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排斥共产国际援助:经济独立才能革命自主

文卓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认真记录会议决议。他属于井冈山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陈独秀不愿接受共产国际援助

张国焘则取另一态度。他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还有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就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在会谈的时候谈成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醒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共产党人哪一个不想独立？但若不能自主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他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亚东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从不开口主动要钱。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一直到他被捕。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五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1921年7月份刚刚选出来的总书记，10月份被抓起来了，全党都在营救，共产国际也施以援手。

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设法营救，并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起关键作用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陈独秀释放，罚100元了事。陈独秀原来估计要坐上七八年牢。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陈独秀对这次遭遇印象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书生的空口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