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狂言1个师能打苏联红军3个师

陈浩海

2011-10-20
     核心提示：苏联红军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大军区司令员中仅一人未被逮捕，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也被处决了。就连远东地区“肃反”负责人、总政治部保卫局的局长都逃到了伪满洲国。关东军据此得出结论，苏、蒙军队中有经验能力的军官基本上被扫荡一空，师团长多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这样的军队关东军一个师可以对付其3个师。
       在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以关东军为代表的陆军比较倾向于北上进攻苏联，占领远东以确保被他们视作是生命线的满洲的安全，是苏联位于海参崴的不冻军港和日本之间的距离，对他们来说也如同是芒刺在胸，这个时候的关东军已经从开始时候的4万人发展到20万人，而且拥有了日军刚刚组建的第一个坦克师，同时庞大的海拉尔要塞，也已经建成开始启用了，它让关东军更加有了底气。

一切都已具备，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解说：1936年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是日本天皇、溥仪、斯大林、蒋介石四人头像，这一周刊总是将某一时期的风云人物选作它的封面。此四人的头像之所以放到一起，如同书中所说，远东问题解决的关键在这四位。

日本满洲边境守备队自成立以来从未换防，士兵们每年春秋两季还要进行“棲息演习”，这些老兵很熟悉，一旦战事降临，就必须固守的地下要塞内生活和战斗程序，也掌握在这里生存的窍门，在名目繁多的训练中，包括不论在什么样的气侯条件下，甚至在黑夜里也要能分辨出从乌苏里江边的沼泽地到山中要塞反击进出口的铁盖所在地。

这些常年驻守的日军士兵，十分了解乌苏里江对岸的情况，他们也不断接受有关苏联方面的地形和兵力情况的课程，虎视眈眈的关东军在等待着开战的日子。

要塞修筑完成后，配有专门的国境守备队，如果不是边境关系紧张，出于作战的目的，一般不会在边境地带驻扎大量的正规军，但在孙吴这样一个边境小镇，高峰时期曾有十万日军，路的两边全是军营。

当年日军中有个说法叫“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意思是形容孙吴驻军的规模，孙吴曾是日军在边境一带的主要屯兵地，但是在日军进驻孙吴之前，这里却是一个仅有一两户人家的湿地。

这是孙吴发电厂的遗址，它是那时北满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可提供孙吴、黑河以及北部正面地区军事设施的电力需求。

从今天的残骸中，人们仍能看出它当年的规模，根据日军当年的作战想定，如果从东宁方向发动进攻，它将伺机从北正面发起进攻策应主攻方向，孙吴纯粹是日军为了进攻苏联的作战需要而建的一个军事重地。

杨柏林（黑龙江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员）：伪满时期呀，日军在孙吴建设了三个飞机场，这是其中之一，曾家圃飞机场建立比较早，曾家圃的飞机场现在这样的飞机库一共有九座。
解说：东宁县当时仅有3万多人的常驻人口，但日军在那里修建了8条铁路，这些日军修建的桥梁，是为了保证无论在哪一个季节发动进攻，都不会影响运输。在东宁还有大量的弹药库、兵工厂和坦克汽车修理厂，有专用火车通向弹药库，这些都是为了保证进攻时能够实现快速补给，无论作战思想如何变化，快速及时的补给，都是军事行动取得胜利的前提。

1937年，近卫文磨出任日本首相，这位46岁的文官是曾统治日本好几个世界的藤原家族的后代，他的出山是时势所趋，因为国民对政客已没有什么信心，同时也担心军人统治继续下去。

军方大多数人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野心，财阀想靠他带来稳定，一般民众因为他曾拒绝任首相而有所好感。近卫给人的感觉是能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各种不同政见者的意见，使每个人都以为近卫同意自己的主张。

实际上一生三次组阁的近卫，是发动并组织战争的祸首之一，当年人民熟悉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政治口号，都是出自于他口，有评价说，他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像烈马一样狂奔。

近卫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发生在中国的芦沟桥事变，史称“7.7事变”。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今天北京芦沟桥一带，寻衅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冲突，关东军又认为可以借机对中国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近卫要做出是否向中国增派兵力，以扩大战争的决定。而高层就是否派兵存在争论，即“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

无论与否，都代表日本对华的态度，如果派兵就表明日本准备扩大在中国的战事和规模，将会牵涉到更多兵力和物资的投入。

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对当年“9.18”事变的绝配搭档，此时却是站在两个山头，石原莞尔根据他的“胜利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继续向华北进军，他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他提出一个问题，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俄国，为什么要冒同中国打仗的风险。

军部中的大部分人，却是和坂垣征四郎一样的“事变扩大派”，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会像以前一样，一打就跑，并由此提出“对支那一击”论，认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在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后，蒋介石必然会提出和谈缔结协定。三个月即可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进而可将华北视作对付苏联的缓冲地带。

一开始在手记中写下“我方有点可疑”的近卫相信了军方保证，最终同意向中国派兵，除本土的军队外，驻守在满洲的关东军也被抽调。

石原莞尔和坂垣征四郎这两位关东军名人的命运，也因此有所不同，坂垣一路直升，官运亨通，石原从此被排挤，不被重用。

解说：日本一直在秘密研究对苏作战的详细预案，即“8号作战方案”，最初设想以东正面为主攻方向，西正面防御，最后再发动全面进攻，这一作战思想在要塞的设计修建中均有所体现，虽然日军将要塞的修筑严格保密，但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苏军不会一无所知，于是日军又想避开苏军在边境布置的大纵深防御阵地及主力部队，从西面进攻包抄作战，准备占领乌兰巴托后，进一步向恰克图推进，切断贝加尔铁路隧道，使远东地区与苏联内地失去联系，从而占领这片土地。

在边境的暂时平静中，关东军一直在试图寻找能挑起事端的机会，1938年7月底，日军同苏联远东军在中苏朝三国交界处的张鼓峰交手，日军以死亡526人的代价估测了一下苏军的军事能力。

在这前后，苏联红军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各大军区司令员中仅有一个没有被逮捕，在张鼓峰战斗时指挥击败日军的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也被处决了。

就连苏联远东地区“肃反”负责人、苏军总政治部保卫局的局长都逃到了伪满洲国，“大清洗”造成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指挥系统瘫痪了一半。

关东军据此得出结论，苏、蒙军队中有经验能力的军官基本上被扫荡一空，师团长多是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这样的军队关东军一个师可以对付其3个师。

陈浩海

2011-10-20 09:23 来源：凤凰网历史
       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附近，有条叫哈拉哈的小河，哈拉哈是蒙语里“屏障”的意思，它位于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附近，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内外蒙古边境线的划分在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确，因此哈拉哈河沿岸的“满洲国”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之间纠纷不断，冲突迭起。

1939年5月4日，几名蒙军士兵习惯性地赶着马群，来到哈拉哈河东岸放牧，由于东安水草肥美，往年蒙军也经常渡河放牧，伪满的士兵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这次出事了。

在东演驻防的是新换防过来的伪兴安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连，连长是司令官的女婿，自然无所顾忌。

一看到蒙军马群过河便开枪阻拦，此事引起了对面蒙军哨所的不满，认为是伪满军队故意挑衅，立即带人过河反击，双方你来我往，战斗迅速升级，最后竟打到团级规模。

本意就为马匹争一口草料的蒙军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举动竟点燃了引爆一场大规模战役的导火索，使得这一地区本来潜伏的危机瞬间爆发开来。

关东军这时驻海拉尔23师团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是日军中少有的苏联通，他曾任日本驻苏武官，专门从事收集苏联方面的情报，对西伯利亚地区苏军的军事状况尤为了解。

5月13日开始，进入诺门罕的日军在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的配合下，向蒙军发起进攻。战至15日，抗不住的蒙军撤回了西岸，日军也于5月17日返回海拉尔，但就在日军返回海拉尔的第二天，蒙军又踏上了哈拉哈河东岸，小松原见蒙军不依不饶，感觉机会来了，蒙军既然不肯放弃东岸这块阵地，正好可以想法使战斗升级。

第23师团枕戈待旦多时，就是要寻找挑事的借口，在这时的日本军队手里，只要能点着火就可以迅速燎原，“9.18”与“7.7”事变都是这样开始的。

小松原的战况报到关东军司令部，立即让上下如获至宝，经过多年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荒凉的诺门罕破土而出。

对面的蒙军对以凶狠著称的23师团来说，简直就如同一碟小菜，但情报部门很快得知苏军第57军司令部已从乌兰巴托迁往塔木察格布拉格，在哈拉哈河上空出现了苏军飞机，地面苏军也已向东开来，情况表明，苏军将介入诺门罕地区的战斗。

东京的日军总部根据所掌握的苏军情报，认为苏联红军虽然介入，但准备不足，不可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日军补给线从海拉尔到诺门罕只有180公里，但苏军最近的铁路线距离诺门罕也有750公里，在日军看来，补给线超过250公里就不宜作战，尤其是苏联的“肃反”运动，使得苏军的指挥员多由年轻军官担任，缺乏战场经验，况且希特勒已对欧洲发起攻势，苏联的西部边境眼下也在吃紧，结论是苏军不占优势。

最后参谋本部决定支持关东军的计划，给23师团空中支持。日军总部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有一点他们没有想到，那就是日军补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拉板车，苏军的装备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后都已更换，早已不是当年败在日本手下的沙俄军队的水平。

解说：日军借机在运动发动军事冒险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斯大林要在应对欧洲巨变之前抽出手来教训一下日本，他任命了苏军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作战的倡导者朱可夫为57特别军军长。

这位鞋匠的儿子，此时已成为苏军知名的上将，也是在令人恐怖的大清洗运动中所剩无几的有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

由于有了斯大林的支持，苏联的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
关东军也向满洲境内的部队下达集中令，3个师团和100多辆坦克、装甲车汇集到不毛之地的诺门罕，上下踌躇满志，认为这一仗将成为胜利大进军，甚至特意邀请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武官到现场观战。

朱可夫得知关东军主力已到海拉尔，于6月22日出动飞机150架袭击了数个日军集结地及野战机场，日军出动120架飞机应战，双方在空中大战三天。

日军开始时占有优势，但苏军迅速调来优秀飞行员和新式飞机参战，日军却由于人手不够频繁起飞，疲于奔命，主动权又夺回到苏军手中。

为抢回战场制空权，日军决定越境奇袭苏军在外蒙古的空军基地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但没有获得东京参谋本部的批准，因为担心越境轰炸会导致苏联人报复轰炸满洲的工业基地。

素知关东军骄横的参谋本部，不仅给关东军参谋长发了电报，同时特派有未中佐专程前来阻止这次行动。6月26日，有未中佐从东京飞到大连时，受到了关东军极为热情的招待，晚上还有白俄舞女相伴。

而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大规模的冒险正在进行。

第二天当有未中佐傍晚到达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时，才知越境轰炸已在上午胜利结束，关东军仅以6架飞机的代价，击毁击伤苏军124架飞机，炸毁油库一座，前线飞机损伤过半的苏军已失去了制空权。

当关东军将他们的战果向东京参谋总部汇报后，听到的却不是恭喜与嘉奖，参谋本部被激怒了，关东军简直是太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关东军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捅了马蜂窝。

事实上正如日军总部所料，苏军证实了日本占领苏联远东地区的意图，朱可夫请求空军紧急支援，并增派机械化部队，大规模进攻势在必行。

到最后双方签订停战协议的9月15日，日军伤亡人数已超过四万人，在战后处理中，关东军几乎所有的责任人都受到了处分，许多人被勒令自杀谢罪。

23师团长小松原被降为预备役后因羞愧切腹自杀了，在他身后是这个师团98%的伤亡率和仅剩下的400名伤兵。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磯谷等副参谋长以上军官一率被命令退出现役。

日本国内的平沼内阁辞职，军部不得不重新审视国策，至此，在到底是南进还是北进的争论中，南进派终于开始占了上风，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东南亚，准备和英国、美国在太平洋上一决雌雄了。

朱可夫胜利了，他在这场艰巨的考验中脱颖而出，回到莫斯科后，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并被授予大将军衔，提升为苏联最大的军区之一，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但他并没有陶醉在胜利中，而是明确指出了红军在作战中显露出的严重缺陷，他说，如果我们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军队训练暴露出来的问题视而不见，那我们的血就白流了。他的这番话在两年后爆发的卫国战争中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甚至拯救了他的国家。

陈晓楠：1937年7月，中国又一次被套入了日本枪口上的准星，日本军部提出了“对支那一击”论，也就是说他们以为只要出手一记重拳，中国政府马上就会屈服，因此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

来自日本本土和驻东北的日军大部队，随即像潮水一样涌入了华北，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东北边境要塞的驻军，它也意味着日本的战略大方向开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