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日本农村的上海姑娘面对离婚

刘恒宝

2010年01月14日
    《日本新华侨报》14日刊文介绍了一位嫁到日本农村的上海姑娘面对离婚的故事。

　　文章摘编如下：

　　一个从大上海嫁到日本偏僻农村的中国新娘，要到东京找中国大使馆。却不知道路应该怎样走……

　　那天，我们在电话中约好，下午1点钟在上野车站中央口见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面，我告诉她我的特征：头发近乎全白，手拿一份《日本新华侨报》。她也告诉我她的特征：抱着孩子，穿牛仔裤。

　　在和她“赴约”的途中，我想起来了：不久前的一天，她从茨城县偏僻的农村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日本丈夫要和她离婚了，丈夫已经向家庭裁判所递交起诉书了，丈夫一定让她把孩子留下。

　　我接到这个电话后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她回答：“25岁。”

　　我又问道：“你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她回答：“50岁。”

　　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过去，我曾经开玩笑地对他人讲：一个30岁的男人如果“爱”上一个5岁的女孩，他一定是变态者。如果有越轨行为，说不定要被枪毙；一个45岁的男人如果“爱”上一个20岁的女青年，那其中一定有难以对世人相言的欢乐与悲歌。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我也要离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能和编辑部经常保持联系吗?”我问。

　　“不行。这个老家伙在家时死看着电话；不在家时就把电话锁起来。”她这样诉说着。

　　最后，她还是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几次想给她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如果接电话的是她的丈夫，如果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她的处境会更加险恶。就这样，我没有和她联系。

　　后来，她又来过电话，说丈夫还是要离婚，并且同意她把孩子带走。“我想保留孩子的日本国籍，不知道行不行?如果我把孩子带回中国，孩子的日本国籍还能保留吗？我要去中国大使馆问一问，但不知道怎么走，你能陪我去一次吗?”

　　我答应了她。先是相约在东京车站见面，她说：“不行，我只知道东京的上野车站，只知道上野车站的中央口，还是在那里见面吧。”

　　我答应了她。但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她是从大上海来的中国人!我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从大上海跑到日本那个偏僻的农村呢?

　　按照约定的时问，我来到上野车站。远远地，我看见她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站在那里。细细看，身材纤细的她，梳着两条辫子，还完全是一副孩子的样子。只是，她的额头和眼角有几条和她的年龄并不相称的皱纹。大概，这是东瀛岁月“赐”给她的“副产品。希望借助婚姻改变自身命运的人，在结婚之际，就已经埋下了婚姻失败的伏笔。

　　我们乘山手线电车在秋叶原换乘日比谷线地铁，到六本木下车后走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专门办理签证事务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部。

　　领事部工作人员的回答非常简练：持日本护照到中国的孩子，第一次可获得3个月签证；到中国后还可以延长一次，为期也是3个月。半年之后，这个孩子要离开中国。否则，算是“不法滞留”，有可能“强制送还”。

　　她听后心灰意冷。因为这意味着孩子如果长期在中国住下去，不仅会丧失日本国籍，还不能够加入中国国籍。离开孩子，作为母亲的她，无论如何是舍不得的；带着孩子，孩子很可能成为无国籍儿童。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国际婚姻的失败，会有如此麻烦的后果。

　　从领事部出来后，我们来到一家中华面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起往事。

　　她中学毕业以后上了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的是车床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工厂，自然是要和车床打交道。年轻的姑娘感到吃不消这样的体力劳动，又恰逢工厂业务不景气，便辞掉了这份“铁饭碗”，在家居闲起来。

　　一天，同学的妈妈突然找到她，央求着说：“你给帮帮忙吧。我女儿答应今天晚上去锦江饭店和日本人相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了。你给临时顶替一下吧。要不然，我以后没有办法做人了。”

　　她踌躇了一下，还是答应下来了。到锦江饭店地下一层的咖啡厅后，她发现自己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前面已经有30多个女孩子了。日本人呢，只有两位，一位是来“相亲”的，一位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介绍人”。

　　她没有想到，临走时，一位40多岁的中国女翻译告诉她：今天晚上7点钟这个日本人还要在这里见几个姑娘。你回去后不要出门，8点钟我们给你打电话。

　　她没有想到，晚上8点钟.电话真的来了，翻译说：“那个日本人明天想约你出去玩玩。”不用说就可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她和父母说了这什事情。父母的回答是：“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好就行。”她和两个姐姐说了这件事情，谁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应该说，这个日本人也是认真的。他们在2月相识。此后，他每个月都要到中国，给她带来礼品，给她的父母、姐姐带来礼品。就这样，她不顾及对方和自己25岁的年龄之差，不顾及对方曾经两次离婚的婚姻史，在同年6月结婚了。11月，她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你当时没有考虑他比你大25岁的事实吗?”我问。

　　她坦率地回答：“也考虑过。我想，他如果在75岁的时候死了，我才50岁。那时我就回中国。”

　　“你如果现在离婚回国，家里也不会高兴吧?”我接着问。

　　她非常伤感地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的时候大家一起好；坏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坏。所以我现在也不愿意和家里讲。”

　　看着她沮丧的面孔，我实在不知道怎样说好。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非要自己碰了钉子，才会知道婚姻毕竟不是儿戏。有人说，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是国际婚姻的障碍。我却想说，国际婚姻的最大障碍是缺少爱情。

　　难为她了。从大上海来到日本后，先是被成田机场的恢弘气派折服，后是被东京车站的热闹繁华慑服。从东京车站乘半个多小时的“新干线”列车到小山车站后，她还为能够坐上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兴奋呢！谁料，从小山车站还要再乘20多分钟电车，窗外掠过的尽是田园风光。下车后环顾四周，摩天的高楼不见了，热闹的街道不见了，怎么回事？这里与苏北的老家非常相似!这样，她心里凉了半截。

　　进“家”了。首先要拜见80多岁的婆婆。看着婆婆指手划脚的样子，她觉得婆婆绝对没有80岁，家里的一切事情婆婆都在做主啊!丈夫的哥哥来了，丈夫的姐姐来了，丈夫教她鞠躬寒暄，她却怎么也弯不下腰。“日本人的礼节，怎么这样啰嗦呢？”她没有能够入境随俗，反而产生了抵触情绪。

　　丈夫呢，好像也没有在上海时那样和蔼了。仅仅在上海一家日语学校学习过3天日语的她，无法和丈夫进行语言交流。丈夫空闲下来的时候，就和她笔谈，写的最多的一个字是“嫁”，还常常拆开了写，先写一个“女”字，再画一个箭头，然后再写一个“家”，告诉她女人就是要在家里，主要要干两件事情：洗衣服、做饭。

　　丈夫的朋友来了，丈夫让她倒茶，还要坐在旁边。丈夫和客人一聊就是两个小时，她全然不知道在说什么。她忍不住了，丈夫的朋友再来时，她躲进屋里，事后丈夫大发雷霆，说这样做是“失礼”。

　　进家门一个星期，她开始发脾气了。丈夫说：“你要学着做日本人。”她高声回答说：“我是上海人!”丈夫说：“你不要大声说话。”她索性打开窗户，高声喊道：“我没有什么可害羞的！”

　　这时，这位日本丈夫才发现在上海时总是笑眯眯的中国新娘是如此厉害。没有办法，丈夫让她回上海去“换换心情”。

　　一个月后，她回来了，丈夫到机场去接她。一个星期后，她又开始发脾气了。婆婆出面劝说，她和婆婆吵；丈夫的姐姐出面，她也不示弱。她觉得丈夫的全家都在欺负她，说又说不通，不只能吵吗?

　　无奈的丈夫，只好让她再回国去“换换心情”。结果，在结婚一年多期间，她回国数次，有时一住就是3个月。

　　她说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于是，她不断地寻找证据，甚至坐着出租汽车跟踪。丈夫自然不会承认，说那是朋友，是工作关系。

　　每逢发生矛盾，她都高喊着要离婚，要回国。为此，她不惜把冰箱里的食品全部掷出来，不惜把丈夫的裘皮大衣用剪刀剪碎。

　　花费400万日元才把中国新娘娶到手的这位日本丈夫，终于决定要离婚了。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这种家庭事务的是是非非，我难以做出评判。但是，我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际婚姻的失败，大多在于缺少爱情。爱情是什么？有人说是奉献，我却想说是忍耐。不能够容忍对方缺点的爱，是一种注定失败的爱。

　　和一个人是修一条路。拆一个人砌一堵墙。我信奉这个生活哲理。

　　她的丈夫同意并且执意要离婚了。这样，就出现了孩子的问题。她想保留孩子的日本国籍，又想把孩子带到身边。这种心情.是任何中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怎么办?

　　她的签证，11月到期。她的丈夫表示：绝对不给她出任何保证人材料。这样下去，她就会成为一个“黑户口”，被动地成为一个“不法滞留者”。怎么办？

　　尽管她有许多缺点，但她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遇到困难，向中国人伸出呼救之手时，怎么办?

　　劝说她解除这个婚姻很容易。今后呢，今后怎么办?

　　后来，我与朝日电视台的记者到她家里去做联合采访。她的先生没有想到，一向视若无能的她，居然能引来日本媒体的记者进行采访。清晨还高喊着让她滚到外面自己去住的日本人丈夫，中午还表示要让她和孩子住到厨房的日本人丈夫，态度和缓下来了。我们长谈了3个多小时.突出强调了一点：国际婚姻应该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婚姻!

　　第6天晚上，她给我家里打来电话，说：“我老公说为了孩子可以不离婚了。如果真的离婚了，他觉得我也很可怜。但是，他让我向他姐姐道歉，还不让我说这是他出的主意。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哭笑不得……(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