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机交易的内幕：“巴黎情人”和苏联抢生意

小徐614

中俄战机交易的内幕：“巴黎情人”和苏联抢生意

2010-4-6



中国飞行员体验幻影空战

    “和平使命”联合军演中，中国和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展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和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秩序的决心。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联合军演，同样被外界视为对过去15年来，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军事合作的一次全面检验，使用俄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显示出高超的专业素质和杰出的军事技能。由中国军人驾驶的苏-27/30歼击机和“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与俄罗斯远程航空兵驾驶的图-22M3远程轰炸机和图-95MS战略轰炸机一道成为这次演习中的焦点。

    在演习过程中，《红星报》记者，原防空军国土航空兵师长亚力山大·伊万诺夫大校，用手指着从头顶飞过的苏-30，对在场的国防部新闻官谢罗夫·维拉切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上校说，快速识别这一型号，到底是属于我们，还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好方法就是“如果飞机看上去是较为现代化的，就是属于中国空军的，比较陈旧一些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这多少反映出俄罗斯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的现状，虽然自普京总统上台以来，国家经济全面回升，武装部队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飞机工厂，如果无法获得中国或印度这些大客户的订货，就一天也支持不下去。原因很简单，即使是相对经费充裕的2005年，俄罗斯空军向阿穆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KnAAPO）采购苏-27SM多用途歼击机的数量，也未达到同一时期向中国出口苏-30飞机的水平。不过就苏霍伊公司副总经理兼商务经理亚历山大·克列缅季耶夫的立场而言，17架苏-27SM的订货数量就够让人欢欣鼓舞的了，因为这已经是俄罗斯联邦自成立以来最高的采购记录。

    还是在几年前，中国飞行员兴高采烈地自KnAAPO接收了又一批苏-30MKK，这一具有强大穿透能力的多用途歼击机，使中国空军迅速成为远东地区最具攻击能力的空中力量之一。空军（指俄罗斯空军，编者注）突然发觉，自己的武器库中居然找不出可以与之相媲美的型号，国家也没有采购这一型号或类似机型的经费。在向中方交付飞机的仪式上，空军司令米哈伊洛夫·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大将，对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弗拉基米尔·鲁沙伊洛私下嘀咕说：“如果有一天，这些苏-30因为迷航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误入我们的领空，请您不要指望我有什么手段去拦截他们。”空军总司令以半开玩笑的口气抱怨说，在那一地区（指远东地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他们的主战装备了。

    根据协议，严格限制具有强大攻击能力的苏-30飞机部署在黄河以北，但随着中国空军越来越熟练地掌握苏-27和苏-30，其重点建设的“拳头部队”在全国各地的空军基地之间频繁调换已是家常便饭。这其中，不但包括了西藏这一原本被认为不适合苏式战机活动的地区，从黄河以北到中国西北、东北等广大疆域同样也在这些飞机的活动半径之内。很显然，中方的目的并非是试图对俄罗斯进行挑衅。今年2月美日之间将台湾海峡设置为共同防御的阵地，对北京提出直接挑战。同时美国拒绝将其军事力量从中亚撤离，这与已经加强的美日联合盟约，从东西两侧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对此北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

    在美国军事力量拒绝自中亚地区撤出后，中国加强在这一区域的力量存在，对俄罗斯来说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日本航空自卫队经过性能提升的F-15J加强在东海和黄海地区的活动，韩国空军也引进威力强大的F-15K多用途歼击机。大量先进技术兵器在这一地区的集结使北京感到不安，特别是中日之间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争执，以及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都对这一地区的未来造成影响。

    在中俄两国顺利解决全部的边界划分，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之后，可以说两国之间全面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已经被清除。在两国日益接近的今天，没有任何理由对我国最大的武器采购者表示过分担忧。况且中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衰弱和分裂的俄国，这样将造成本地区的动荡和混乱局面。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北京一直在督促莫斯科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存在。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俄罗斯，作为这一地区力量均衡的砝码和事实上的同盟者，从而避免北京独自承担一切压力的局面。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俄中联合军事演习，就是这一系列步骤中的一部分。

    俄罗斯工业科技部国防工业司司长柯普特夫认为，抛开向中国出口高技术装备所获取的丰富利润不谈，从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而言，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使俄罗斯自身受益非浅。这使自前苏联解体以来失去力量均衡的远东地区，不至于出现灾难性的局面。一个已经与俄罗斯解决了一切领土争端，并有着广泛合作基础的中国，远比那些一再声称要扩大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投资，但却始终对南千岛群岛虎视眈眈又纠缠不清的国家要可靠的多。对中国出售俄制新型武器，是在双方都处于相对虚弱状况下的互助行为。这将对未来两国关系乃至这一地区的安全和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另外，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一厢情愿地寄托在邻国国力和军力不要增涨得太快太强上面，是幼稚可笑的。由于美国和日本不断增强在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于今年2月从法理上落实其军事合作的规模和深度。无论中国或是俄罗斯，都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以保持这一地区的力量均衡。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增加对武装部队的投入，加快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速度，使之能够履行捍卫国家利益，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俄罗斯国防工业，可以为解决武装力量现代化提供所需的技术力量和手段，在这一方面俄罗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同米哈伊洛夫大将在卸任前所言，俄罗斯空军技术改装的最优先任务，应该是研制未来的前线航空兵系统，即第五代歼击机。该机可解决现在苏-30MKI和苏-30MKK所带来的，出口型号优于本国自用同种飞机一系列问题。在为武装部队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同时，还要适当提升军人的福利和待遇，使那些具有专业特长的军人，能够安心地在军队中发挥自己的专长。

    令一切具有爱国主义情操的俄罗斯公民感到可惜的是，无论在阿尔巴特军区机关（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还是在国家杜马中依然有着这么一撮人始终没有看清这一点，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其中一些人对于向中国出售武器装备感到不满，叫嚷着这是自掘坟墓的愚蠢行为。可同样也是这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试图削弱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拒绝为武装力量投入更多的资金，拒绝改善军人的生活条件和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自己却从这个或那个西方大国资助的基金会里领取高额的补贴，或者干脆充当西方跨国集团领取丰厚酬劳的所谓顾问。同样也是这些人，多年前试图将自古以来就属于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割让给日本人。却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边界协议的中俄边界条约说三道四。这些人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颜色革命”可以视而不见，对于北约东扩的步伐日益加快甚至渗透到前苏联地区几乎无动于衷。反而对我们的国防企业向中国出售一些武器装备而大加抱怨。

    友谊地久天长

    当我们尊敬的国防部长，一位从未在任何一级军队主官位置上工作过的前克格勃军官，军队国家化后俄罗斯第一任文官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在得知苏霍伊航空装备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共联系部主管尤里·切尔瓦科夫公开对记者表示，“中国空军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强大苏式战机部队”之后大发雷霆之怒，并在令人尴尬的气氛中声色俱厉地训斥苏霍伊公司有关人员“不负责任”的发言对国家和武装力量造成的伤害，并威胁要收回苏霍伊公司的出口权。切尔瓦科夫则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如果您能保证将空军的供给提高到哪怕是印度的采购水平，那也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

    苏-30飞机是在2000年获得对中国的出口许可的，此前中国空军已经大量采购苏-27歼击机。早在叶利钦时代，克里姆林宫就向北京发放了苏-27飞机的生产许可证，第一架由中国自行组装的苏-27在1998年交付中国空军使用，到目前为止沈阳的飞机工厂已经完成了飞机的国产化工作。苏-27已成为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作战飞机，中方赋予自己生产的苏-27以歼-11的编号，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飞机进行有条不紊的升级和改造工作。这是自1961年前苏联向中国转让米格-21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将俄制先进歼击机作为主战机型纳入自己的装备序列。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苏-27甚至苏-30MKK看作是他们“自己”的飞机。在演习过程中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中方警卫人员一度禁止俄罗斯军官和飞行员接触停放在同一机场的歼-11和苏-30。这一被俄方人员称之为“可以被理解的不可思议行为”并未破坏双方的友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苏霍伊公司和KnAAPO在交付给中方的飞机上装置了先进的电子和武器系统，其中一些只是在最近才装置在俄罗斯空军的苏-27SM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对印度的军售过程中，印度空军使用的苏-30MKI歼击机上装置的推力矢量控制系统（TVC）至今也没有被任何一款俄罗斯空军的战机所采用。但是并没有人对此感到任何不安。

    与印度一样，中国有着长期丰富的使用俄制飞机的经验。中国航空工业完全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前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重工业。像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振兴古老而贫困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的重工业基础建设上。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标志，现代军用飞机自然成为中国领导人最为关注的几个方面之一。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装备着苏制米格-15歼击机的中国空军与前苏联空军并肩抗击入侵的美国空海军航空兵，这也直接促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米格歼击机的修理和制造技术。

    第一架由中国自行生产的米格-17在1956年交付使用，中国人称之为歼-5飞机。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这也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掌握喷气式歼击机生产能力的国家（原文如此）。随后不久莫斯科又批准向中国转让了米格-19超音速歼击机，中国空军迅速进入超音速时代。中国自行生产的米格-19在1962年投入使用，中国人称之为歼-6飞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共生产了近4000架歼-6，他们全部由沈阳飞机制造企业负责生产。南方的飞机工厂则在歼-6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款相对简单的强击机，这种被称为强-5的强击机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空军近距支援的主力。

    随后发生的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非常不幸的，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悲剧性的发展。赫鲁晓夫在1960年一夜之间从中国撤走了全部的援建专家，使中国的国防工业和国家发展规划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弥补前苏联专家撤走后，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国家建设。对于这种将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扩大到两国的关系上的做法，即使在前苏联，当时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也曾试图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他于1961年3月批准向中国转让米格-21歼击机和图-16中程轰炸机。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莫斯科是以新年大甩卖的心态向北京推销过时的型号。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当时米格-21是前苏联前线航空兵最新装备的歼击机，而图-16则是空军远程航空兵的主力。向中国提供这些飞机足以说明当时的前苏联政府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的，但是由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双方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越滑越远。

    对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很难评价是非功过，即便是在没有过去的那种帮助下中国人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两个型号的仿制工作。但是由于米格-21和图-16飞机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以往中国所获得的同类型飞机，所以上述两个型号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中方完全掌握。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国生产了近4000架歼-6，大量生产这一在前苏联空军中早已被淘汰的型号，说明中方对米格-21的仿制并不很成功。实际上真正具备现代作战能力的歼-7M型飞机一直到1983年才由成都的飞机工厂，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帮助下制造出来，在这个型号上改进出来的一系列歼击机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中国空军的主战装备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还一直试图获得米格-21MF和米格-23MS歼击机，并希望在这两种型号的基础上，开发适合中国空军使用的技术。然而即使是相对简化系统的米格-23MS，也已经让中方技术人员有吃不消的感觉。仿自与米格-21MF的歼-7C/D，还有在米格-23MS基础上结合歼-8I技术特性，所开发的歼-8II飞机，都是在1988年才开始服役的。

    失去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使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的技术进步缓慢。“达曼斯基岛事件”（编者注，即珍宝岛事件）后，中国空军飞机活动情况表明，在中苏边境地区活动的主要作战飞机是歼-6，这些飞机很少作超低空飞行，也不过于靠近中苏边境地区。原因是操纵性不好，并且缺乏精确的导航系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配套的空空导弹可用。如果1969年边境冲突升级而爆发局部战争，前线航空兵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复杂气象条件，对中国黄河以北地区实施外科手术式的袭击。1999年一名退役的中国空军军官如此描述当时的困境，“如果前苏联轰炸机利用复杂气象或夜间入侵，我们只有红旗-2（S-75）导弹和高射炮可用”。

    即便如此，这些拦截手段也是相当薄弱的。携带空地导弹的图-22“眼罩”超音速轰炸机突防时的速度，足能将携带霹雳-1或霹雳-2空空导弹的歼-6甩脱。当时超音速的米格-21数量极少，仿制的歼-7因为技术质量问题一直没有大批量生产。这些飞机携带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根本不能在云层中使用，图-22飞机却有完善的全天候飞行设备，并且有雷达瞄准的尾部航炮。中国空军多数是昼间歼击机，很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使用，追逐云层中的目标也十分困难。尤其是冬春季常常有大片云层覆盖中国大片地区，美国的无线电侦察飞机也常利用这样的天气入侵。在冷战中期，中国作战飞机根本不能为国土防空提供有效保障。中国空军计划发展雷达制导的空空导弹，解决全天候和全向拦截目标的问题。然而由于缺乏底蕴，研制项目一直没有完成。因此在中苏边境冲突时期，只有少量歼-5甲配备霹雳-1无线电驾束制导导弹来对付恶劣气象下的入侵。

    70年代前苏联图-22M“逆火”轰炸机，以及米格-25飞机服役后，中国空军航空兵几乎完全失去了拦截能力。这种飞机能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在超低空沿复杂地形飞行。中国的歼-5和歼-6都是很不好控制的飞机，而且缺少机载雷达，靠飞行员肉眼难以进行超低空搜索和拦截，这些仅仅是防空作战所面临的问题。

    70年代末期，在《解放军报》的主导下，中国开始对战争初期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风格。所有1967年和1974年发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空战，对中国空军产生了冲击。中国空军的高级指挥员公开讨论，作为主力装备的歼-6争夺战场制空权能力的“效能衰竭”问题。破败的装备，对前苏联强大的航空兵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威胁。这也使得北京在对前苏联的担心下，开始倾向从西方获得先进军事技术。

    半是晴天半是雨

    1969年发生在达曼斯基岛（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对于整个国际局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国的政策，过去那种认为中苏铁板一块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由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未能及时对事态进行干预和调整，反而对所谓“数百万中国军队即将涌入有争议地区”的说法信以为真。

    其实这些担心来自于对中国多变的政策和民众自发激进行为的一种误解。与前苏联一样，在所谓的政治运动中，多数人为表明对领袖的忠诚，往往做出过激的行为来取得信任。前苏联作为毛泽东树立的修正主义靶子，自然成为这类人最好的表现机会。有着同样历史经历的前苏联领导层本来应该很轻易地识破这些幼稚的政治把戏，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并不理解中国人的特性，于是上报的中国方面情况不可能乐观。这导致莫斯科明显错误理解了中国方面的政策方向，以及控制国内政局的能力。所以当中国在运载火箭和核子武器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后，了解和掌握中国军队在军备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情况就成为莫斯科赋予军方情报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一不幸事件在给中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的同时也直接促进了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据最新解密的文件显示，特拉维夫通过秘密渠道向北京提供了最新型反装甲武器的样品和设计图纸。这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对付苏军新型坦克的能力，在此之前中国士兵发现他们的反坦克武器在T-62坦克面前几乎毫无作用。阿尔巴特的将军们相信，中国的军事工业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在10年内生产出对付T-62的有效武器。

    由于二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允许犹太人进入的国家，使大约五万七千多名犹太人得以涌入上海而免于遭受纳粹德国的迫害。因此很多以色列人，对中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感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也并非总是如此。多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某些犹太利益集团，一直试图破坏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如同当年他们在美苏之间所做的如出一辙。即使是在中国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较为亲密的合作关系后，这些利益集团依然没有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诋毁和诽谤。最近发生的，美国干涉以色列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一事，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超级大国的介入，利益集团的目标不仅仅是如此。这已经是外交界公开的秘密，即使是以色列政府也无可奈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拉维夫一直试图与北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和北京恐怕影响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边境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国防军中一些怀有“上海情结”的军官私下透过香港的走私渠道向中国提供新型反坦克武器的样品和图纸。再经由曾为纳粹德国服务的华裔工程师加以改进，使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反坦克武器领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举动据说得到了梅厄夫人的默许，并最终促成了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而参与这一“狮虎情谊”行动的有关人员在多年后成为中国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主要协调者。

    大为震怒的克里姆林宫向特拉维夫发出了直接的威胁，以色列人则用击落阿拉伯人的米格飞机这一独特的方式表达其对莫斯科的蔑视。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阿尔巴特都相信，如果不是美国因素的存在，以色列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到底会发展到怎样一个的程度和规模，到今天都是一个迷。可以证实的是，在70年代末以色列再次向中国出售了新型反坦克炮和步兵雷达以及军用通讯装置。来自中国的技术人员在以色列专家的帮助下改进了他们的歼-7歼击机，其中包括将以色列自己设计的“蜻蜓”空空导弹装置在中国的飞机的上。

    在整个的70年代，中国空军的装备水平与60年代初相比没有任何实际进展。即使是最新型的歼-7前线歼击机，也都是前苏联50年代的产物，而且将近10余年都没有较大的改进。使得这个时期成为中国空军作战效能衰退达到了最严重的时期，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当时的状况。以至于前苏联远程航空兵的“逆火”机群曾经有一段时间考虑取消歼击机的护航编队，因为他们清楚中国空军没有任何从空中打击他们的手段。

    1979年4月，前苏联驻越南军事顾问小组通报了中国军用飞机入侵事件。根据越方情报，当天一个目标深入越南腹地后，消失在山区。此外还有四个目标侵入越方领空，随后向北退出。这几批来自中国方向的入侵目标，在海防和中越边境活动了近半小时，越方北部防空部队进入了最高等级的战备状态。不久后越南方面通报一架中国空军标志的飞机坠毁在海防以南80公里的海后县境内，并且要求前苏联有关人员也前往勘查。当天深夜，中国方面提出外交照会，要求交还飞机残骸和飞行员尸体。

    前苏联专家小组抵达事故现场，发现这是中国引进生产的米格-19S型，中国的正式编号为歼-6。前苏联在60年代初，已经停产了这种飞机，而中国当时还在生产。尽管经过多年的改进，这型飞机与当年转让型号没有多少区别。中国人最大的改是将两种型号的空地电台、以及无线电瞄准测距装置改为晶体管的国产型号，专家小组分析了电路后发现，这种电台可以用收音机接受，毫无保密和抗干扰能力可言。除此以外，这种飞机根本没有全天候飞行的设备，不具备自主穿云飞行能力。当天正是越南北方阴天，云层厚度将近1000米，而且云低高仅300米。这种气候条件使得仅配备常规仪表的飞机在山区根本无法低空飞行或起降，这也是事件发生时，越南空军没有战斗机起飞的重要原因。这架中国的歼-6飞机几乎直接撞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陡峭山体上。

    当时中国唯一有效的空空导弹是仿制前苏联的K-13红外空空导弹，在中国国内编号为霹雳-2。这种导弹只能在目标后半球很小的角度内进行追尾攻击，而且在云层中不能使用。为此，中国空军的歼-5甲和歼-6甲歼击机一直维持配备一定数量的霹雳-1导弹。霹雳-1是早期仿制前苏联K-5型无线电驾束制导的空空导弹，尽管前苏联国土防空军作战使用的结果表明这一型号的空空导弹根本无效，而且很难控制操纵。但是中国空军依旧将其作为拦截云层中飞行目标的手段。早期仿制的前苏联歼击机在设计之初，并没有为携带空空导弹进行机动空战留有余地，因此中国空军的歼击机没有真正携带导弹进行制空作战的能力。更可悲的是中国歼击机没有综合火控雷达，歼-5甲等全天候飞机上的雷达甚至比当时民航机飞行避碰雷达性能还差，作用距离仅有数公里。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空军，对于将“蜻蜓”空空导弹装置在歼-7上非常感兴趣。虽然这种导弹与当时前苏联和美国的新型空空导弹相比已经是落后的东西，但是对于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空军来说，“蜻蜓”导弹将使其拥有真正的空空导弹攻击能力。这显然不是莫斯科所愿意看到的。除了“蜻蜓”之外，以色列还提出向中国出售Kfir“幼狮”飞机。这种在法国幻影5强击机的基础上，换装美国J79-GE-17涡轮喷气发动机发展出来的作战飞机较歼-7先进得多。一旦中国空军获得“幼狮”或类似的现代化飞机，将使其空中打击能力获得大幅提升，不过由于“幼狮”使用的是美国发动机，所以这一计划在当时因为华盛顿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巴黎情人

    在阿尔巴特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前苏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情报部部长彼得·伊万诺维奇·伊瓦舒京大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除了为捍卫其本人乃至军事情报部的权威和利益而与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明争暗斗，就是为阻止英法等西方军火商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售现代化军事装备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前面已经说过，中苏分裂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开始转向西方寻求所需的现代化军事技术。1977年6月，伊瓦舒京大将向部长会议紧急汇报了有关中国与法国政府，即将就有关120架幻影歼击机出口达成协议的情况。根据这份协议，法国将向中国出口由达索公司研制的幻影IIIE型歼击轰炸机。这是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开展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部分，中国空军是在仔细考察英国的“鹞”式强击机、“美洲虎”强击机和法国的幻影IIIE之后，发觉“幻影”较为符合他们的需要。

    中国军方代表团在1975年参观了法国达索公司，并详细考察了幻影IIIC歼击机，并对这种飞机的性能，以及机载设备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虽然在当时幻影IIIE即将退出西方国家的一线主力战机的位置，但对于中国空军来说装备有“西拉诺”II型多功能雷达和马特拉530中距空空导弹的幻影战机，依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即使是安装了雷达的全天候型歼-5甲和歼-6甲，都只能进行简单气象条件下，以及简单战场环境下的作战，而且根本没有对地攻击能力。

    中国空军在60年代曾经根据昼间歼击机数量庞大的现状，制定过一些在地面系统指挥引导下，采用昼间歼击机遂行全天候空战的方案，并且着手对部队进行战术训练，然而这类战术只能用于低烈度的国土防空。在考察了法国幻影IIIE战斗机后，中国军方认为这种有良好的高速飞行性能，以及机动空战能力，并且机载设备功能完善的单座战斗机，既能够用来执行国土防空，又能够作为前线战斗机，最适合中国空军的需求和指挥体系。

    而且法国向第三世界大量输出的幻影IIIE具备对地攻击能力，对地攻击指标远高于中国自行研制的强-5型强击机。如果能大量采购幻影IIIE，中国空军无论是在总体水平还是在综合作战性能上都有质的提高。

    另外这也是对莫斯科将图-22M“逆火”远程轰炸机部署于远东地区的一种回应。“逆火”的出现使北京乃至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处于远程航空兵的打击半径之内。当时中国空军在使用歼-5和歼-6歼击机拦截“逆火”或“眼罩”轰炸机时，需要先转弯到后目标半球，然后增速追赶，将距离缩短到霹雳-1或霹雳-2导弹追尾攻击射程后开火。但是这两种飞机由于加速性能以及飞行速度的局限，在进行转弯对向“逆火”或“眼罩”时，就会被超音速突防的轰炸机甩开，而且即便打开后燃器进行极限增速，也毫无追上目标的希望。

    幻影IIIE的性能虽然不完全满足拦截“逆火”等超音速轰炸机的要求，但是其火控系统能够提供在目标侧/后半球很大范围内的瞄准，因此能从目标侧面发射导弹拦截，无需进行典型的追尾攻击。最重要的是法国向中国表示，如果有需要，能够为其采购的幻影IIIE配备中程半主动雷达空空导弹。当时中国与意大利正在协商引进“阿斯派德”中程雷达半主动空空导弹。这一提案不仅可使中国空军彻底解决前半球和远程空战的技术手段，而且具备了相当有效的拦截“逆火”的手段。在中国本身无力发展高性能现代化歼击机的情况下，引进幻影无疑将对中国空军的现代化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中法之间幻影战机的交易，不但使前苏联感到不安，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美国虽然在1972年，与中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是华盛顿对于北京获得现代化武器的举动依然充满戒心（这种戒心在北京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之后才逐渐消除）。特别是考虑到幻影战机，对于处于美国保护下的台湾造成的严重威胁，所以美国也不乐于见到中国获得这些飞机。特别考虑到法国在欧共体成员国中的地位，一旦巴黎与北京达成协议，其影响力将远远超过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但是美国的外交劝说并没有动摇法国政府的决心，尤其是当法国政府了解到华盛顿也在试图与北京建立某种程度的军事合作后，巴黎对美国人的反对感到更加疑惑。

    与美国不同，前苏联无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或干涉法国政府的军火销售。所以米哈伊洛夫同志（伊瓦舒京大将在苏军事情报机构中使用的化名），觉得有必要施展一些其他手段，尤其是不能落后于老对手KGB。这一轻率的决定直接导致了在1979年10月前，苏联驻法国空军武官弗拉季米尔·库利克大校被驱逐的事件。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库利克在试图搜集有关法国出售幻影飞机的消息方面走过了头。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驻马塞领事特拉夫科夫也因为被法国情报机关在他的皮包中，发现了最新型幻影2000战机的图纸，而遭到了与库里克同一命运。特拉夫科夫是在1977年底奉“米哈伊洛夫同志”的命令潜入法国的，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探法中之间有关战机交易的情报。

    虽然特拉夫科夫被法国人赶回了莫斯科，但也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消息。这次是中国军方主动放弃了采购幻影IIIE，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该机无法有效对付前苏联前线航空兵即将装备的新型米格战斗机。法国人则不失时机地向北京推荐他们最新研制的幻影2000歼击机。虽然在那个时候幻影2000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

    幻影2000在当时属于法国最新研制的型号，也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空中优势歼击机。向中国出售幻影2000表明法国政府希望开拓与中国的各方面关系，扩大巴黎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幻影2000较幻影IIIE更为精密，作战性能也更为强大。与同一时期美国出售给欧洲国家的F-16歼击机相比，幻影2000在空中拦截和攻击能力上更为出色。即使是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米格-29都难以有效克制它，只有苏-27这一级别的大型作战飞机才能够有效对付。

    关于幻影2000的谈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曾因为各方面的干扰而被迫中断或推迟。法国作为第一个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欧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就与中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军事合作关系。奉行独立自主军事和外交政策的法国政府，即使是在美国持续的强大压力下，依然坚持与中国在各个领域内发展合作，使之成为西欧国家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中国空军在1990年引进26架苏-27歼击机之后，感到失落的法国政府将幻影战机出售给台湾却没有遭到中国政府过分严厉的对待。

    在1996年的范堡罗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一位法国航空部门的高级官员，对苏霍伊设计局总师米哈伊尔·彼得罗维齐·西蒙诺夫说：“我知道你们最近在什么地方获得了怎样的成果！当初是前苏联人，后来是美国人，紧接着又是你们。超级大国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我们的手中抢走商业机会……本来今天中国人应该用我们的幻影武装他们的空军。”这是法国方面对于中国在1996年自俄罗斯引进苏-27的整套生产线后最直接的反应。

    威廉·佩里的“大武器库”计划

    最初阻止幻影2000进入中国的是美国人，但是与70年代出于担心而采取的外交行动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因为美国过于热情地向中国推销他们自己的武器。正是美国突如其来地向中国表示，愿意提供最新技术装备而且几乎不计报酬，使北京暂停了引进法制战机的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直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注视着中苏两国走向分裂。实际上这些西方政客们，一直在设法减轻强大华沙条约组织集团的武装力量对西欧的压力。最佳的方案就是将中国纳入西方阵营，将冷战的战略前沿推进到前苏联从中亚到远东的陆地边境。珍宝岛事件后，前苏联不得不抽调部队部署在中苏边境，防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西方情报部门声称这场冲突使得前苏联将近80万军队被拖在了中苏边境。这使得西方政客感到欢欣鼓舞。

    1978年北京对河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使华盛顿的鹰派分子感到兴奋不已，政客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16个盟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后对前苏联形成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仅是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从心理优势上更是如此。由西方武装的中国军队与前苏联军队的对抗，美国的鹰派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国将从中国和前苏联的对抗中获益。

    实际上这些西方政客们根本没有领悟到的是，中国与前苏联的矛盾远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特别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在重回理性和正常发展道路后，如何确保国家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获得发展，以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北京放在首要位置的头等大事。前苏联在经历了与中国敌对的20年后，也开始重新反思自己作为“老大哥”时过分霸道的政策，对中苏关系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如何弥补双方这些年来所造成的不信任感。

    但是西方的某些政客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点，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通过武装中国军队，就可以将中国拉入他们的反苏阵营。那一时期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中的一位知名人物，后来曾在克林顿时代任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鼓励中苏对抗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对于如何有效的利用中国这个“新伙伴”以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强大的武装力量，引导到与前苏联对抗的第一线并加以充分利用有着相当独特的见解。

    1985年秋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从五角大楼获得了一份情报表明，华盛顿计划大规模武装中国军队，并帮助北京实现国防现代化。在这一份由佩里和五角大楼里的一些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起草的“大武器库”方案中，美国军方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计划单，涉及到空中早期预警系统、电子侦察机、空中加油机、大型运输机、高性能歼击机和以“爱国者”导弹为主的地面防空系统。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大口径火炮的修理厂和武器储备库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按照威廉·佩里的设想，美国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军用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的早期电子侦察系统。这一系统将与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相连接，这样沿中苏边境部署在中国境内的E-3早期空中预警机，就可以将前苏联腹地500公里内的一举一动，随时呈现在北约最高统帅的眼前。这些飞机平时就交由中国空军保管与使用，这样前苏联就没有理由对出现在中国上空的美制预警机做出反应。而在战时这些飞机将作为美军太平洋战区侦察和预警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样就使美国的作战基地从日本、韩国前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辽阔的疆域内。

    同时美国人还将帮助中国改进和翻新其国防工业，包括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工厂和储备基地。这样一旦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美国就不用把他们的重型装备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运到亚洲地区，他们可以轻易地用C-141大型运输机，甚至波音747这样的民用客机，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最短的时间内运送到中国。轻装而来的美军士兵直接驾驶着储备在沈阳、北京、太原、西安、武汉和上海等地区由中国士兵看守的大型武器装备投入对苏作战。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这些武器装备的组装和维修基地。这样就不用担心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而使用美制武器的中国军队则可以轻易的与美国军队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在美国人的指挥下参与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

    交付给中国的空中加油机首先以上海和青岛为基地，为美军的作战飞机进行不间断的空中加油，使之在战时可直接从日本或韩国的基地甚至美国本土飞往战区。在进入中国领空后，美军歼击机还将获得沿黄河以及长江一线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基地所提供的支援。而在这一线建立的大型空军基地也将对美军开放，这些基地将是按照北约标准修建而成的。与此同时美国将向中国的飞机和武器制造厂发放生产许可证，以使他们按照美国的标准生产美制作战飞机和武器装备。这样当美军飞机抵达中国本土后将不用担心后勤和补给问题。遭受战损的飞机将获得最快速度的支援，而不用再将飞机送回到日本或美国本土修理。这无疑将有效扩大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作战实力和攻击范围。对于这一点美国是有丰富经验的，佩里特别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就是利用在中国的基地对日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轰炸，并取得相当的战果。

    在中国空军获得F-16“猎隼”空中优势歼击机和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同时，在四川成都的飞机制造厂和位于江西的昌河直升机生产基地，将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整套的飞机和发动机组装生产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以上两个生产基地距离中苏边境比较远，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样美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他们的现代化飞机生产线部署在这一地区。在美国帮助下建立的航空工业中心不但将为中国空军服务，还将成为美国空军的大型零备件生产供应基地。这样美国人就可以在前苏联的南翼，构建一条坚固而可靠的前进基地，从这里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再延伸至欧洲形成对前苏联的战略包围圈。

    使用美式歼击机的中国空军，并不担负对前苏联的空中打击任务，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只允许向中国提供F-16这样的轻型多用途歼击机。这些歼击机的主要用途将是保护为美国人提供情报的空中预警机和设置在中国境内武器储备基地，使之免于前苏联的空中打击。尤其在美军将他们的士兵大规模空运中国的时候，这些F-16将为保护美国运输机而在中苏边境建立一道“猎隼走廊”。这样美国既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需要，也间接限制中国空军的实力。因为美国已经向日本提供了更为强大的F-15大型远程歼击机，类似F-16一类的轻型作战飞机，也无法对台湾造成严重威胁。由此可见，在佩里设计的这套方案中，不但考虑到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力量，也考虑到了如何有效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

    前苏联领导人是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审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的，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阿尔巴特军区都非常清楚，一旦中国接受西方的这一诱惑，将对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产生何种影响。力量的天平将被打破，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自斯大林以来一直试图避免的，在美国的帮助下武装到牙齿的，对前苏联充满敌意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崛起。前苏联领导人的直接反应是将RT-21M“Pioner”中程导弹部署到了远东地区，并加强了在阿富汗和越南的渗透。

    寻求和解之路

    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无论是西方还是前苏联的领导人，都低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对国家和民族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北京当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华盛顿这一将中国变为其半殖民地性质军事反苏前哨的建议。虽然在当时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因为所谓的“三大障碍”而暂时无法获得突破，但也绝对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必须考虑到的是，当时中国军队尚未结束对越南的军事行动。而前苏联军队也依然在阿富汗的山区与反政府武装进行着坚苦卓绝的战斗。即便如此，中国领导人依然拒绝了美国发出的加盟反苏阵营之请贴，这说明北京的领导层是以深谋远虑的高度国际政治眼光来看待问题的。经过文革考验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只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中国领导人完全是在以世界级的大国心态处理国际政治关系。

    遗憾的是莫斯科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察觉到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一重大举措，这对莫斯科改善中苏关系的决心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1986年一个中国空军的高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包括法国在内西欧国家的友好访问后，归国途中应邀访问了莫斯科。在中国客人抵达之前，莫斯科已经通过特殊渠道获悉，在这次访问中，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一批幻影2000C歼击机用于测试和评估，已使北京最终决定是否采购这一型号。在此之前印度已经同意采购40架这一型号的飞机（实际上幻影2000，在日后一直作为俄制战机在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与中国客人的会谈中，苏方代表空军中将马罗科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前苏联政府和军队期望恢复和加强与中国在防务方面合作与交流的意向，并愿意向中国出售所需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包括歼击机和导弹系统。马罗科夫中将对来访的中国贵宾表示，北京最近从中东国家获得了一些相对陈旧的米格-21MF和米格-23MS飞机。莫斯科非常清楚中国方面是想在这些飞机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的作战飞机或者对飞机进行分析以获得所需的技术，实际上中国同志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从我们这里获得所需要的一切。

    既便在1969年边界冲突后不久，莫斯科照样批准了用于新型战舰的汽轮机锅炉以及米-6和米-8型军用直升机的出口。在爆发中越边界冲突以前，还向中国出口了“立方体”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因为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大显身手，而被国际军火商称之为“萨姆铁拳”。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在关系相对紧张的时期都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交往，那么在两国关系逐渐恢复的情况下，就更没有理由为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设置人为的障碍了。特别是作为苏制装备的传统使用者，中国飞行员在这些方面不应存在任何技术问题。

    马罗科夫中将建议向中国出口比较成熟的米格-23MLD截击机和新型的米格-29歼击机，后者作为前线航空兵最新装备刚刚获得国家的出口许可。同时米格-29也是在那一时期唯一获得前苏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出口许可的第四代歼击机，米格-31和苏-27一直到1990年以前都不在莫斯科的出口名单上。苏方进一步提出，愿意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建立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米格-29的配套生产线。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中方自己的需求和意愿。

    马罗科夫中将还邀请中国客人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50公里处的空军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机场在库宾卡），这个机场早就享有空军样机展示“卫戍部队”的美誉。在那里，中国客人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西方的杂志和图片，看到了闻名天下米格-29歼击机和一些其他型号装备，苏方这一积极举措使中国代表团认识到，莫斯科是以相当真诚地态度来对待两国关系的新局面的。中国客人仔细考察了米格飞机，甚至亲自坐进米格-29座舱感受一下新型战机，并对该机的性能赞不绝口。

    事物的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在库宾卡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惊动了某些上层人物的神经。国防部总干部部长、原远东军区司令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亚佐夫大将（8.19政变时任前苏联国防部长）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长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询问外界流传的向中国出口最新米格战机的消息。考虑到远东军区多年以来作战对象的想定情况，亚佐夫的惊讶也是情由可原。前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前苏联国防部军事监察和总监团顾问、曾任驻越总军事顾问的盖纳吉·伊万诺维奇·奥巴图罗夫大将则坚持认为，既然莫斯科为了恢复与北京的友谊将提供米格-29这样最新锐的歼击机，那么也应该向河内提供同类型的装备（这一提议在俄罗斯时代得到了贯彻）。

    向中国出售新型战机的提议无疑获得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支持，考虑到阿赫罗梅耶夫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长期以来协助后者在军队中推进改革，并成为后者的军事顾问的这一事实。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这一“米格外交”的策划者，这也是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的前苏联总统所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义的事情之一。

    和平典范

    除此之外，对中苏之间展开军事合作的消息倍加敏感的就是美国人。在获知莫斯科打算将最新式的米格歼击机出售给北京后，里根政府立即派遣了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前往中国。在北京温伯格极力劝说中国政府不需要恢复或加强与前苏联的军事合作，并允诺将加快关于改进中国歼-8歼击机的谈判。

    关于歼-8歼击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发展这一型号的目的，是用于拦截前苏联前线航空兵的米格-25MR高速侦察机和图-22M“逆火”轰炸机。实际上歼-8飞机在研制之初，是为了拦截美国的U-2高空战略侦察机，当时美国人通过部署在台湾的U-2飞机肆意入侵中国大陆的重要敏感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虽然中国防空部队使用S-75导弹系统连续击落了多达5架U-2，但U-2的侦察入侵活动依然持续了很多年。由于中苏分裂而缺乏足够防空导弹的中国空军对此根本束手无策。因为中国认为有必要发展一种能够在两万米高空飞行和作战的截击机。

    歼-8飞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米格设计局的E-152截击机方案，就是在米格-21的基础上加以简单放大后，增加一台发动机，使之具备更远的航程和更高的飞行高度。前苏联国土防空军在1962年选择苏霍伊设计局的苏-15截击机，作为替代苏-9的下一代轻型截击机。中国空军在1959年考察过苏-9截击机，当时中国空军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拦截美国空军飞得越来越高的高空侦察系统。而苏-9较米格-21更适合执行这一拦截任务。问题是如果引进苏-9，则中国空军必须更新其整套防空作战体系，而且前苏联本身也未能完善苏-9的自动拦截作战模式所需的防空指挥和侦察系统。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中国歼-8飞机的定位问题。由于中国在50年代后期将国土防空军并入空军（俄罗斯直到1998年才完成了空军与国土防空军的合并任务），所以中国没有对截击机和歼击机的发展加以明确区分。同样的，中国空军的飞行部队也没有类似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中前线航空兵和国土航空兵的划分。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空军获得苏-30一类的大型多用途歼击机以前，中国歼击航空兵部队所担任的任务，就是类似前苏联国土防空军所属防空截击部队所承担的一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采用类似米格-19（歼-6）和米格-21（歼-7）这样的前线歼击机，来完成诸如苏-9和苏-15这样的专用截击机才能胜任的国土防空截击任务，可以想象对于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疆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困难。

    也正是因为如此，可以理解中国在其相对薄弱的航空工业基础上，利用米格-21这一当时唯一可获得的技术来源发展一种相对大型的截击机。但是歼-8飞机的发展一直不是很顺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独立研制复杂的大型技术兵器的经验和工艺技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冲击，使歼-8飞机在1965年就完成了首飞的情况下，到1980年才勉强通过了中国军事工业决策部门的审评。在同一时期，前苏联已经完成了米格-29和苏-27等四代歼击机的前期发展工作。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1982年在英国马可尼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F-7M出口用歼击机，该机是在歼-7II的基础上换装西方先进技术改进而成的。发展F-7M的目的也是为了武装巴基斯坦空军（PAF），后者期望用美制F-16和中国的F-7M构成高低搭配模式对抗老对手印度空军装备的米格-23和米格-29歼击机。这样美国的格鲁曼公司也进入到改进F-7的工作中来。美国人将这种在米格-21F-13的基础上发展的中国歼击机进行全面的修改。就如同他们在F-5E的基础上发展了F-20多用途歼击机一样，大幅修改了气动外形并采用GE公司F404涡轮风扇发动机和威斯汀·豪斯公司AN/APG-66雷达的F-7PG“军刀II”多用途歼击机成为当时中国成都飞机生产联合体与美国格鲁曼公司之间的一项独立合作计划。

    这样转回到歼-8飞机的问题上就更加清楚了，前面已经提到过歼-8本身就是歼-7（米格-21F-13）的双发放大型号，既然可以在歼-7的基础上，开发出“军刀II”这样的现代化改进型，那么歼-8飞机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发动机进行类似的现代化改装。尤其要提到一点的是，在整个8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极力渲染所谓前苏联战略侦察机定期飞越中国东北和华北敏感地区的消息，这促使中国领导人确信他们需要一种现代化高空高速歼击机捍卫自己的领空。采购幻影IIIE和幻影2000歼击机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拦截类似的战略性目标。

    了解到莫斯科准备提供新型米格飞机的消息后，美国人加快了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步骤。这是在“大武器库”方案被北京否决后美国又一次主动提出的军事合作计划。在此之前北京刚刚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向中国出售F-16/79的同时向台湾提供F-20“虎鲨”以替换陈旧的F-5E“虎II”歼击机的提议。而美国也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引进PW-1120发动机的要求，这种发动机曾经装置在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AI）发展的Lavi“少狮”歼击轰炸机上。美国怀疑以色列人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将利用美国技术和资金发展而来的Lavi转移给中国，从而威胁美国F-16和F-18的市场。

    由于北京在台湾问题是不可妥协的态度，使双方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问题上产生了隔阂。但是莫斯科积极推销米格-29的消息迫使华盛顿主动出击，从而避免中苏快速和解的局面出现。1987年时，美国里根政府正式宣布中美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一笔武器交易，“和平典范”计划投入实施。虽然当时美国自己的战略侦察机不时侵犯中国的领空，但华盛顿还是宣称进行“和平典范”的目的，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需要一种新型歼击机布置在中苏边境以抵御前苏联轰炸机对其领空的侵犯”。计划包括50套机载雷达及火控系统和5套备份，总价值5.5亿美元。

    最关键的雷达系统对于中国的歼击机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为中国战斗机配备雷达的原则是既要解决中国空军全天候作战和拦截低空目标的能力，又要防止中国掌握美国的技术情报。编号为PRCF-8II的AN/APG-66（PRC指中国，F-8II指飞机编号），基本上相当于已经装置在出口到巴基斯坦F-16A/B Block15批次上的雷达水平。同一型号的雷达也被建议用于“军刀II”项目。考虑到伊斯兰堡和北京固有的亲密关系，华盛顿非常清楚任何技术装备只要交付到巴基斯坦人的手中，也等于交到北京的手上（最近美国批准向巴基斯坦提供F-16C/D Block50/52歼击轰炸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中国的歼-10飞机具有美制飞机的同等品质）。

    实际上整个的“和平典范”计划不仅仅是提供几十套机载雷达和火控系统那么简单，为了打消中国引进米格-29和幻影2000的兴趣，美国人提出的改进方案较早先的“军刀II”更加彻底和完善。按照格鲁曼公司（中方在一开始就选择了该公司作为总承包商）所提出的计划，“和平典范”的关键在于对歼-8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采用两侧进气道布局和具有装置大口径雷达空间的F-8B进行整体的性能提升。除了装置AN/APG-66雷达和美制航电及火控系统，F-8B将换装F404发动机并对机身进行大的修改。F404是美国海军F-18“大黄蜂”歼击轰炸机的标准动力装置，中国一直希望获得类似的中等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用于设计中的新型战斗机。

    “和平典范”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增强F-8B飞机的空中转向能力，以提升其机动和敏捷性能，在这方面F-8B甚至不如后期的F-4“鬼怪”歼击轰炸机。另一方面将飞机的载荷提升至4000公斤，由于F-8B在设计上有严重缺陷，结构也非常的不合理，所以飞机的最大武器载荷仅2500公斤。经过性能提升后的飞机具备挂载美制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的能力，必要的话还可挂载使用美制AGM-84“捕鲸叉”反舰导弹。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F-8B可以发射美制AIM-7M“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使之可以攻击视距外的空中目标并具备上视上射和下视下射能力。这正是中国空军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由中国自行开发的歼击机都不具备这一能力。最初的两架飞机由中国沈阳飞机联合生产体制造，飞机系统的安装，检测，测试及试飞则由格鲁曼公司在纽约长岛的比斯派格工厂内进行。

    为适应机载火控系统，对F-8B的座舱也进行了改动。最明显的变动是换装了新型平显和多功能显示器，而此前中国歼击机只有常规仪表。部分装备有雷达的歼-5甲和歼-6甲歼击机也只有简陋的L显示器，飞行员需要通过辨别回波光斑找出目标信号。在历次防空作战中，这些歼击机雷达效能极其低下。而改进后的F-8B能将自动分辨目标信号，将其以标志形式投射到13×9度的HUD平显或多功能显示器上。与多功能显示器相似，HUD显示内容包括火控系统信息和雷达信息，飞行数据和机动能量管理信息包括空对空瞄准时显示雷达目标截获指示符号、瞄准光环、导弹的最大和最小发射距离、瞄准操纵点、弹丸示踪线(热线)和飞机速度矢量(vv)等，在空对地瞄准状态显示使用各种空对地武器的攻击画面。多功能显示器MFD是一种高分辨率、高亮度的电视／光栅显示器。由于采用了先进的CRT技术和光学滤波技术，使得即使在直射阳光条件下也能产生清晰、对比度好的显示图象，MFD除了可以作为垂直情况显示器VSD。字母和表格显示器及用于电视等空地制导武器。

    由于航电系统的完善和扩充，格鲁曼公司为F-8B配备1553B数据总线，这是70年代初出现的美国的军用标推，其作用就是将飞机各个分系统连接，以便于集中显示和管理。坦白的说，这项技术的应用已经超过了当时前苏联歼击机技术装备水平。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实走在了我们的前面。除此以外，F-8B还采用F-16的中央火力控制计算机，功能包括：空空机炮前置角和导弹发射区的计算。空地攻击计算武器弹道，弹着点，瞄准点和操纵指令。除了上述设备外和平典范其他设备还包括；大气数据计算机及数据库，外挂管理系统等。总之，“和平典范”计划改进后的F-8B技术和性能接近当时的F-16。美国人的打算是将其升格为能够执行对地攻击的多用途歼击机，这也是后来中国航空部门孜孜不倦地增加F-8B功能的原因。

    1987年中方将2架F-8B飞机和一架1：1实体模型运抵比斯派格工厂，到88年双方完成航电系统的安装与测试。首架装置有美制航电和雷达系统的F-8B于1988年首飞成功，随后飞抵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全面的试飞。到1989年完成第一阶段试飞任务的时候，该机依然采用的是中国自己的发动机。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发现，F-8B在设计之初所采用的细长机身布局限制了F-404这样高性能发动机的装机使用。如果要为F-8B装置F-404则必须对机身结构和布局进行更大的修改。即便如此，美方经过试飞后认为改进后的F-8B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当初美国打算提供给中国的F-16/79的水平。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仅仅提供航电和雷达系统并不能从整体上提升中国航空工业的水平。就在与美国联合改装F-8B的同时，与前苏联就引进米格-29和RD-33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接触也始终没有停止。虽然1987年的红场事件造成前苏联空军和防空部队上层结构的大变动，但是向中国出售新型米格飞机却作为一项任务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1989年戈尔巴乔夫对北京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从而宣布中苏和解时代的到来。这也为两国间进行各个领域的合作打开了方便的大门。

    与处心积虑的美国人相比，莫斯科在提供先进技术和装备方面要开明也方便的多。前苏联也非常了解中国的需要和其感兴趣的地方，毕竟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有关提供RD-33发动机的谈判在一开始就是以开诚布公的态度进行的。苏方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包括采购飞机和发动机或者单独购买发动机以至引进生产许可证在中国生产。这是当时除法国外第一个愿意以无条件向中国出售先进航空动力系统，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却因为政治原因单方面的中止了“和平典范”计划。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军事禁运一直到今天。这使中国领导人再一次感受到“背信弃义”的滋味，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美国人。格鲁曼公司向中国政府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实施对中国的制裁，但他们愿意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但条件是要中方增加2~3亿美元的投资，理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过多超出了原来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中止了该项目，而早先运送到美国的两架F-8B原型机和实验用1：1模型一直到1992年才交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可以说中国方面在花费了大笔的资金和数年的时候后却一无所获，这对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沉重的打击。