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制约“校官”权力是去行政化的关键

文卓

最近，复旦大学正在制订被称为“复旦宪章”的《复旦大学章程》，其中一项重大改革是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对隔离，并设计了专门的会议制度和“召见—问责”制度。

在高度行政化、什么都由校园官员说了算的中国高校，复旦大学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让一线教师在学术方面有了某些话语权。如能将这种制度落到实处，我相信不学无术之徒主宰大学教学、科研的现象会大量减少，久为人诟病的高校评奖、评职称等领域的不公将得到一定的遏制。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复旦大学目前的探索还是初步的，杨玉良校长要走的民主治校之路还相当遥远。

鄙人厕身大学已历30年，担任高校教职也超过了25年，不敢说自己在高校管理理论方面有多深造诣，但对当今大学的痼疾非常了解。现在不仅是一般大学，就是某些名牌大学，许多教师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不是把学问做好，不是出多少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而是想在自己稍有成绩之后在仕途上卖个“好价”。博士、教授甚至博导可以为一个处长头衔争得天翻地覆，与民国时代一些学者动不动辞官从学形成鲜明对照。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并不是最要紧的，大学行政人员虽然也有不学无术的，但确实有不少人学识高深，懂教学、懂科研，真正要紧的是如何民主地遴选校园官员并有效制约其权力。如果校园官员的选择依然取决于各级领导的意志，第一线教师顶多只是参与一下并不公开的所谓“民意测验”；如果校园里的人事、分配、基建、远景规划等重大事项依然属于“领导研究”的范围，那么，就算是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了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的基本格局仍然是行政化的，大学教师仍然不可能真正将学术当成安身立命之本。相反，假若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的遴选是充分民主的，只有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才有可能担任；假若校园官员行使权力时不敢不顾及一线教师的感受，一旦违背了民意，马上面临下台的危险；假若行政人员无权单独决定任何重大问题，即使让校园官员进入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也一样可以是非行政化的。

任何权力都是跟各种物质、精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限权本质上就是限利。鄙人虽然不是大学官员，没有直接感受过校园官员面对改革的心态，然而，没吃过猫肉，却常见猫走路，我深知即使是改到复旦这一步，杨玉良校长也肯定面临巨大阻力，然而，中国的大学不改革是绝对没有出路的，首先是它不会被国际社会尊重，其次是它会引发纳税人的强烈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瞻前顾后苟且偷生，不如冲破各种不当利益的罗网，断臂求生。当大学不再被少数人的既得利益绑架，崇尚学识、崇尚创造，当大学中人以谋得一个普通教职为荣，你不让它腾飞、不让它出大师都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