也是因为爸爸对我的态度，一过来，搂一搂，抱一抱，从那以后就觉得爸爸很亲。后来，爸爸告诉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她是为了中国广大的老百姓牺牲的。虽然我有了父爱，但从未见到过亲生母亲。

记者：由于战争和白色恐怖环境，10年前，你们家人离散，父母兄妹天各一方，直到延安时期才得以团聚，那段日子应该是最温暖的生活了，在延安您和父亲相处时的情景还记得吧，这段日子有多长时间？

刘爱琴：我到延安不久，我哥哥允斌也从老家接来了。我们和父亲，还有父亲当时的妻子谢飞妈妈生活在一起。父亲喜欢女孩子，他在三个孩子中最早接触我，父亲给我的乳名叫“爱儿”，但是要上学了不能没有名字。叫什么名呢，因为我的小名“爱儿”，就有了“爱琴”。

起名字的时候说要让我上学去，我很高兴。长到十一二岁了，还没上学呢。也确实体会到在父亲身边就是不一样的，有父亲就有保障了，可以上学了，可以吃饱饭了，不挨打了。那时感觉父亲特别亲热，能感受到父爱。

后来上学，孩子们都在一块，每天从城里到城外去上课，在延河边上，在宝塔山底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特别地美啊，特别地好啊。本子都是用纸裁订的，自己做不好，我父亲还教我怎么做，裁完以后，把纸一片一片地拿针线缝起来。

1939年夏天放暑假，确实过了一段家庭生活，吃饭从食堂打回来，和爸爸哥哥我们三个一起吃，他们两个是湖南口味，我以前在湖北，也能吃辣椒。小米饭拌辣椒面吃，反正挺高兴的。那时谢飞妈妈已经到华中工作去了。

8月底，快开学的时候，父亲又要走了，家里没人照顾了，父亲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北边有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说，知道，是苏联。父亲说，你们愿不愿意去？我说去那儿干什么呀？父亲说去学习，要我跟哥哥一块去，我心里也踏实了。走的时候也知道时间会很长，但没想到是那么长时间，我待了10年，我哥哥时间更长。
当时正巧周总理要去苏联治胳膊，父亲也要抓紧时间赴中原局工作，因此就趁这个机会让周伯伯带我们几个一起去苏联。和父亲在一起的这段温暖、亲切的日子就这样很快结束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走的那天，我们先坐卡车去西安。上了卡车以后，我们看着父亲，就这样招手，汽车开走了，开出去很远，他还站在那儿，一直招手，招手，直到在视线中消失，看不见……

“父亲不同意我的异国婚姻”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接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问苏联。经过长达55天的访问，刘少奇回国时，除了带回苏联对新中国的巨额援助和200多名苏联专家，他的身边还多了一位不太会说中国话的中国姑娘。她，就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刘爱琴。其时刘爱琴已有了一段异国婚姻并将有自己的孩子……

记者：1949年您父亲秘密访问苏联时，距离你们离开延安已经有10年的时间，你们兄妹与父亲已经整整10年没见过面了。当年还都是10来岁的孩子现在都是大人了，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吧，您父亲了解你们这10年的生活吗？

刘爱琴：我们在苏联的时候，一开始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条件和环境都挺不错的。但是后来卫国战争开始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的上了战场，有的在后方支援战争。战时苏联的条件非常艰苦，九月份的天气，早晚都挺冷的，我记得弄土豆的时候，冻得手指头都发麻。有一次去伐木因为食品没有接上，我们等了三天，就整整饿了三天。在苏联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我们在苏联学习的年龄大一些的都参加了伤员护理、缝制手套、砍伐木头等支前工作。

1946年的时候吧，我考进了莫斯科通讯专科学院经济系，在那里认识了费尔南多。他是无线电系的学生，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外甥。两年以后，我们结婚了。当时条件很不好，虽然结婚了但是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各住各的宿舍，也就偶尔在一起。

记者：那您父亲知道您结婚的事吗，他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爱琴：当时我父亲太遥远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但是跟我哥哥说了，哥哥表示反对，他说你以后还要回国呀！但当时我想，结婚以后一样可以回国，可以两个人一起回去，所以我就结婚了。那会儿思想非常单纯，从现在来看太简单了。

等我父亲来的时候，一开始我没告诉他这件事，所以我父亲刚到莫斯科的时候见到我呀还是挺溺爱的，挺心疼的那种爱。他还跟我比个子，我个子到他鼻子尖这儿。他说，啊，你比你母亲高一点，我说我母亲到你哪儿，他说你母亲到我嘴唇这儿。但是后来待了一段时间，这事情也瞒不住，有时候在父亲那儿住个一天两天我就走了，走了我父亲就见不着我，就找我，找我回来就责怪我为什么不回来。可能是有点儿担心我，后来我哥哥告诉他了，说我已经结婚了，然后父亲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真的。他就劝我说结束这段婚姻，说不管怎么样你得回去，我说我没有说不回去。因为我们在那儿每一个同学的思想啊，都是我们的祖国在中国，不管你怎么变，我们都是爱国家的，我们出来学习就是要回去建设新中国的。但是我父亲始终就是不同意带他回来。他还跟我说，你回去以后，还要继续学习，跟我说了一大堆。我说我一人回去会遇到许多困难，生活上诸多不便，语言又不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我会觉得好一些，减轻一些。他说你减轻什么，你还得负担他，他还得学。也确实是，是困难很多。后来我就变成了只能是哭鼻子，没有别的办法，说服不了我父亲，就只好妥协了。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痛苦，因为我们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记者：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会怪您父亲吗？

刘爱琴：我前一段时间是怪过，“文革”以后我不怪他任何事，太惨重了，父亲的事业太艰苦了，太残忍了，不怨我父亲，怨我自己考虑不周。

“我要活下来，也不能疯掉”

1949年刘爱琴随父亲回到国内，坚持生下了与费尔南多的儿子。此后，刘爱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再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同在人大学习的达斡尔族青年巴音孟和，并有了三个孩子。1958年，中央精简机构，刘爱琴响应党的号召，与丈夫赴内蒙古支边。1966年“文革”开始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她的命运再次遭遇苦难……

记者：听说1967年初，就不让您工作了，后来隔离了两三年。丈夫又要跟你离婚，孩子没有人管，那时您的处境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糟？

刘爱琴：是啊，那几年等于被关起来。我知道父亲出事都是从群众传闻得来的，说我父亲在中南海被批斗了，光美妈妈让清华大学扣起来，很快街上我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被隔离了，就指定地点，你就在那儿住，写材料，没有人身自由，也挨过批斗。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有一次斗争会造反派说，你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你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怎么革命的。他们说你不老实，就来按我的头，有时候也动手打，打得牙出血，腰也打坏了，打得我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那时候孩子也没有人管，虽然我和他们的爸爸还没离婚，但他在东北那边，孩子只好放在家里，大的管小的，当时满街的人都欺负他们，孩子们真是可怜。后来我就跟他们造反派要求，我说我那孩子满街溜达，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要求每天都见孩子一面，我就放心他们还活着，死了我也问个清楚到底怎么死的，谁害死的，我就这么说。因此我就让孩子每天给我送饭来。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一天没见孩子的面，我等啊等，头一天晚上三十都没有见着面，到大年初一的下午5点了还没有饭，我就跟门口儿值班的人说，家里还没有送饭来，你是不是去看看。他就找了个人去看，后来回来说，你放心吧，孩子们都好好的，一会儿给你送过饭来。后来孩子送来了饭，告诉我说，在街上放炮玩儿，忘了做饭了。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记者：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您经受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您父亲给予了您的一生，使您经历过艰辛，感受过委屈，也沐浴过爱。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主席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父亲的去世对您的影响挺大的吧？

刘爱琴：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是1966年7月，因为要把我们计委揭发乌兰夫的材料送给主席，回来住了一宿。父亲交代了几句，说，乌兰夫的缺点可以提，但他的事情都是中央管的，你们不要对乌兰夫怎样。他那时候还行，没有什么变化，还主持着工作组。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文革”开始后，我特别担心父亲的身体，他原先的肺病非常严重。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吐血，维持着生命。我那时想无论他走到哪儿，只要光美妈妈在他身边，就很有希望，很好。结果听说把光美妈妈关起来了，这心里就老是那么提着，吊着……

大概是1969年11月16号吧，我听说父亲去世了，我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轰然倒塌了……我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有起床，泪就是这么流。我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通过眼泪寄托出去，觉得自己不争气，不为他争气。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觉得我要死了似的那种感觉，实在不行了，我只好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出去买点儿东西吃。这时候由难受变成了恨。我想日子得过，命得留下……

我们这个家庭可以说共有5个人，父母、哥哥、弟弟和我。父母都走了，哥哥刘允斌也在1967年被迫害去世了。我哥哥命运比我凄惨，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学习用功，非常懂事，后来从事核研究。在苏联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比我晚几年回国，回来后就到包头从事原子弹氢弹研究，几乎与世隔绝，一门心思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性格比较内向，有什么事都放到心里头，不多说话。后来因为父亲的事挨批斗，他想不通，最后无法忍受精神的折磨，1967年11月卧轨自杀了。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死得很惨。

我弟弟刘允若也被关进了监狱。因为1967年初，江青说过一句话：“刘允若不是好东西！”弟弟就被逮捕了，在狱中关了8年，受尽了折磨，得病差点死在狱中。1974年12月出狱的时候，他精神也受了刺激，走路哆里哆嗦，说话嗯嗯嗯，你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话，他还一个劲儿地说，身体非常差。1977年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二，我带女儿到他住的农家小院找他。一推门，发现他平躺在土炕上，早已停止呼吸。我弟弟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所以说，我母亲三个孩子就留下我一个。我就想，留下我一个人干什么？他们都是被逼死的。留下我，我要等到父亲的冤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等到对父亲的事情有个说法。这成了我以后生活和斗争的动力和力量。

劫后余生的幸福大家庭

10年的时间，刘爱琴经历了家庭离散、亲人的诀别，最终，她终于等来了父亲的沉冤得雪。这场浩劫中，她看到了太多家庭的破碎、人性的扭曲，但她同样看到了光美妈妈在巨浪袭来时对父亲的信任和忠贞，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大家庭。10年的风雨飘摇后，劫后余生的孩子们，更懂得亲情的可贵，更懂得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

记者：自从“文革”中您的弟弟妹妹们被撵出中南海后，他们都没有了去处。一家人彼此不知道各自的下落，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后来听说他们在北京找了个住处，弟弟妹妹把您从内蒙古找回来了。刘爱琴：我那时下放到呼和浩特市灯炮厂劳动。请假经常回北京看望和照顾弟妹们，那时候70块钱的工资，我也只能在生活上帮他们洗洗涮涮，收拾房子，做做饭什么的，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刘源从乡下回来，惨得不得了，把这孩子折磨得又黑又瘦。每次回来住些日子，身体就好些，但是又得走，去了以后，半年或一年后再回来，又是原来那样，在那儿半饥半饱的，没人管。潇潇(小小)上学还比较单纯，组织上给20块钱，尽量保证她能上学。我们这样在一块过了几年，我把他们笼络到一块，包括刘涛涛。

1979年初，光美妈妈出狱了，我也从内蒙古调到河北，光美妈妈给我往河北写信，说我们终于又有了家，你可以回家看看，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多亏了有光美妈妈，我又找到了家……

“文革”中，我看到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我父亲遭受迫害、打击的时候，光美妈妈丝毫没有动摇过、背叛过我父亲，她对我父亲是那么忠贞，光美妈妈蹲了12年监狱啊！我到秦城监狱去看她时，她已经被摧残得不成人样了，驼背非常厉害，长年不能说话，也见不到阳光……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我们家里的关系，我们这些三个母亲的孩子，当父亲在的时候，我们都很团结，很友爱，挺亲密，父亲不在了，我们更应该亲密，何况光美妈妈还在。

所以知道她出狱后，我就跑去见她。见她的时候，我叫她妈妈，这时候叫出来的妈妈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心的。我给她道歉说，妈妈，我们家遭受那么大的折磨、迫害，只有我们的妈妈……我说我向您道歉了，过去我年轻，有的时候确实做得不好，不懂事，不愿叫您妈妈，希望您能谅解我。她说，哎呀，你还记得这事，我都忘了。

记者：光美妈妈和您在年龄上相差不大，这种母女关系相处起来还融洽吗？第一次见到光美妈妈，您当时什么心情？总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吧？

刘爱琴：在苏联的时候，我听哥哥说我们有了新妈妈了。我跟母亲没见过面，没得到过什么母爱，对父亲找的妈妈，那就是妈妈了。但是因为岁数大了，自己也结婚了，所以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没有主动打招呼，是光美妈妈直接说，是爱琴吧。我说是，她就跟我很亲热，我也没有拒绝。

她比我大6岁，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姐妹，但是从家庭地位上来说，她是我的妈妈。当时要说母女感情吧，也谈不上，但在家里一直比较尊重她。那时候她和父亲也有孩子了，平平。光美妈妈挺好，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帮我买衣服、买鞋，教我一些日常的生活，包括吃饭、睡觉、洗澡、洗衣服都关心指导我。我记得很清楚，她给我买了一双布鞋，布鞋脏了我就用布弹一弹，她看见了就说，这鞋可以洗。

那时我也让她生过气，也让父亲生过气。因为我没有母亲，没叫过妈妈，在国外时间又比较长，国外的这种母女关系，叫名字就可以了。她有时在学校给我写个条子说：礼拜天你回家来，家里有什么什么事，落款是妈妈。我也没有反对她，但是没有当面称呼过妈妈。

有一次我可能是对康妈妈说过，说我当她面叫不出妈妈这个词。后来这件事就传到我父亲那儿去了，我父亲不高兴了，就说，你不能这么做。我估计是说我不能在外面这么说。光美妈妈没有吱声，说，没关系，没关系，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她挺好的。

记者：经过了十几年的磨难，现在你们关系反而更加亲近了。

刘爱琴：对。我和光美妈妈到现在都挺好，我经常去看看她，去不了就打电话。最近与光美妈妈见面是上个礼拜，一起吃的晚饭，她一个礼拜游两次泳，身体很好。我有时候不注意，在她面前说自己老了，不行了什么的，她就说：“你还说老！”她一直把我当孩子。

光美妈妈过80大寿的时候，我还召集一大家子人给她过了个生日。过去她受我父亲影响从来不过生日，不过我想，都80岁了，重孙子都有了，我就给她过。2000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时间比较接近，她是9月26日的生日。我说咱们不叫过80大寿，一家人中秋节大团圆。在钓鱼台宾馆，我们一家大大小小二十几口人聚在一起，我觉得真的非常幸福。

目前，刘爱琴已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俄语教师的位置上离休。现在同沃宝田共度晚年，生活充实愉快。

文章摘自 《真情见证》 作者：郭战平 赵曦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