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

步天涵谷

（转帖）

研读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可养浩然正气，可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养与精神境界。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总体来说，王朝的兴亡有一个循环周期。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人称“窑洞对”）说：“我生 60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律问题。

历史上我国经历了若干个王朝，这些王朝都有着大致相似的历程，即兴盛—— 停滞——衰亡，而由新的王朝所取代。各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也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称之为王朝兴亡周期律。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律的作用。

王朝取代的三种途径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乎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新王朝在战乱中乘时而起，其中有的是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秦末的刘邦、元末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王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另一种情况是农民大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之代隋等。

第二种途径是王朝的更代采取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代西汉、曹丕代东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像南宋后期蒙古族所建的蒙古汉国和元（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征服了整个中国）、明末满族所建的清（这是北方民族第二次征服了整个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落后，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给中原民众带来的苦难是很深重的。

怎样看待这三种途径

农民起义推翻或打击旧王朝，是导致改朝换代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研究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后来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农民战争是一种规模很大的战争，战争本身很残酷，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以至于现在有些论者比较过度地渲染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损害人民、损害生命，而且还导致经济倒退。

这种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农民战争是很残酷，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 ，其残酷更有过之；原来的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

至于其他两个改朝换代的途径，“禅让”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取代旧王朝，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恣行镇压，很难持久（清朝可能例外，它的统治似乎更有章法）。

需要处理的三个矛盾

新王朝建立之始，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重要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

统治者如果善为处置，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章士钊《柳文指要》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柏杨《中国人史纲》中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50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一个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王朝中期的危机改革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统治时间长了，开国时新鲜的劲头失去了，惰性出现了，对国家的治理渐渐迟缓了，各种矛盾开始孕育，贫富分化开始严重，吏治走向败坏，腐败现象滋生，统治者奢靡浪费成风，对外战争迁延不绝，农民小股起义出现了。这时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改革针对国计民生，更重要的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减轻一些经济危机、财政危机。

西汉武帝任用张汤、桑弘羊改革币制，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刘晏改盐法、杨炎行“两税法”，北宋的王安石进行税制改革，明朝张居正行“一条鞭法”，清康熙时，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这些都是王朝实行的积极改革。

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些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贿赂公行，人民困苦，尽管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然而整个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经无药可救，其中最黑暗的东汉、唐后期和明这三朝还来了个最腐朽的宦官专权。国家机器像一辆重载的破车。顺着下坡一直往前开，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各种矛盾来了个总爆发，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旧王朝也就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毁灭了。

王朝兴亡史的启示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史中，可以认识到：

第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原因往往在于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另外，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它应该像陀螺形一样，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几经艰难踬蹶，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进，也至今仍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为实现民主、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