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姜义华教授:从传统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转型路径

顾汉现

复旦姜义华教授:从传统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转型路径


2010-01-10 05:02 来源：解放日报 赵菊玲


关键字：中华文明,中华传统,君子


中华传统文明，首先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礼记・中庸》）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以及农耕、游牧、山林农牧三者互相制约，阻止资本、劳动、技术向城市和工业集中。


　　姜义华1939年5月1日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5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年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复旦姜义华教授:从传统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转型路径


　　中华传统文明的特征

　　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物质文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品质并具有高度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文明。中华文明崇尚教化，而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内容，不是技术、技能，而是德性，是为人，知人。

　　中华传统文明，首先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

　　中华文明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源于其对人力、畜力、物力合理而充分的利用，以及生产生活过程中的节约。土地的买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小生产却能够顽强地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与繁荣的主要基础。然而，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离不开西部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同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的农耕文明持续不断的积极互动。这三种文明曾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但更经常的是和平交往。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三者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当将中华传统文明概括为农耕文明时，必须牢记它是由一体两翼共同构成的。相当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草原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是传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中华传统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中华传统文明也是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大一统文明。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态势；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那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由自己主宰的大一统。大一统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要载体。中国早就建立了非常发达完备的文官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管理。大一统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之所以产生和长久运行，适应了农耕文明发展的需求，适应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相辅相成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君主官僚国家政权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障农业生产，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

　　《荀子・王制》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意思就是，草木荣华滋盛之时，不能去山林砍伐；鱼鳖怀孕之时，不能下网捕捞。这叫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至于维护国家安全，从修筑长城、屯垦戍边，到结盟和亲、羁縻修好，从守土卫疆、远征苦战，到设官分治、并入版图，都正是为了解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的冲突。由皇帝制度、宰辅制度、郡县地方官吏制度构成的国家政权体系，运用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建立了大一统社会控制、社会协调、社会动员和社会保障系统，但大一统传统的形成与延续，并非仅仅依靠这一点。渗透于全社会的同族同宗同姓血缘网络系统，同乡、同县、同省地缘网络系统，族田、义仓、义塾等经济共同体，同学、同科、同一方言、同一宗教信仰等文化认同，为大一统奠定了极为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王朝可以更迭，而这些社会网络却不会中断，它们会推动大一统迅速重建。

　　第三，中华传统文明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一直崇尚教化，而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内容，不是技术、技能，而是德性，是为人，知人。

　　《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教化，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人，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人？《论语・学而》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礼记・中庸》答：“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是以父家长制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的泛道德主义。

　　在伦理本位的泛道德主义之下，人被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二者的区别，不在贫富贵贱的不同，不在知识水准的高下，而在于是否具有德性。君子被定位为德性的模范践行者。何谓君子？“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论语》中，孔子多次比较“君子”与“小人”二者不同之处：“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和。”君子成为中华传统文明全社会践行德性的表率，君子之道成为全社会文化认同的唯一标准，“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礼记・中庸》）

　　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以及农耕、游牧、山林农牧三者互相制约，阻止资本、劳动、技术向城市和工业集中。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由于没有足够的制约力量，防止它向全能权力绝对权力蜕变，防止它自身不断膨胀并演变为民众不堪负担而与民众越来越对立的寄生者，最终必定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经由一场周期性的巨大社会动乱，重建原先的秩序。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局限与主要弊端，正源于它以上三大特点。这也是中华传统文明高度发展而一直未能像欧洲那样内生出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文明仍在转型过程中，古代、近代、现代并存共生，人们的道德、信仰，以及宗教，或仍固守传统，或已完全现代，或现代与传统交织于一身，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将是常态。

　　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是以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主导，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为两翼，中华文明正在实现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超越了自给自足、在小生产共同体中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的自然经济，正在走向全国大市场和世界大市场。人们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都已经和全国、全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时结束了绵延数千年的手工劳动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门类相当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很大比重，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而且被愈来愈多地应用于现代农业，使人们日益从超强度和超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现代文明相较于传统文明，时间节奏大大加快：农耕文明春种秋收，时间以年月节气为节奏，现代文明时间则以小时、分、秒乃至更小的单位计算；空间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不再固守一隅，而活跃在全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由于资本、劳动、知识、技术、信息、人口高度集中，人们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产品，分享到更为丰富的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产品。现代文明使经济和社会能够较之以往更为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使13亿中国人终于走出了普遍性贫困，而实现了温饱，并逐步有序地走向小康。覆盖城乡居民包含养老、医疗、卫生、妇幼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中国人历史上首次真正享有了免除贫困的自由，以及生存、发展乃至全面发展的自由。

　　其次，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在文明转型中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并努力统领和扶持整个社会实现现代转型。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无论是晚清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国民政府时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大一统国家政权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大一统国家的主导作用，一是借助国家权力，进行资本的积累与积聚，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成为推动文明转型中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力量；二是运用国家权力，对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其他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统一配置，期望以此提高对它们的利用效能；三是依靠国家权力，确定发展目标，协调各方利益，力图将由转型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约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首先依靠国家自身的力量，改变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承认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变公有制单一实现形式为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在服务业或第三产业，打破了先前一直将它们视为非生产性行业的流行观念，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让它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坚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使各种形式的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在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要、容纳就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非公有经济的经营者，不再被视作异己势力，而被视作社会主义建设者，由此逐步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

　　第三，知性上升至主导地位（知识就是力量），诗性获得解放，传统德性失去普遍的约束力，新的德性仍在磨合成长中。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特别重视人的智力的发展。康有为曾说道：“物皆有仁、义、礼，非独人也。乌之反哺，羊之跪乳，仁也。鹿之相呼，蚁之行列，礼也。犬之卫主，义也。惟无智，故安于禽兽耳。人惟有智，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皆智来也。故惟智能生万物。”这是对传统的以仁统领礼、义、智、信，即以德性为教育第一使命提出的异议。据此，他主张：“智为体，仁为用。”知识就是力量，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代表性的口号。将知识传授置于最重要地位的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经由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终于全面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快速发展为大众教育，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均已位居世界第一，而电视、手机、网络的普及，更使人们跳跃式地进入了信息时代。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人的素质普遍提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人们对自己的发展有了更为多元的选择。相较于传统文明的局限，现代文明所提供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使人们普遍地充分培育和发挥其潜在能力有了可能。绝大多数人诗性的解放和道德的重构，随之成为不可避免的潮流。然而，文明仍在转型过程中，古代、近代、现代并存共生，人们的道德、信仰，以及宗教，或仍固守传统，或已完全现代，或现代与传统交织于一身，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将是常态。但是，面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的活动和思维越来越为新技术所左右，新的德性迅速成长已刻不容缓。

　　转型路径的独创性

　　中华文明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在传承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伟大创造。

　　中华文明转型过程中，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如何走出外铄与内生的相悖和对立。文明转型，不仅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不仅是经济上的转型，更是人与人关系的全面转型。中华文明转型是外铄催化内生，内生与外铄互动型的。中国曾在西方刺激下希望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又曾在苏俄革命刺激下希望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两条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中华文明转型的正确路径是使广大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主要得益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走了一些弯路。

　　其次需要探讨，如何走出大一统国家权力的全能化绝对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的相悖和对立。“西化”是市场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苏化”是取消市场经济和消灭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过10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华文明转型终于明确，唯一正确的路径应当是将国家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大一统国家中，由于各级政府掌控着各级经济命脉，直接主持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分配，政府实际上成了“经济人”。利益的驱使，必然会形成大量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问题。权力本身，成为牟利者追逐的目标。这就和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普遍的自主自立相悖，甚至形成尖锐对立。解决这一矛盾的症结在于，一是使国家权力从全能主义的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化基础上的有限权力，变成真正受有效监督有效制约有效制衡的权力，二是使公民社会公众社会健康成长和早日成熟，真正成为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最后要解决的是，如何走出人的异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相悖和对立。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将人引向新的异化。现代文明一方面带来了人的新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异化。具体来说：工业化，带来劳动的解放，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人的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乃至社会力量；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又会纵容、鼓励、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利欲不断膨胀相应的，是物欲的不断膨胀，义与利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将更为明显。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同时使人与人之间以契约关系与货币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关系。城市化，导致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特别密集，但同时却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变得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会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

　　中华文明转型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坚持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轴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轴，就要求工业化进程和生态化相结合，城市化进程和人性化相结合，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公平化相结合，世界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结合，还要求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要求真正协调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东部中部和西部、汉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关系。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内涵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不断拓展和提升。经济持速、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越来越充分的物质基础。在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要努力开创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土地和水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有效发挥，和二、三产业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的发展，同样要坚持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走中国自己的新路。经济发展不仅要为人们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还要为人们提供有利于他们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使生产和劳动成为发挥人的才能与智慧的创造性活动。

　　教育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不能仅仅是为经济增长服务，重心应转移到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要警惕和限制市场化与产业化对教育及文化的冲击，过度强调教育和文化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已经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教育要真正坚持德、智、体、美及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的培养，文化要满足人们知、情、意健康发展的多方面需求。要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才能使国家具有真正强大的软实力。

　　国家的统一，国家的安全，国家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各社群的和谐，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有之义，不如此，人就无法自由全面发展。政治建设，应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必要的保障，这就必须确保国家自身高效、公平、廉洁地运行。社会建设，除了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外，更应关注公民社会自身的建设。民主化进程，不仅是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程度的不断扩大不断深化，而且更是人们自我规范自我管理的不断健全。

　　人对真、善、美的追求，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中华文明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在传承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伟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