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大靠山戴笠后的"站队"

步天涵谷

1946年戴笠去世后，蒋介石让父亲等军统局的8大处长跟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毛人凤一起商讨，谁来接替戴笠的位置。这次人事调整，是父亲在失去戴笠这个大靠山后，一次重要的“站队”。父亲的选择，关系着他的前途。这期间，父亲对毛人凤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之间的恩怨，也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视毛人凤为亲信

当时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资历颇深、从军统局成立之初就给戴笠当副手的郑介民；一个是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军统局书记室书记唐纵。郑介民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兼国共和谈代表，而唐纵则是军统局代办兼总统府中将参军，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警政及保安等机构的机密文件。父亲认为，唐纵过于谨慎，凡事亲力亲为，若以后在他手下工作，很难发展。而郑介民一向不爱抓具体事务，在军统的工作完全由毛人凤负责，选郑介民也就等于选毛人凤接班。父亲想，他和毛人凤都是戴笠宠爱的亲信，毛人凤上台，对他日后的发展很有益处。所以，在人选讨论会上，父亲抢先提出让郑介民接替戴笠。

毛人凤对父亲的良苦用心非常感激。他清楚自己在军统的资历浅，外没当过站长，内没当过处长。如今能在军统站住脚，完全是靠戴笠的恩宠。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同学，戴笠穷困潦倒之时，他曾资助过戴笠20块大洋，鼓动他去考黄埔军校。戴笠执掌军统局大权后，特意把毛人凤这个县衙里的小文书请来当秘书，并在几年内把他提拔成了少将代主任秘书。毛人凤除了对戴笠忠心耿耿，对局本部的其他人也总是笑容可掬、和和气气，从不轻易得罪任何人。

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郑介民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原军统局的8大处长有7个都被免职，唯独父亲仍任保密局总务处处长。不久，蒋介石又任命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部物资。毛人凤以为郑介民当了次长，一定会放弃保密局局长的位置，谁料，郑介民不但不放弃，反而派自己的亲信任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8大正副处长。同时，以“精简机构、汰弱留强”为借口，把原来5万工作人员精简至不到1万，还把抗战期间死难人员的遗眷和被淘汰失业的人员作了一次性处理。对此，父亲等人都很反感。

一次，父亲在毛人凤家里发牢骚说：“郑先生倒是甩了个大包袱，可麻烦都落在我头上了。如今遗眷和失业的同志经常找我又吵又闹，要求补发生活费和抚恤金，可局里又没有这笔开支，叫我怎么办？！”

毛人凤故作同情地说：“是啊！郑先生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也真够难为你的。这事全仗着你老弟支撑喽！”父亲苦笑道：“我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毛人凤为了进一步激起父亲的不满，神秘兮兮地说：“你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将来前途比我们都大啊！不过，你也要多加注意！你的对头也不少，特别是卡在你头上的人！”

父亲先是一愣，随即笑道：“卡在我头上的就是你喽！”毛人凤不愠不火地说：“要是我，我还会说这种话吗？”父亲禁不住脱口说道：“你是指郑介民？”毛人凤嗔怪地望着他说：“你看，何必说出是谁呢，你注意就是嘛！”

“我看郑介民这人讨厌得很，把他掀掉，你们不就起来了吗？”毛人凤的老婆突然在一旁插话。

为了打破军统局一贯由黄埔生坐第一把交椅的惯例，另外父亲也想等毛人凤上台后，晋升自己为副局长。他对毛人凤夫妇的话心领神会，决心帮毛人凤挤走郑介民。

借祝寿挤走保密局局长

父亲一回家，就连夜赶写了一份关于郑介民的黑材料，揭发他包庇北平站站长侵吞日伪财产，以及他老婆贩运鸦片，抢占公房、汽车，到总务处报销日常化妆品和孩子玩具等劣迹。毛人凤看后异常高兴，嘱咐父亲要再搜集一些材料。

父亲知道郑介民的老婆贪财，正逢郑介民即将50大寿，索性利用他老婆，制造了一些“机会”。父亲放风出去，让临澧特训班的大小特务知道郑介民大寿，要准备厚礼。郑介民其实很怕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早就告诉老婆，不要办寿。父亲趁郑介民不在家，鼓动郑太太说：“常言‘50不办，60不发’。郑先生的50大寿一定要办的。大家都想送些礼，尽尽心呢！”

爱财的郑太太不顾丈夫反对，办了宴席，按我父亲的建议把各种寿礼都摆在大厅的条案上。父亲趁机用微型照相机把寿礼一一拍了下来。同时，他还通知在招待所的遗眷们去郑家吃寿酒。当遗眷们拖儿带女地涌向郑家时，父亲赶去不慌不忙地拍了几张照片。

事后，父亲把照片连同以前的材料一起交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看后大怒，撤销了郑介民保密局局长之职，改由毛人凤担任。父亲闻讯特别高兴，他鞍前马后地忙了几个月，终于把毛人凤抬上了局长宝座，这样自己也就很快能更上一层楼了。于是，他放心大胆地去西安、重庆等地处理战后遗留事务。

可父亲万万没想到，当他在重庆处理完中美合作所遗留的最后一批物资返回南京时，许多“不幸”正等着他：一是郑介民在移交手续前，已得知是父亲导演了那场祝寿戏，于是派人大肆清查总务处的账面，甚至搜查过我家；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贪污行为，却在父亲的得意门生——管理科科长邓毅夫的床下发现了一箱局本部从国外买进的洋锁，于是以“监守自盗”的罪名把邓毅夫枪毙了。之后，毛人凤上台，又派人去清查了总务处的物资和账目，还以“团结更多部下”为由，解散了以父亲为首的“滨湖同学会”，另外组织了一个以毛人凤为首的“统一同学会”……

沦落云南

父亲这才意识到：毛人凤要过河拆桥。因为唐纵已被调到内务部警察总署当署长，退出了权力之争，将来有资格和能力取代毛人凤的，只有父亲。所以，毛人凤一上台就开始收拾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父亲非常不安，觉得自己如果不尽快离开毛人凤，迟早会是邓毅夫的下场。

可是，在总务处干了七八年，就这样引退，父亲心有不甘。一晚，他打电话给毛人凤，毛的副官询问后回答说：“沈先生，毛局长正在打麻将，有什么事让你告诉我。”父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了声“没什么”便把电话摔了，心想：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我，你能登上局长宝座？

第二天，父亲直接到了毛人凤办公室，汇报完工作后，他进一步试探说：“我在局里当总务处长8年了，现在日伪财产清查工作也基本完成，很想到外面干干，不知你是否同意？”毛人凤一听，不仅没有挽留，反而很痛快地说：“好啊！外面正需要像你这样年轻又有经验的骨干。现在许多地方干部不得力，台湾、云南这两个地方都很重要，你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

毛人凤的话令父亲彻底明白：他不仅想把自己挤出局本部，而且还要像充军一样发配到偏远荒僻的台湾或云南。父亲又气又恨，回家后同母亲和祖母商量，全家人都不愿意漂洋过海到“荒蛮小岛”台湾，宁愿去云南。不久，毛人凤就痛快地任命父亲为云南站少将站长。1948年5月，父亲举家前往昆明。

1949年春，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损失大半。蒋介石、 毛人凤随国民政府逃往台湾。但蒋介石不甘失败，决心要保住云南，把其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他一面安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面让父亲严密监视卢汉和该地区的反蒋民主人士。1949年8月初，毛人凤亲自打电话给父亲，命他立即除掉与卢汉关系密切并支持其反蒋的原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民革负责人陈复光、省民政厅长安思溥、省保安司令参谋长谢崇文、保安旅旅长龙泽汇5人。

步天涵谷

父亲早已心灰意冷，对毛人凤的指令也不积极，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他深知，如果除掉了卢汉的亲信，卢汉决不会放过自己。他也不愿以自己妻儿老小的性命作赌注，给毛人凤卖命。毛人凤一连来了3封急电，催父亲赶快行动。最后一封急电说，蒋委员长对杨杰恨之入骨，命父亲3天内务必除掉杨杰。父亲听说是蒋介石的命令，不敢怠慢，决定暗杀杨杰。不料，此事被我祖母发现了，她给了杨杰逃离昆明的机会。就在杨杰逃离昆明的同一天，卢汉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同意在昆明来一次大搜捕。毛人凤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从重庆带了一批特务来配合，这就是历史上的“九九整肃”。不过，当父亲带人赶往杨杰的寓所时，他已经跑了。毛人凤得知后非常恼火，立即从台湾赶到昆明，要亲自处理“九九整肃”抓捕的人犯。毛人凤一下飞机，就居高临下地责备父亲办事不力，放走了杨杰，让蒋介石非常生气。父亲表面上点头称是，心里很不服气。

那次毛人凤在昆明住了近一个月，主要目的是说服卢汉杀掉一批抓到的人犯，让卢汉手上沾上革命人士的鲜血，以堵他投共的后路；另外就是命令父亲坚守云南，不得擅自离开。这最后一条无疑是要把父亲钉死在云南，切断父亲逃往台湾的后路。对此，父亲恨得咬牙切齿，决定对他还以颜色。

把两包毒药扔进马桶

父亲当时已经把我们一家老小送往香港，把云南站搬到了自己家里。毛人凤最初住在别处，但为了收发电报方便，住进了我们家。父亲心中暗喜，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在毛人凤的饮水或饭菜中放慢性毒药。毒药两个月才能发作，父亲打算在毛人凤离开昆明之前下手，这样谁也不会怀疑到自己身上。主意拿定后，他表面上对毛人凤的饮食起居关怀备至。但毛人凤并不感激，还一个劲地埋怨父亲工作不力；加上此期间，毛人凤常常把一个女戏子带到家里，肆无忌惮地调情，更增加了父亲对他的怨恨。

转眼间，毛人凤在昆明呆了20多天，但由于卢汉的不配合，工作毫无进展，毛人凤的情绪也非常差。一天晚上，毛人凤正在批阅文件，突然停电了。他慌乱中碰翻了桌上的水杯，气得拍着桌子大骂父亲的贴身副官闫齐生。事后，父亲越想越气，心想：打狗还得看主人！这明明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想到这些，他对毛人凤的宿怨再次涌上心头，立即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包毒药，准备第二天放在他的饮水和饭菜里。

第二天一早，父亲揣着毒药去毛人凤的卧室，见他正在阳台上做操，便顺口问候了一声。不知什么原因，毛人凤突然过来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沈啊，这些年你待我始终如一……”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不难看出，毛人凤自己也觉得对不起父亲。

毛人凤的半句话和愧疚的表情，竟让父亲失去了下毒的勇气。事后，他也对自己的软弱很恼火，暗下决心还是要除掉毛人凤。就在父亲准备再次行动时，发现毛人凤桌上有几封催他立即返台的电报。父亲矛盾万分。他知道，如果再不行动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但毛人凤一死，保密局必定内乱，大权旁落，戴笠苦心创办的基业就等于毁在自己手里，如何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戴笠？父亲几天来心神不宁，最后还是决定在“党国危难”之际，以大局为重，毅然把两包毒药扔进了马桶。

毛人凤临上飞机前，一再指示父亲：一定要坚守云南。即使卢汉发生突变，也不得离开。要么拉起部属进山打游击；要么诈降，再伺机活动。他的这番话让父亲心凉了半截。这不是决心要置自己于死地吗？想到这些，父亲深恨自己的优柔寡断。所以，在卢汉用枪胁迫他一道起义时，他决心不再为毛人凤卖命，毅然签下了起义通电。毛人凤得知后，气急败坏，命蒋介石派到云南攻打昆明的汤尧，务必在“攻下昆明后”，用专机把父亲押往台湾，同时还派特务到昆明准备暗杀父亲。

后来，汤尧被捕，父亲也被卢汉当成战犯关进了监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台湾方面以为父亲被镇压了。毛人凤可能是内疚，决定优抚父亲的“遗眷”。当我母亲在香港改嫁后，我的大伯即托人把我的4个姐弟接到了台湾。毛人凤分配给大伯一栋日式花园平房，每月将父亲的少将薪水发给大伯，同时还专门派了一个厨子和一个原临澧特训班的学生照顾他们，以求得自己的心安。

毛人凤到台湾后，做官秘诀全在“忍、等、狠”。别人当众搧他耳光，他能微笑自若；蒋介石脱下鞋往他脸上乱打，他说这是“领袖的爱戴”……他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1952年10月10日，毛人凤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委候补委员。1953年3月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1955年，他阴谋加害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未能得逞。1957年10月14日，病死于台北。

1960年11月28日，父亲被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晚年，他选择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和香港。他说：“国家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出了力，还是相反。”1996年3月18日，父亲因结肠癌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