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生失业调查：13％的人毕业即失业

小徐614

上世纪30年代，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大学生发出了“毕业即失业”的感叹，他们发起了向政府要工作的请愿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政策措施，虽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其尝试性努力仍值得我们今天去重新审视。

一组残酷的数字

1934年9月，山西省官方在一份报告中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山西兴学30余年，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不过8905人,但失业者就达4700多人。就连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都不容乐观。1931年的《教育杂志》披露，“中大本届毕业生二百余人, 半数未获相当职业”。

在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繁荣的背后却是为数甚多的失业大学生的艰辛求职历程。1927年成立的上海职业指导所，宗旨在于调节教育人才与职业需求的关系，为失业青年提供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据报告,1930年至该所求职者共2772人,其中国内大学毕业生821人,国外大学毕业生133人,专科毕业生292人，三者占到求职者总数的45%。

截至1936年6月，全国108所高校中，已向教育部报告学生失业的学校达80多所。依据已报结果，平均每百名大学毕业生中失业人数约为13人。按此比例计算，每年有1000多名大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高等学校飞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吊诡的是，大学教育的突飞猛进，往往带来大学生谋求生计的不堪经历。

折翼天使何去何从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大学生俨如折翼天使，无所适从。时人指出:“社会上一向是看重大学生的。大学生毕业后，一旦就了个小职业，往往便会被亲友们所不齿，同时社会上也会给他种种不良的议论。”这种社会期望与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值。

截至1937年8月5日，在《中央日报》上登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有1467位，其中，大部分毕业生对工作都有较高要求。比如，第43位，叶女士，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毕业，文学学士，希望待遇一百四十元；第45位，黄君，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希望待遇一百五十元；第99位，程君，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银行科，要求一百元，工作地点在南京、上海、镇江。而当时城市里一个小康家庭的月收入是15元到30元，大学生对月薪的要求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但现实又如何呢？最不堪的现实是一部分学生为生活所迫，甚至加入小偷、抢劫者的行列。《申报》报道过大学毕业生吕文清偷盗的案例。22岁的吕文清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寻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某天，吕趁一位潘姓律师睡眠未起，入房偷走了潘的皮夹。之后，吕又趁一位胡医生在内室时进入诊所偷盗，结果被捕。在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吕供认前罪，被判徒刑4月，以儆效尤。

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沦为小偷的新闻，一下子成为社会上感叹世风日下的话题。

为解决失业问题而奋斗

1934年7月1日，北平各大学毕业生组织的职业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共同的失业问题把大学生凝聚在了一起。

7月20日，职运大同盟请愿代表谭庶潜等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大学毕业生书》，强调职运大同盟建立的原因在于“铨选不公，登进冗繁，怀才自重者，终老于蓬蒿，奔进无耻者，攀援以窃位，深闭固拒，不容他人染指”；目的在于引起政府、社会的注意，“为解决多数青年的失业问题而奋斗，进而言之，则复兴民族，拯救国家”。

职运大同盟运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大学毕业生的响应。8月7日，中央大学学生孙光裕等人组织的中央大学职业运动同盟会宣告成立。两天后，国立暨南大学职运代表苏洪宾、林启文携带呈文由上海赴南京，向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

面对汹涌的大学毕业生向政府要工作的请愿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积极的回应。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接见了职运大同盟留驻南京的代表谭庶潜等人，并作出承诺:

一、成立“全国学生工作咨询处”，不问有无经费，决定于下月筹备成立，若该会不能成立，则由行政院下设“全国学生工作咨询处”，调查各地需用的人才，俾才其用；二、调查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人数，作整个计划；三、与考试院磋商举行考试，使学有专长者，不至于无机会为国家社会服务。

在南京国民政府承诺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之后，毕业生请愿运动才稍有缓和。然而，承诺的效果显然让人极不满意。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新的毕业生就业请愿运动又此起彼伏地发生了。

1936年6月7日，北平各大学毕业生再次组织了“服务运动大同盟”运动，召开记者招待会，权遒森作为运动代表作了报告。权宣称“服务大同盟”组织目的在于“谋得广大群众之职业”，并表示不日将派代表向中央请愿，求取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