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反击战最惨重的损失：50军150师被俘200多人

小徐614

对越反击战最惨重的损失：50军150师被俘200多人

2009-9-15



越军公布的我军被俘人员

    1979年3月16日下午，我国外交部在北京第三次召开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交部长黄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作战的我军部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

    我军历时30天的出境作战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参战的50余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的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还有的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的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沦为战俘。

    我方官兵落入敌手，在战争正式爆发前就发生过，那时，一线部队曾多次派出侦察分队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分队未能全身而退，最早被俘的是41军123师侦察连的一名卫生兵。

    对越自卫反击战于1979年2月17日清晨爆发，我军第一轮攻击波便投入了二十多个步兵师，势若排山倒海，地面炮火的猛烈程度超过了越战时美军的水平，这种情况下越方当然难以俘获我方人员。至3月2日，我军攻克越北重镇谅山，越南首都河内门户洞开，整个红河三角洲已无险可守，但根据战前即已制定的作战计划，我军停止攻击动作，对外界称“达到了惩罚目的”，随后逐步安排撤军事宜。此时越方手中的我军战俘不到40人，多数是丧失战斗能力的伤病员，而我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

    这样的形势下，灾难却悄悄降临。

    第50军战前从重庆开赴前线，最强的149师（原二野18军52师）开战后由13军指挥从云南攻入越境，148师在广西边境驻守，牵制越军一个主力师使其无法东援高平，150师则按兵不动，担任战役预备队。3月5日以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出境的部队陆续回撤，沿边各地群众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英雄归来，这情景让没出境的部队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广州军区前指觉得战事已近尾声，估计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150师出境掩护友军撤退。50军数名副军职领导组成指挥组率150师出征。

    客观地说，上级的这一决定无可厚非，让没怎么打过实战的部队锻炼一下，哪怕是打扫战场，也有助于部队积累经验，养成敢打敢拼的作风。但150师确实是仓促上阵：苦练多年的老兵大多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其他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仍是满脸稚气，大部分连排级军官是刚刚提拔的，有的刚刚调来，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发时穿着塑料凉鞋（应该是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防滑解放鞋）。尽管如此，全师官兵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浮躁轻敌往往与厄运同行。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市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150师448团突然遭遇从河内赶来参战的越军精锐部队，云雾萦绕的群山中顿时枪炮齐鸣。双方稍一过招，高下立分：越军熟悉地形，富有山地丛林作战经验，指挥官判断准确，部队行动坚决果断，战至12日下午，448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

    危急关头，448团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50军驻该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1、8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也无法脱身。因山地环境的影响，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失败的惶恐逐渐在人们心头弥漫。在最终失去联络前，448团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最后，该团前指、二营、一营1连、三营8连等部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先后被俘，包括团参谋长、二营教导员以及十多名连排长。最可耻的是，8连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带领连队集体投降。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在南宁市郊青山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权当大战扫尾阶段的稍微放松。当一名机要参谋送来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时，许司令顿时脸色铁青！

    为避免影响士气，我方没有通报448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当时我军的连级单位才有一台收音机，部队也严格执行了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但在社会上，这样的广播仍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越方的持续广播中，又出了一件更让人光火的事：第一阶段作战中，第42军坦克团的一辆坦克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该车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进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毁。42军认为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已全部牺牲，于是向中央军委报请追授“英雄战车”的光荣称号，同时邀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两名摄影师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不料越方“报平安”节目开播几天后，把这辆坦克的二炮手拉出来说话了。42军颜面扫地，追授称号一事再无人提起，解放军总政治部因此专门下文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认真核实英雄模范事迹”。

    1979年3月15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结束。之后的一、两个月里，还有少数被判失踪的我军官兵经过艰苦跋涉陆续归队，他们形容枯槁，遍体鳞伤，但逃过了被俘的厄运。

    5月初，经国际红十字会调停，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越方的名单上，我方战俘共有239人，其中448团就占了202人（后来1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238人）。

    我方在这场30天的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的较量中被活捉，但其中不少是越南政府临时武装起来的边境居民，没有军籍，根据国际法不能算是战俘。后来两国约定交换俘虏前，我方就用车将这些人送到边界无人地带就地释放，而对在押的越南人民军、公安军战俘则如实登记造册，共记1636人。

    1979年5月19日，我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首先单方面在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前的“零公里处”遣返一批越军被俘人员。

    5月21日，双方首次交换被俘人员，大批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站在越方一侧的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记者（本来开战之初越方就邀请了日本共/产党《赤旗报》著名记者高野功，但此人已在谅山前线死于我军炮火），我方请来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媒体，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当时，我方在高大的友谊关关楼悬挂两条红底大字标语：“热烈欢迎同志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向回归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气氛热烈，展示了泱泱大国的博大胸怀。

    因为双方事先已就战俘名单反复核查过无数次了，交换仪式很简单：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按预定程序来到相应地点，在联合国代表多米尼克.保梅尔的监督下交换正式花名册，之后各自逐人清点核实，均无异议后便对对方战俘予以放行，同时接受己方战俘。

    我方被俘人员中绝大多数一迈过分界线就马上脱掉越方发给的衣服，扔到地上践踏，或者揉成一团回头掷向越方。他们赤着身体扑向久别的战友，嚎啕大哭，有的扑倒在地，泪流满面亲吻祖国的疆土。但是，其中有七名女俘，她们紧咬着嘴唇，没有一滴眼泪，只是木头人一般黯然地走了回来，那情景，令人不忍萃睹。

    越方的政工军官也与自己的归俘拥抱，同时却低声命令他们扔掉我方所赠予的物品（军用挎包、毛巾、口杯等），但越南毕竟物资匮乏，归俘们舍不得，政工军官们便动手抢夺，丢到路旁，不少归俘又跑过去捡。这乱哄哄的一幕被各国记者纷纷摄入镜头，令越方丢尽面子。

    1979年6月22日是双方商定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交换战俘，遣返的人数也最多。就在双方战俘陆续走过边界时，一名越军战俘突然走出队列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领导人黎笋“背信弃义，破坏越中友谊”，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联合国监察官因此暂停交换，约集双方代表紧急磋商。这一突发事件当然令越方措手不及，之后越方便火速送来了昆明军区第11军一名在开战前叛逃的士兵，让他宣读一份匆匆起草的声明，谴责中国侵略、要求留在越南定居云云。在各国记者看来，这当然是牵强附会，因为叛逃者毕竟不同于战俘，但这还是让越方自感少了些许尴尬。

    交换工作完成后，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南宁市郊吴墟机场的“学习班”。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数人被判刑。150师448团8连原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关于50军的问题，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该军总结。之后，当时50军驻150师指挥组的成员，一名副军长被撤职，一名副政委被党内警告，另一名副军长被撤职降级。1985年，50军撤销番号，150师不复存在。

    这篇《中越战争战俘纪事》的内容还不算丰富，大家所关心的我军战俘以及换俘工作的某些情况还没有涉及到，比如交换战俘时我方请到现场的为什么大多是西方媒体？为什么150师的战斗力如此不堪？战俘（尤其是7名女俘）在越军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遭遇？我方对自己的归俘究竟有什么样的政策？笔者试一一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