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为何反感江西官员？

刘恒宝

2011-04-12  13:53  来源： 书屋
       核心提示：兰陵笑笑生对江西官员颇无好感，笔下的一股怨气扑面而来，让人猜测作者肯定吃过江西人的亏，所以要形诸笔墨发泄发泄。

本文摘自：《书屋》2011年第1期，作者：曹亚瑟，原题：《笑笑生为何反感江西官员》

兰陵笑笑生对江西官员颇无好感，笔下的一股怨气扑面而来，让人猜测作者肯定吃过江西人的亏，所以要形诸笔墨发泄发泄。

江西官员如何不堪

我们来看看《金瓶梅》中是怎么描述江西人的。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在府中接待蔡御史、宋巡按，这个蔡御史刚点了两淮巡盐御史，是西门庆搞盐业贩卖需要巴结的官儿；宋巡按的官职全称是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相当于山东省纪委书记，西门庆要想在官场大有所为，更是巴结须臾不可离。上次西门庆收受苗青贿赂一千两银子，就是被当时的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弹劾，西门庆急忙到蔡京处送礼才化险为夷的。所以，西门庆此次安排下酒宴、歌舞戏文，费了足有千两金银。这个宋巡按字乔年，号松原，受蔡京指使暗中陷害曾孝序，使其先被降级使用，后又被罢官流放岭南，可见不是什么好鸟。这宋巡按在西门府坐了没多大会儿，就起身要走。蔡御史和西门庆都再三挽留，宋巡按只说是还要到察院去处理公事，还是走了。临走，西门庆把一桌酒席和金银餐具打包送给了宋巡按。

蔡御史来时还送了个见面礼：两端湖绸，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砚。而这个宋巡按全没有这些礼数，只递上一单拜帖。在《金瓶梅》里众多与西门庆交往的官员中，像宋巡按这么抠门的，这也是惟一的一个。书中先是说宋巡按是“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后面西门庆对其行为不解，问蔡御史“我观宋公，为人有些蹊跷”。蔡御史解释道：“他虽则是江西人，倒也没甚蹊跷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好像是有点偏袒他，说他虽然是江西人，但还不像其他江西人那样，只是初次相会，有些装模作样、端端架子罢了。

别看这个宋松原貌似清廉，但在第七十四回中，在宴席上他看到西门府中的一座八仙捧寿的鎏金鼎，夸奖不已，说曾写信叫当地官员捎来一只，送给当朝蔡太师，一直尚未送到。这西门庆岂是吃干饭的？这不是上峰暗示看中你这座鎏金鼎了吗？于是，西门庆下来就悄悄差人把八仙鼎送到了察院中。接着西门庆把荆督监（收了人家二百两银子）和吴大舅升职一事提了出来，宋巡按满口答应。宴请侯巡抚诺大一酒席，宋巡按与手下只拿出十二两银子分资（份子），当然吃的就是你大户西门庆了。于是这一出各得其所的权钱交易就悄悄地做成了。

看来这个宋巡按是个标准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主儿，表面上装模作样，背地里巧取豪夺。那么，明代历史上的江西官员就是这么不堪吗？

说起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江西官员在明代有什么影响，是个什么地位，都干了什么事儿。

明代江西多高官

自明太祖杀了丞相胡惟庸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而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明代历任首辅共五十三人，其中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这就很明白了，江西人在历任首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因为权倾一时，自然得罪人也不会少。

再看看内阁中的历届阁臣分布。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二十七人；江苏：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东：十三人；湖广（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广东：五人；山西：五人；广西：二人；陕西：二人；云南：一人。

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说明江西人在官员里人数多，影响大。

再从明代的官员储备库——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苏十八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

这就很容易看出些问题了。江西人在内阁中人数多、势力大，再加上嘉靖朝出了个权倾一时首辅严嵩，仗势欺人，官声不好，也就难免有人侧目了。

同乡在朝好办事

从上述统计中能够看到，江西人在明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人也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

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

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种人物的不同声音演绎了一段纷争，其中人物的身份颇具意味，实际上代表了民间的共识：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永乐初年，杨士奇就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进士和官员大省——浙江和江西还为此要一争高下，可见两省的旗鼓相当。

那么明代江西官员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明代江西籍官员素有研究的曹国庆先生认为，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嘉靖间江西铅山曾出了个内阁首辅费宏。曹国庆先生以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为例，发现他们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内阁首辅费宏。这些人当官之后，必然成为其家乡及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对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阶层多多照拂。虽是人之常情，但首辅之言谁敢不照办啊（参见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12期）。

同时江西的工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业，明代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西铅山盛产铜矿，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但也有很多官员因此对江西人怀有成见，比如张居正就不大喜欢江西人，所以时任礼部尚书的张四维看准张居正的这一点，就把当年应考的江西举子汤显祖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尽管他的试卷花团锦簇，但颇有些恃才傲物，谁知政治歧见竟使得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怆然离京。

王世贞与江西人的恩怨

那么对兰陵笑笑生来说，必有更加直接的原因才会使他对江西人怀有不可释怀的黑暗印象。这又使我们想起那个关于王世贞与《金瓶梅》的传说，那个与江西人严嵩有关的传说。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有一段这样的传说：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嘉靖帝处死的王忬。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其权势昌炽时，颇好书画古董雅事。时任蓟辽总督的王忬家藏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严嵩之子严世蕃得知，就向王忬强索。时严嵩为首辅，其子严世蕃为工部左侍郎，谁人得罪得起。王忬于是“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图卷中“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事情败露后，严嵩父子对其怀恨在心。此时恰因王忬以“滦河之变”戍边不力，嘉靖帝大怒，遂将王忬下狱，严嵩于是上奏本将其害死。“世贞与世懋日匍伏嵩门，涕泣请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请救。诸贵人畏嵩，终不敢言”（《明史》卷二七八《王世贞传》）。

正史不载《清明上河图》事，但王忬之死确与严嵩有关。为宣泄心中怨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严嵩口诛笔伐，严嵩从此落下奸臣的声名。

另外，严嵩还利用收复河套之事，谋害曾经举任过他的前任首辅夏言，先是夺去夏言官衔，后向嘉靖帝进谗言，把夏言推至西市斩首。这就是世传严嵩这个江西人干的坏事。不过近年来历史学界颇有些为严嵩翻案的势头，比如曹国庆先生就认为严、王之争和严、夏之争均为嘉靖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动阁臣之间争斗的权谋，严嵩总体大德不亏。“嘉靖时的阁臣中，张璁三进三出，费宏、桂萼二进二出，杨一清、李时、方献夫、翟銮、顾鼎臣由首辅退居次辅，俱被世宗玩弄于股掌之间”（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

明季首辅任期最长者是杨士奇，二十一年；此外就是严嵩了，十五年。在《明史》中严嵩是入了《奸臣传》的。清朝修《明史》写严嵩传时多吸收了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说严嵩的升迁，多为“私之”、“臾之”、“躐得之”而得：当祭酒是“辅臣费宏其乡人私之”；当尚书是“谋于辅臣”、“从臾之”；入内阁是“嵩复私于言，躐得之”，总之是朝中有人（同乡）好办事。王世贞恨透了以严嵩父子为代表的江西奸党，因而也捎带着恨上了其他江西人。严嵩倒台没多久，一部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的八幕剧《鸣凤记》便流传开来，其后王世贞又有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问世，骂这父子二人是“朱蛇”、“贪狼”。

而王世贞与《金瓶梅》的关系，据《寒花盦随笔》载：“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小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后又说世贞以毒药粘于纸角，诱使严世蕃的走卒唐顺之日夜观赏以指沾唾液翻书中毒而死，情节颇荒诞离奇。

但诞生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既以蔡京影射严嵩，那这个作者必是与严嵩有深仇大恨之人。既然吴晗先生已撰文否定了王世贞家中曾藏过《清明上河图》，因而也否定了《金瓶梅》是王世贞所作，那么它的作者我们也必须从与严嵩有大仇者中间来找。

不管怎么说，因为对严嵩有恨，所以兰陵笑笑生才迁怒于整个江西官员，才会在《金瓶梅》中塑造出“为人浮躁”的江西人宋巡按，才会让宋巡按吃拿卡要、贪得无厌，这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