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觉寺悲怆命运:庚申之劫后唯一幸存建筑文革被毁

文卓

圆明园，有人说它是中国的凡尔赛宫，也有人说它是世界园林的典范。它是清朝五代皇帝倾心营造的皇家营苑，被世人冠以“万园之园”；它也是雍正皇帝最爱的离宫，最多的那年，雍正曾在里面居住了168天。它毁于庚申之劫。

　　2011年7月6日，见证了这座皇家园林由华丽到荒凉的正觉寺，经过9年的修缮后，首次对公众“试开放”，使人们再度进入这个失落的角落，探寻那段历史的些许踪迹。

　　“圆而入神，明而普照”

　　假如没有空气中那尚未散去的油漆味儿，你从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圆明园站口钻出来，恐怕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个圆明园“试开放”的新景点，直接就走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绮春园南门。

　　但是，只要你回头往西再走不到50米，稍一抬头，就能看到乾隆爷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御书的“正觉寺”三个字—寺门口的红墙两侧还竖着印有“圆明沧桑正觉重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展”字样的广告牌。

　　据说，这座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正觉寺，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保留至今的古建筑群。在复建之前，基本完整的有山门、文殊亭、西五佛殿、西转角房、鼓楼以及天王殿台基基础、三圣殿大殿台基等。

　　复建后的天王殿是单檐歇山式建筑，面阔五间，建筑面积约202平米。有单翘单昂五踩斗拱和金线大点金龙锦枋心旋子彩画。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者郭黛姮介绍，乾隆盖正觉寺的目的是“兴黄教以安蒙古”，其建筑风格反映了儒家思想，因为“很规矩”。

　　文物专家曾这样评价，正觉寺是研究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宗教建筑院落布局、建筑构造及工艺的珍贵实物例证。

　　17世纪末，康熙执政的中后期，康熙就已经在北京西北近郊的西山脚下，重修了许多辽金时期以及明朝亲王们遗留下来的残破园囿和园林。据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1774）记载，康熙在原本属于明代武清侯李伟的已经破旧的清华园基础上，建造起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皇家宫苑—“畅春园”。

　　1709年，基于风水方面的考量，康熙又在距离畅春园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崭新的宫苑，并将其命名为“圆明园”。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经过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清帝的不断扩建与修整，最终形成了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组成的“圆明三园”。

　　对于“圆明园”这个名字，雍正曾经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出自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圆明一切智”。

　　清朝皇帝信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世人皆知的。自清世祖顺治帝将尊崇藏传佛教定为国策，以后历朝均为恪守，康熙与雍正也不例外。康熙就被誉为“佛心天子”，雍正也自号“圆明居士”，认为自己是不着僧服的僧人，“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然而，如果说康、雍二帝对于藏传佛教的尊崇仅仅是个人精神需要，那么乾隆则为这种信仰赋予了更明显的政治意图—乾隆曾在《喇嘛说》一文中解释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得不保护之。”“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

　　凭借着强盛的国力，乾隆不惜巨资在全国修建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仅紫禁城中就有佛堂30余处。而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乾隆还建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寺庙群，也就是俗称的“外八庙”。这些凝聚了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和艺术的古建筑，分布在避暑山庄外的东面和北面，众星拱月般围绕着象征皇权的避暑山庄，昭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觉寺破土而生。

　　据圆明园管理处文史科文博馆员吴凤春考证，正觉寺，亦称三圣庙，是圆明三园中唯一一处喇嘛住持的寺庙。但是，从金勋（1883-1976）在《成府村志》中叙述的寺内佛像陈设上看，则既有藏传佛像，又有汉传佛像。

　　尽管从目前来看，已无法考证这一设置的考虑是否与团结汉人的指导思想有关，但据记者在修复后的正觉寺所见，寺中主殿的屋檐上立有五只神兽。由此可见，假如从建筑标准反映建筑等级的角度来看，在圆明园的寺庙中，正觉寺的等级属于中等偏高。

正觉寺的幸与不幸

　　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的工作人员陈辉曾撰文写道，在圆明园中，为了满足帝后礼佛的需要，也建有不少佛教寺院，如慈云普护、月地云居、日天琳宇、舍卫城、正觉寺、法慧寺、宝相寺等。为了朝夕礼佛，九州清晏、奉三无私、含经堂这些主要起居处也设有佛堂。

　　但是，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佛祖的庇佑。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之后，为了销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地在颤抖，人们在哭泣，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变成了一片废墟……”直到现在，在中国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记载仍是这样的语句。在它的旁边，也必定会配着一幅印有西洋楼大水法残迹的黑白照片。

　　对于中国人来说，火烧圆明园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因此，才会出现近年来人们对于圆明园海晏堂喷泉十二生肖兽首的追讨回收之风—在百余年的金铁交鸣中，它们早已成为那场非正义战争的见证与中华民族情感的象征。

　　但火烧圆明园不仅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心理重创。据陈辉在《圆明园出土的佛教文物》一文中写道，圆明园中的寺庙和佛堂不仅供皇室成员拈香朝拜，举行各种佛事活动，还收藏有大量的佛像和各种供器。这些佛教艺术品种类繁多、用料讲究、制作精细。其中，在园中规模最大的一组宗教建筑—舍卫城，自康熙以来，王公大臣在每年帝后生日时进贡的各种佛像，都收藏在这里，日积月累数以万计。圆明园遭劫掠焚毁，仅此一处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艺术价值，就已难以用数字估量。

　　然而，在正觉寺“试开放”的报道中，人们却在新闻中意外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1860年的那场大火中，正觉寺幸免于难，保留至今。

　　“圆明园不是早就被烧光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独善其身的正觉寺呢？”这个问题也许问到了大部分人的心坎里。但事实上，正觉寺之所以能免于遭受庚申之劫，全赖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正觉寺位于绮春园正宫门之西，从目前在圆明园长春园内展出的极盛时期圆明园全景复原沙盘可以看出，正觉寺实际上位于圆明三园的墙外，仅仅是圆明园附属的一座寺庙。它与绮春园既有后门相通，而又独成格局，单设南门。

　　吴凤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种说法。在《藏传佛教与圆明园正觉寺》一文中，她写道：“正觉寺有独立的院落……历史上的正觉寺，南临河，东、西、北三面环山，西北山上一道墙，北山后有一水池，池中有南北向石桥。正觉寺连同周围景观还真有些‘深山藏古刹’的味道。”

　　“也正因如此，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正觉寺是唯一幸免的古建筑，也是圆明园内保存下来的完整程度最高的一组建筑群。直到现在，寺内还保存有26株大小、粗细不均的古树群。这在整个圆明园，都是仅有的古树群。”7月10日，正觉寺门口的一个管理人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可是，尽管躲过了那场大火，正觉寺却并没有躲过后来的破坏。

　　由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的《圆明园》第四册中，曾收录了原北京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圆明园专家赵光华先生的文章《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例举》。在这篇文章中，赵光华曾对正觉寺后来的遭遇有过考证和专门的叙述：

　　“……至光绪庚子时，该寺曾一度立为坎子义和团所占用。有团众约百人，其头目人名滑六者为香头，助理坛务，练众大多为来自文安县之种水稻与编苇席的农民，联军入城后一哄而散，至翌年即光绪二十七年春，由于德军驻朗润园，离此极近，所以德国兵常到该寺拆大殿之装修及门窗作燃料。偶像之鼻子亦多被德国兵砍坏，有大量西藏进贡之锦边彩画番佛像，亦多被携走挂于朗润园之兵营内。该寺钟楼之钟，为青铜铸造，周身梵文，铸工很细，亦被德兵拉入朗润园西门内……

　　“进入民国以后，颜惠庆（注：曾任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用理藩院之公款买到手，作为其私人别墅之用。将殿内佛像全部拆去，堆积于部分空房内，改造了建筑装修，安装了地板，给资遣散了十几名喇嘛。”

　　“过了些年，这片房子和周围古木柏林，又全部转手给清华大学。学校一直作为单身教职员宿舍之用。那时古柏森森，山水荷塘，春日少风尘，夏日倍凉爽，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依然保持得很完好。后来清华大学退出，海淀机械修造厂（注：今北京长城锅炉厂）便进入。特别是从1975-1977这两三年中，大量修造厂房及生活区，乱拆乱建，至今已90%毁光，并且砍光了近百株的松柏树林。至此，一处硕果汉存的唯一完整的圆明园之遗存，又宣告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