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广东被围20天写下“绝笔”诗作

文卓

1936年，中国时局岌岌可危：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中国东北4省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件”，侵占冀察，并于是年8月推出“国策大纲”，大举扩军备战，伺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时的南方，在广阔的丘陵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游击队与前来“清剿”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进行了近3年异常艰苦的游击战争。

    国难当头，一南一北的局面互相呼应，革命形势仍然波谲云诡。这年冬天，陈毅元帅在广东韶关南雄梅关写下的“绝笔”诗《梅岭三章》，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被围20天写下“绝笔”诗作

    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唐代丞相张九龄曾在梅山劈开关隘，设立关卡，此后，大梅关就成了赣粤交通孔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转移，开始长征。项英和陈毅率部在敌人重点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了将近三个年头。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队进行第二次大“清剿”，使出碉堡、隔离、搜剿“三管齐下”的手段，步步进逼游击队根据地。陈毅进入革命生涯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

    梅岭山中的深秋季节，寒意袭人。那时，陈毅正住在离大余县城约15公里的梅岭的一个山沟里。一天下午，原湘鄂赣省委派到敌军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又名陈宏)送个条子上山来，说中央派人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县城去接头。

    没想到，此行让陈毅在梅关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陈毅抵达大余县城时，得知陈海已叛变。当他返回梅岭时，叛徒陈海已经把告密信送出，项英、陈毅等的住地———梅山斋坑迅速被敌人包围。敌人以5个营的兵力在梅岭搜索，为避搜查，陈毅和特委人员果断地昼伏草丛，夜里转移，在梅山范围内与敌人周旋。

    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丝毫不敢动烟火，也没有粮食可吃，只能嚼野果、野菜充饥。一日，陈毅蛰伏在草莽中，旧伤隐隐作痛，胃病重新复发，心中异常焦虑，不知能否逃过这个劫。思虑中，陈毅突然诗思泉涌，顷刻之间，把十几天得到的诗句联接成章，默吟出豪气冲天的“绝笔”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赣粤边游击队成新四军前身

    奇怪的是，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晚上也没来，第二天山里也十分平静。这是怎么回事？派人下山一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国民党四十六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

    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道，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动了40多个正规师和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陈毅、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直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才逐渐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937年9月6日，陈毅出山与赣粤边国民党县、专署、江西省军政当局谈判合作抗日，10月2日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梅岭是“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根据地，如今，大梅关古驿道沿途建筑已修复，遍植梅树，重立诗碑，《梅岭三章》诗碑与梅关碑林连成一片，成为当地一道人文风景。

    红色辞典

    “逼蒋抗日”

    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后，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主动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介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旗帜的先声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追忆

    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范东升追忆父亲

    范长江在香港创办《华商报》

    北京旧城内的一座寻常院落里，绿意怡人。厅堂内，一幅遒劲飘逸的中堂高悬：“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首白居易的《观刈麦》，为著名爱国志士沈钧儒亲手所书。

    范长江二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范东升回忆，父亲生前最喜这幅字，天天都看，闭眼即诵。“他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这是他一生的信仰。”

    据范东升回忆，范长江的一生与广东渊源十分深厚，至少有三段缘分可传为佳话。

    1927年，年仅18岁的范长江决心投笔从戎。

    6、7月时，武汉政局已发生变化，范长江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学兵营，不久后编入二十军第三教师团的第三营，范长江任第三排九班班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过程中，9月份潮州一战，范长江所在指导团被打垮，撤退中，一个人跑到了汕头的他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病倒街头，沦为乞丐，被收尸的人收到一堆，几乎一起埋了。“这时的范长江的思想非常苦闷，处于十分茫然、不辨方向的境地。”国内动荡而复杂的政治局势使只有19岁的范长江倍感迷惑。“好好读书，从读书上找出路。”他毅然离开了部队，重新开始了求学之路。随后，范长江来到南京，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

    1941年5月，在“青记”和“国新社”被国民党查封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范长江与邹韬奋等在香港创办了中共海外机关报《华商报》。1949年10月，《华商报》停办，其报人即赴广州创办中共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

    建国后到1956年的短暂几年，范长江经手创建了新华社、《解放日报》与《人民日报》。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加之与《华商报》的渊源关系，范长江在广东新闻界的朋友众多，常到广东出差。范东升记忆很深的是，小时候家中报纸很全，常年订阅广东的报刊，其中就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