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没有忧患意识的文化不可救药

文卓

　150年前的10月18日，是英法联军恣意劫掠园藏珍宝过后，将整个圆明园付之一炬的日子。大火此起彼伏，三日之内昼夜不熄，数百宫娥、太监、工匠，因为躲避不及被活活烧死，一座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皇家园林毁于一旦。圆明园的构建理念中西合璧，布局开阔，美轮美奂当不亚于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但是，英法联军并不因为他乡遭遇故国风情而有丝毫怜悯。

　　我的圆明园印象还驻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黄昏。我看到标志性的大水法遗容，一些西洋建筑的石材残迹零落散布近旁，周围有不算茂密的树木，地面上杂草丛生，夕阳西下，残垣断壁映照在透过枝枝叶叶的余辉中，显得斑驳陆离，有一种悲凉凄婉的美。

　　十数年后，当我徜徉在波斯人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波斯波利斯(Perspolis)故宫遗迹中，高高的立柱之间与上述的圆明园印象，很自然成了一个对照坐标。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的巨大王宫，系居鲁士选址，大流士一世动工建造，历时60年始成。波斯波利斯威严恢弘、精美绝伦，因为它是石材建筑，不至于像中国传统的木建筑，一把火就烧个精光，加上西方考古学家的协助发掘设计，其至今日依然让人震撼。波斯波利斯的最终命运也是被征服者付之一炬，这个征服者是亚历山大。我曾问德黑兰大学的一位老师，亚历山大何以同这人间奇迹过不去，作为一个希腊人，他能够对美漠然无衷以至于此？回答是复仇。当初波斯军队攻入希腊，没少干烧杀掳掠的勾当。耐人寻味的是，夜幕降临，主人安排灯光表演，但见一轮圆月挂在光秃秃的山岗上面，倏地几道蓝光从立柱底部射出，耳旁响起的，却是大流士在一字一句宣讲他善思、善言、善行的波斯哲学。

　　如此很自然地回想起我们的圆明园，一样是毁于入侵者熊熊大火的皇家宫阙，除了历史和废墟的规模不比前者，它留给我们更多的是耻辱和愤怒。圆明园已经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一个符号。我们不可能吞下这个苦果，若无其事来重现康乾盛世的八面威风。仅此一端，日前时有所闻的民间资本参与重建圆明园的金碧辉煌，由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宏图大业，想起来，怎么都有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悲哀。因为它事关的不是一个企业、一种经济，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

　　什么是文化？美国传媒学者、文化研究一度的当红人物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文中，开篇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侧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的含义，而是政治的含义。文化在这里并不是伟大艺术形式中的审美理想，也不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的“人文精神”，用来抵挡如潮汹涌的粗鄙污秽物质主义，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种社会经验的所有意义。费斯克这里的话或许是矫枉过正，强调“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将致力于启蒙和人文关怀的“大写的文化”撇在了一边。但是我倒觉得，费斯克的这个政治挂帅的文化定义，用在圆明园150年屈辱历史的回顾上面，也还是适得其所。我们这个民族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但是中国缺少坚忍不拔超验信仰的世俗文化传统，又令我们的苦难意识太容易转瞬化入歌舞升平。在苦难和忧患面前，审美的快感其实是苍白的。一个没有苦难和忧患意识的文化，必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堕落文化。故此，假如我们的圆明园遗址还有大的动作，费斯克奉为文化研究圭臬的“政治”的理念，不妨予以充分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