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救世主”的形象是如何被顷刻间摧毁的?

文卓

“揭盖”是毛氏词语。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探其本源，“解冻”一词源于苏联作家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书名寓意冰冻溶解，春到人间。该书引发了以揭露社会阴暗、解放社会思想为主题的“解冻文学”。

    回顾和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可用“揭盖”和“解冻”作比喻。

    “揭盖”：批判斯大林

    斯大林去世后，经过激烈的权力角逐，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掌控了苏联政权。尽管在日后仍遭遇过内斗排挤，但赫鲁晓夫保住了权位，直到1964年10月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接掌的苏联已处于危机状态。以集权专制为根本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亦称苏联模式）严重束缚着苏联社会的进步。

    在政治上，苏共标榜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但由于不存在实质性监督和制约，导致个人独裁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远远背离了宪政民主的世界潮流，不过是皇权专政的延续而已。斯大林去世时，数百万人仍被关在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群岛”中。在经济上，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被法律化、凝固化。在思想文化上实行垄断钳制，大搞一言堂，把追求民主的言行称为“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和谄媚逢迎”。在国际关系上，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念束缚，苏联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关系紧张。2009年12月俄罗斯总理普京说，苏联在斯大林掌权时代所得到的进步，是用压迫百万人民这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代价换来的。

    这就是斯大林的遗产，这就是赫鲁晓夫面对的腐败僵化、外强中干的苏联。

    清除障碍，改变现状，挽救危机，避免崩溃，成为苏联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和赫鲁晓夫的历史使命。

    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既是赫鲁晓夫改革的起点，也是其改革的中心内容。

    1956年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当时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

    秘密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斯大林的统治。报告指出：“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行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苏共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把斯大林打造成了“救世主”。而赫鲁晓夫的报告使一个偶像顷刻间倒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有人试图为斯大林翻案，包括普京任内期间，斯大林通常被这些人描绘成一个有效的管理者和领导人，说他把苏联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对此，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非常愤慨。据2009年11月2日BBC报道，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的一个视频博客里，以罕有的高调强烈谴责那些试图篡改历史、为斯大林平反的人。他说，在斯大林担任苏联领导人期间，数百万苏联公民被迫害致死，绝不能为一个屠杀自己人民的人辩护。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盖”，改变了以后历届苏共政府的政治行为。自赫鲁晓夫之后一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虽然经过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政治倒退时期，但是苏共再也没有犯过大规模地屠杀不同信仰群体、反对派的恶行。

    “揭盖”也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在客观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不仅成为人们重新认识斯大林的起点，而且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诸多实质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各种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这些都促进了苏联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为日后的民主改革和专制的终结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赫鲁晓夫也给“社会主义大家庭”带来强烈震撼。此前，以苏联为领导核心的共产主义运动“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许多国家的人以为苏联正带领世界走向全球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宣告了这一切的终结，引发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反思，推动了东欧等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变化。

    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

“解冻”：全方位改革

    继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到1956年8月，有近2000万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被恢复名誉。到1957年，有800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人们“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各个领域“解冻”思潮涌动。顺应形势，赫鲁晓夫开始全面推进改革：

    一、政治改革。限于篇幅只简单说一个问题，即赫鲁晓夫吸取斯大林专制的教训，试图用“全民国家”模式取代无产阶级专政。

    “全民国家”概念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提出的，以后他又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和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其主要内容是把国家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吸引公民直接地经常地参加国务和社会活动，把生产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每一个苏联人都应该成为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参加者！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任务。”“全民国家”思想被认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回归和发展，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工具，是真正的民主。

    “全民国家”思想以扩大人民代表苏维埃为主要实践途径，到1950年代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苏维埃系统：“1959年，在苏联已有5.7万多个各种级别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在这些机关里工作的有180多万名代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必要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赫鲁晓夫“全民国家”思想的实践，强化了苏联人民的公民意识，也为日后苏联专制的瓦解奠定了社会基础。但“全民国家”的设想有很大空想性，在专制的前提下，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事实上“全民国家”的实践在苏维埃的选举等很多方面都流于形式，各群众组织如工会、共青团等实际上也纳入了官僚体系。

    二、经济改革。与“全民国家”思想相联系，赫鲁晓夫在经济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即对国家经济结构实行分权制度和非官僚主义化。

    工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把中央在物资、生产、工资等方面的权限下放给加盟共和国，把许多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还把以部门为主的条条管理改为以地区为中心的块块管理。这些改革冲击了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又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1959年后不得不收回一些权力，部分恢复了中央集中管理。总体上看，工业改革进展不大。

    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所有计划均由农庄、农场自行编制。1958年2月通过法令，把斯大林时期建立的机器拖拉机站解散，机械卖给集体农庄，使之拥有自己进行生产的技术设备。这些改革总体上促进了农业发展：1951～1955年，苏联粮食年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1965年，年均产量达到1.3亿吨。

    根据赫鲁晓夫的构想，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把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改组成两个独立的党委会，即“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一改革避免了权力的高度集中，但却造成经济管理上的诸多混乱，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在执政末期，赫鲁晓夫多次严厉批评干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事务的干部，他强调各级党委应把精力集中在政治教育工作上，而不要干预经济建设问题。

    赫鲁晓夫很重视改善公民生活状况，提高公民福利待遇。苏共二十大后，大幅提高了退休金，并首次为集体农庄庄员建立了国家退休金制度。与此同时，降低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56年9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工人最低工资，把周工作时间减少两小时。

    三、思想文化科技领域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揭盖”，也冲毁了斯大林主义在思想文化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为苏联的精神复苏创造了前提。各种学派和研究中心恢复了探索的动力和活力。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文学艺术方面也看得见滚滚春潮。

    四、对外关系方面，提出了“三和路线”。1956年苏共二十大，正式提出了苏联新的对外战略和方针。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他强调，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虽然存在分歧甚至对抗，但不影响两者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他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两者可以通过谈判而非暴力解决问题，要让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新的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实现重大转变。“三和路线”对缓和东西方关系、促进“冷战”结束，起了一定作用。

    尽管赫鲁晓夫的改革在许多问题上没有根本突破斯大林体制，但毕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曾经“冰封大地”的斯大林体制开始“解冻”。

  也曾犹豫徘徊

    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大事，赫鲁晓夫也曾徘徊和彷徨。他在《回忆录》里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他还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

    赫鲁晓夫的徘徊表现在很多方面。他推行“全民国家”模式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专制条件下的这种实践，又必然在各个领域强化了意识形态控制。他反对斯大林个人集权，为此他力主苏共领导机构、国家政权和社会团体的干部实行任期制和轮换制；他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为此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没有看到斯大林问题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而绝非个人品质和性格心理所造成。正因为这个根源依然存在，赫鲁晓夫从1958年开始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独断专行的事时有发生；苏共二十一大后，尤其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个人崇拜又复活起来。

    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进行了许多改革尝试，但没有重视市场经济的价值和作用，基本是在原体制内打转。苏共二十大后思想文化、艺术科技迅速复苏，但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又强调文学和艺术的“党性”， 严厉批评“给现实抹黑”的作品，强化了书报检查制度。他主张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但仍坚持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

    犹豫和徘徊，是探索和开创过程中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年的犹豫也多有懊悔，但他领导的改革毕竟冲击了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社会制度的变迁，并使“社会主义阵营”朝着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赫氏的这些徘徊，反映出的最终问题是：不从根本上破除斯大林模式，所谓改革就只能在旧有体制内徘徊而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