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代价：日本人谈二战时只是指对抗美国

陈浩海

2010-11-01
本文摘自：《罪恶的代价》，作者：伊恩·布鲁玛，中文译本出版：博雅书屋

二战结束后，德国诚心悔罪，日本死不认错，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两个国家对大战的看法为何存在鸿沟？彼此的集体记忆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异或政治不同吗？又或是根植于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耻文化”，德国则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访二战的代表性城市：奥斯威兹、广岛和南京，并从军事审判、教科书、纪念碑等各方面广泛触及而深入探讨，引导读者从各种立场和角度，来理解这两个民族在战后面对自己历史罪行的态度。

日本人谈战争通常只指对抗美国

在一个遭受灾难的政权之后，连续性始终是个问题。一个绝对干净的切割口是不可能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假象。因政治宣传、宗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所造成的文化的习惯与偏见，一向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尤其当改变的原动力是外国占领者之时，而且他们通常也许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改变政治制度是容易的，但愿习惯和成见也能够随之改变。不管怎样，这一点在德国比在日本容易进行些。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犯罪的政权之下，一群政治流氓开始一项运动。所以，移除这个政权，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在日本，从来就不曾干净地切割法西斯主义与前法西斯主义。

其实，日本从来就不是个真正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既没有法西斯党或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党，也没有元首。而最接近法西斯的就是日本天皇，不管他还可能是什么，但他绝不是个法西斯独裁者。许多战前(在中国的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治理日本的人，在战争期间也做着同样的事，当战争结束后，仍然留在政府里面。这些是谨慎又专制的官僚和保守的政客，其中没有一人拥有丁点像戈林和戈培尔的那种恶棍式的神气活现。也许有人说，实际上是武装力量统治着日本，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在于是哪个武装力量，或者在武装力量的背后是谁在操控。命令的连锁关系，一点也不清楚，所以，当战后的德国失去了它的纳粹领袖，在日本却只失去了它的海军将官和陆军将领。

在日本也没有文化切割口。没有被放逐的作家及艺术家，他们能够回去纠缠那些他们坚持的善恶观念。没有所谓日本的托玛斯·曼与埃尔佛烈德·德布尔。在日本，每个人都选择留在原处。一九三0年代，许多前左派人士以一种正常的方式，亦即众所皆知的“转向”，公开取消他们的政治观点，可是，战争一旦结束，又立刻回复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作家，例如永井荷风，他们私底下对战争状态下的日本感到惊恐，而且在日记中嘲笑军国主义的粗野行为。不过，“内心移民”与日本作家非常接近，任何类型的抗议都会来登记。

在日本废墟里的许多生活照片中，有一张特别令人感到震惊。是由摄影家木村伊兵卫拍摄于一九四五年。在前景中有三个人，两女一男，面对着靖国神社的大门──鸟居──的方向鞠躬。在大门与正在鞠躬的三人之间，有个木牌子上面写道：所有同盟国的人员与车辆，禁止进入。占领军试着镇压这个神社所举行的活动，因为为了天皇而死的男女(多数是男性)鬼魂在这里受到祭拜。在数百万从来没有被要求赴死的士兵的鬼魂之中，被安置在这里的是，在南京、马尼拉屠杀平民，对战俘施以酷刑，还谋杀奴工的男性鬼魂。靖国神社是军事化的天皇崇拜之下最神圣的神社。

在主要的神龛之前，有两座巨大的青铜灯，上面刻着日本战争的英雄之图像与著名战役的场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军占领下最典型的事情：神社管理人员受命毁坏这两座灯笼，甚至日本人主要的崇敬对象──天皇本人──也被安置在某处妥善保护，以避免遭到历史的仔细审查。神官们忠实地以水泥覆盖浮雕，不过，一九五七年时，这层水泥毫无困难地被清除了。一九四八年，天皇本人又重新开始他的年度靖国神社参访活动，同年，岸信介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照片中的三个人，这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一九四五年寒冷的冬天，祭拜这个特有的象征──它曾经带给他们以及数百万其它的人极大的悲痛。

然而在日本，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完全保持不变。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改变都基于美国的命令。当然，这是胜利者的特权，而且许多改变是有利的。但是，日本有条不紊地屈从，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成长过。日本对美国有一种“迷恋”，而这种纠缠越陷越深，我相信，比起总是陷得够深的德国反美主义还严重些。德国被几个强权占领，其中包括两个欧洲强权，而日本实际上只被美国人占领。西德是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东德则属于苏联帝国。日本唯一正式的结盟是和美国，但透过的却是一个许多日本人反对的安保条约。借着声明放弃国家的主权，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因此，当敏锐地感受到美国的政治优势的时候，和美国人之间就还会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事情。

目前，当日本人谈到战争时，他们通常只意味着对抗美国的战争。很多日本人对于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有着深深的保留，但是对于一九四一年日本攻击美国，却觉得有种爱国的骄傲。对于南京大屠杀感到罪恶，绝不意味着对于珍珠港也抱着类似的罪恶感。反之，德国人一再被提醒必须记住纳粹和大屠杀，而日本年轻人想到的是广岛与长崎──可能还有南京，但仅仅在自由主义的学校教师和新闻记者提醒之下。发生在东南亚的战争几乎全部不记得了。无论如何，较年长的日本人确实记得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外国军队占领。但是，对日本人而言，那是一支非常不寻常的军队。日本在亚洲的军队，除了带来死亡、强奸、破坏之外，几乎没带来什么，然而这支军队却带来格伦·米勒的音乐、口香糖、民主的课业。这些赐福留下了感谢、对抗、羞耻。

你会明白那种像在小说中的感受。野坂昭如的小说《美国羊栖菜》，据我看来，是日本废墟文学的短暂历史中的重要著作。当战争结束时，野坂是个十三岁以上的少年。小说中的主角是个做广告的人，名叫敏夫。敏夫在一九四五年的记忆，是那些闪耀在阳光下的口香糖包装纸、大屁股上紧贴着轧别丁长裤的美国大兵、竖立着像钓鱼竿似的天线的吉普车、免费的食物及DDT喷射器、提供女性给外国兵士而获得小费、在任何机会下说“San-Q”(谢谢)、降落伞丢下装满了茶叶──日本人误以为是羊栖菜，因采用外国的食用习惯而吃得吓了一大跳──的板条箱。对于一个敏夫世代的日本人而言，整个美国人的胜利不只是军事的灾难，那是一种种族的蒙羞。

“Gibumeshigaretto，chocoreto，san-Q。我知道，没有人能够与一个美国人继续做免费又简单的会话，除非他有过这种向美军乞讨的经验。看看那些像猴脸的家伙，还有高鼻深目的美国人。突然间，你听到人们说，日本人脸很有趣，皮肤很漂亮──他们有可能是说正经的吗？通常在啤酒馆，我看到在桌旁不远的一个水手，或者某些外国人，如果你只看着他的衣服，看起来有点邋遢，但是他的脸充满文明，而且我注意到我自己正盯着他立体的相貌一直看。比起在他四周的所有日本人，他是颗闪亮的星星。看着那肌肉发达的臂膀、巨大的胸部，当你坐在他旁边，你不觉得羞辱？”

敏夫的太太就像许多现代的日本女性，对外国人比较不会神经过敏。她于假期中在夏威夷认识了一对美国夫妇，并邀请他们到东京来玩。这个丈夫是个高大、虚张声势的人，名叫希金斯，以前竟然曾经还待过日本：在占领期间。他甚至讲一点日语。敏夫想，应该找个女人给希金斯。

“是什么让我为这个老人做出这样的服务？当我在他一旁，是什么让我觉得必须竭尽所能让他快乐？他来自那个杀了我父亲的国家，但是，我完全不怨恨他。远非如此，我还觉得因怀旧而接近他。当我买酒和女人给他时，我在做些什么呢？试着消除一个十四岁孩子一眼看到那些巨大的占领军士兵时的恐惧？为了回报他，当我们饥饿难耐时，他们送来食物？”敏夫打听到一个特别的娱乐是场性表演，据说由一位拥有日本最大阳具的人演出。他必须领着希金斯去看这场表演。他确定这将会让希金斯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聚集在巢鸦的饭店，这里非常靠近日本主要战犯被吊死的地方。日本第一巨物的岁数和敏夫差不多。他的名字叫小世。他的伙伴约二十五岁，想必是有吸引力的。然而，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第一巨物的演出发生麻烦，不管他和女子怎么努力就是没办法。

“在他知道之前，敏夫非常紧张，仿佛他自己遭遇突然的不举。‘你在干什么？你是第一巨物，不是吗？快点，表演给这个美国人看。你的庞然大物是日本的骄傲。一举击倒他！吓个他屁滚尿流！’这是个啄木鸟式的国家主义：他的东西必须站起来，不然就意味使种族丢脸。”

可是一切枉然。敏夫非常了解这个状况：“这个人称小世的人，八成约三十五岁，如果是这样，希金斯可能是造成他突然不举的原因。假使小世有着与我在占领期间相同的经验──而且他一定有，不管介于东京和大阪─神户之间有何差异──假如他有‘Gibumechewingamu’的记忆，假如他能回忆起曾经受到士兵巨大的身躯的惊吓，那么，难怪他会萎缩成那个样子。”

电影导演大岛渚、野坂、日本第一巨物三人年纪差不多。他记得，战后的日本人是何等地渴望娱乐，而且它来自日本以外任何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有钱，吃丰富的食物，住大房子，而不是在废墟中。他们想看看美国，即使只是在破旧肮脏的银幕上闪烁的影像也无妨。但是，这些电影教导了日本人民主吗？大岛不认为。相反地，他相信日本人学习了“进步”与“发展”的价值。日本希望和美国人一样有钱──不，甚至更有钱。“而且如果我们思考在日本战后的进步与发展的惊人速度，也许我们应该说，我们所旅行的那条路线，正是我们几十年前在西方电影中所看到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