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残留遗孤的“中国根”：少数愿入日本籍者

步天涵谷

图为东大阪市一个四代残留遗孤家庭，一排左三为一代残留遗孤栗原富士子；一排右二为二代残留遗孤潘淑云；一排左二为三代残留遗孤任艳茁；二排左一为三代残留遗孤任艳艳。

连日来，46名中国人作为日本战后遗孤在大阪集体领取低保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让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群体，并引发种种质疑。

    据大阪府归国者联合会会长吕兴来所说，第一代日本残留遗孤有2800人，如今日本关西地区聚集了三四万残留遗孤后人。大阪府东大阪市就有着1800位从东北来的残留遗孤的后代，几乎构成了一个遗孤社区。     

    近日，本社记者走访了位于东大阪市一个四代残留遗孤家庭，深入了解了他们来日后的生活。他们本是被历史遗忘的人群，而在当下却又不得不生活于中日两国的民间夹缝中。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生活，更有身份感的迷失。

        第一代遗孤：感谢毛主席

    93岁的张秀英总是反复念叨，感谢毛主席，让我活到今天。其实她是个日本人，叫栗原富士子。

    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共计组织了20万人移住中国东北。

    1941年，24岁的栗原富士子和丈夫带着刚出生的儿子作为“开拓团”的一员来到了中国东北。然而，不到4年时间，随着日本战败，日本侨民和军队一样，开始漫山遍野的逃窜。

    一些试图徒步走回日本的侨民，在走到黑龙江后再也没有力气走下去。1946年春，他们聚集在黑龙江方正县等待命运的审判。此时二战结束，毛泽东发布指示，日本侨民可以被中国人收养的方式留在当地。这些处于死亡边缘的日本侨民由此得以幸存。据悉，留在方正县的日本遗孤人数多达千人。

    栗原富士子的日本丈夫在流亡中死去，她和儿子被一个方正县的农民收留。“我娘遇到我爹时，虚弱地连站都站不起来。”栗原富士子的女儿潘淑云对本社记者说。她是中日混血，栗原富士子与中国丈夫的第二个孩子。

    栗原富士子一生命运多舛，中国丈夫不久也病死了，她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长大。1972年中日建交后，她得以重返日本。

        第二代遗孤：特殊群体

    潘淑云和丈夫任少学来到日本时已经37岁，他们是以在华残留遗孤亲属的身份来到日本的。那时正值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在日本人眼里还是一穷二白。他们因此在日本遭到了严重的歧视。

    “那时有个残留遗孤刚来日本，每天没事就在社区里溜达，结果被日本邻居当作小偷报了警。”任少学说，由此可以想象当时遗孤的境遇。

    而在刚到日本的日子里，因为日语不通，遗孤亲属不但受了许多委屈，就连生存都成问题。起初他们靠申请低保过活，慢慢地才找到一些不需要语言交流的体力活。

    这一代人在日本际遇普遍如此，直到2007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时，在日本国会做了“为了友谊与合作”的公开演讲。演讲中，温家宝总理对残留遗孤的境遇做了介绍，这在日本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自此，任少学感觉，日本政府对残留遗孤的各种政策才一下子落实。

    潘淑云和任少学所在的东大阪市，逐渐成为政府安置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他们居住在东大阪市提供的政府公房里，逐渐形成一个遗孤社区，而伴随着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诸如破坏环境以及治安问题。

    东大阪市后来聘请任少学作为社区的保安。任少学几年保安做下来，逐渐将东大阪市的中国人社区弄得规规矩矩。而他自己也一跃成为年收600多万日元的高薪人员，得以安享晚年。

        第三代遗孤：融入日本社会

    任艳艳一直被日本同学叫着一个古怪的外号。多年之后，她才知道，那是1/4的意思。任艳艳是潘淑云和任少学的幺女。由于母亲是中日混血，她具有1/4的日本血统。
任艳艳8岁时来日本，她以日本名字就读日本学校，却依然遭到欺负。“因为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讲，没人相信我是日本人。他们更不能理解我家族的过去。”

    姐姐任艳茁在学校里也被人欺负。冬天学校扫除，日本同学都在教室里打扫，唯独让她到室外打扫。任艳茁哭着跑回家，嚷嚷着要回中国。

    直到姥姥栗原富士子到学校演讲了自己的遭遇，感动了很多人。学校对她们的歧视才逐渐变少。可是那种被当做特殊人的感觉始终没变。

    “我们一直说自己是中国人”任艳艳苦笑着说，“可是中国老家的人都把我们当日本人看，而日本人拿我们当怪物。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了。”

    虽然在日本读到高中毕业，任艳艳和姐姐任艳茁却依然找不到像样的工作，最终嫁人做了家庭主妇。

    任艳艳今年29岁，她像日本女孩一样染着金黄色的头发，喜欢化妆，热衷时髦。可一张嘴却是一口地道的东北腔。手机铃声也是那些脍炙人口的东北情歌。

    作为战争遗孤的第三代，生存已不再是问题，而融入日本社会却一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第三代战后遗孤，虽然普遍接受日本教育，但能真正找到像样的工作，融入主流社会的却是凤毛麟角。

    任艳艳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自己4岁的儿子身上。儿子出生在日本，从小接受和日本人一样的教育。作为第四代，他们有可能会彻底改变这些遗孤的命运。

        东大阪的遗孤社区

    1992年，一位大阪市政府的官员对任少学说，作为残留遗孤要有自己的社会组织，这样才有话语权。任少学由此和几个同伴成立了大阪府归国者联合会。那时候，在华遗孤归国的比例呈现急速增长。在任少学的记忆里，最多的是1995年。那一年，他一个人就给200人做了担保。

    任少学以协会的名义，帮刚到日本的遗孤维权。比如许多遗孤因为语言不好，被日本老板欺负不给加班费和上保险，任少学都帮着一一要了回来。

    东大阪市有200个入籍的遗孤具有投票权，这200张选票成了日本政党争取的对象。日本两大政党民主党和自民党都上门来做东大阪遗孤的工作。最后大家感觉民主党对华政策友好，就集体投给了民主党。

    残留遗孤里，拿永驻身份的人多，入日本籍的人少。大部分人都还抱着一种想法，一旦入籍，以后再回中国就不方便了。人老了，总要落叶归根，但他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